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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新感觉派的重写历史英雄和圣人, 张爱玲塑造的城市俗人群, 予且与苏青强调的" 为生存而生存" 的" 俗人哲学" 的分析入手, 揭示海派作家的日常生活意识和俗人意识。他们对于现代都市新市民虽自私但独立, 虽世俗又有理性, 虽物化又不失一种主动选择的把握和认定, 既证实了都市新市民自我意识的觉醒, 又暴露其局限和异化的倾向。体现了海派小说作为海派文化的意义载体或说是表征的精神特征, 反映了知识化了的新市民群体和世俗化了的文人群体相互间的影响和渗透, 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分化的一个方面。" 海派小说" 这一称谓虽然已经成为90 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专有名词, 但对其精神特征, 也就是说, 海派小说与其他文学派别相区别的根本, 还有待进一步的辨识和把握。本文试图从海派小说所表现出的相当一致的人性观、凡人意识, 甚至可以说是俗人意识, 及其日常生活意识①来揭示海派小说独有的现代精神特征。 以人的世俗性消解" 历史对象" 的光环 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是建立在海派作家对于人的观念的特殊把握和认定上, 这不能不提到弗洛伊德的影响。海派作家对弗洛伊德的接受往往是以历史英雄、文化界的伟人和宗教圣人所代表的人的理想价值的神话为其对立面的, 他们消解批判的是超越常人的英雄伟人所标举的理想和神圣的价值。 施蛰存是一位深受弗洛伊德影响的作家, 他因" 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 而创作的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 不仅自认" 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 的心理小说而已" ②, 别人也认为" 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处处可以合拍" ③。这些说法似无不当之处, 但更为细致的辨析会使我们更进一步接近也许施蛰存本人也未曾明确地意识到的他蕴涵在精神分析之后的价值取向。 《鸠摩罗什》的本事在《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都有记载, 就其行为事件来说, 施蛰存的创作基本上遵循了典籍所载的人物史实, 所以他的历史小说被特别看作是" 纯粹的古事小说" 。但是他毕竟不是在写历史, 与典籍所载的本事相对照, 最明显的是熟悉并深信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施蛰存为这位高僧增添了心理动机的内容," 从对人深层内心的分析来说明人的行为" ④, 不仅展示了道和爱的冲突, 更进一步显示出在道和爱之后的世俗心理和动机。《鸠摩罗什》是从后秦王姚兴西伐吕隆成功后, 鸠摩罗什受其相邀和妻子赶赴长安, 就任国师写起, 一路上他反省的是自己与表妹龟兹王女的一重孽缘, 而妻子的客死旅途终于使他们的孽缘" 完尽了", 也使他不再为自己" 已经变成一个平凡的俗人" 而担忧, 他开始自信" 他将在秦国受着盛大的尊敬和欢迎而没有一些内疚" 。到此为止, 施蛰存写的的确是爱和道义的冲突。但到了长安以后, 鸠摩罗什并没有像他所企望的那样, 真的做到" 一尘不染, 五蕴皆空", 反而时时受着一个完全" 沉沦了的妖媚的" 妓女的诱惑。为此, 国王赐他宫女, 又为了" 广弘法嗣"," 赐妓女十余人" 。这样," 日间讲译经典, 夜间与宫女妓女睡觉" 的鸠摩罗什, 为了坚定人民和僧人对他的信仰, 就不得不" 竭尽他的辩才", 去为自己辩护, 竟至不惜使用术士" 吞针" 的旁门左道来哄骗世人。这时, 鸠摩罗什才认出自己, 不仅对于情爱不专一, 而且" 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 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现在是为了衣食之故, 假装着是个大德僧人, 在弘治王的荫覆之下, 愚弄那些无知的善男子, 善女人和东土的比丘僧, 比丘尼" 。施蛰存对于鸠摩罗什的进一步审视, 事实上是进一步无情地揭开了高僧内心的爱和道义的冲突的面纱。他通过不时搅乱鸠摩罗什的妻子、妓女、宫女的幻象叠印的类比手法, 暗示出妻子、妓女、宫女之于鸠摩罗什同等的" 性" 的意义; 而鸠摩罗什真的是那么执着于" 道" 吗? 他被逼无奈以魔法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威望的行为已经说明, 他不过是" 为了衣食之故" 而传道。可见, 施蛰存所写的鸠摩罗什的所谓的爱和道义的冲突本质上是人的根性, 俗人的性质--- 性和食的冲突。施蛰存通过鸠摩罗什对自己层层逼近的反省, 展示出人如何焦虑万分地受着本能的夹击, 如何处心积虑地谋划着实现它们双方面的满足的人本窘境。 施蛰存接受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念, 为有关鸠摩罗什的本事所增添的心理动机的内容事实上是对历史上这位" 传法东土" 的高僧的" 重写", 因为施蛰存不相信有" 从内心到外表都是英雄思想" 的" 彻头彻尾的英雄" ⑤, 所以在他的重新叙述下, 这位" 出世英雄" 对自己世俗心理和动机的反省就彻底改变了他的形象和行为的性质。鸠摩罗什的破戒, 典籍强调的是" 被逼行事" 和谶语应验, 施蛰存则显示其与" 最最卑下的凡人" 无异的主体欲求和性质。典籍载鸠摩罗什焚身后舌不焦烂, 是为证明鸠摩罗什所译的经论无谬而显示的神迹⑥, 而在施蛰存的笔下则成为对于这位高僧的讽刺和嘲弄。有意思的是施蛰存的鸠摩罗什竟为历史学界所熟知, 在《历代高僧传》中, 为鸠摩罗什做传时也提到" 现代作家施蛰存则在小说中写他身上佛性与人性的冲突, 以及他潜意识中的人性萌动, 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⑦。可见, 施蛰存对这位高僧的亵渎令佛门历史是多么的难堪。 施蛰存在鸠摩罗什身上所尝试的这种用揣测" 行为主要意图和有效动机" 去" 鄙视和贬低一切伟大事业和伟大人物" 的做法, 虽得自于弗洛伊德, 但并非自弗洛伊德始, 黑格尔早就把它称作是一种" 心理史观", 并认为这种所谓的" 心理史观", 就是" 佣仆的心理, 对他们说来, 根本没有英雄, 其实不是真的没有英雄, 而是因为他们只是一些佣仆罢了" ⑧。如果说, 黑格尔的说法带有明显的贵族气的优越感的话, 那么现代哲学家的较为中性的说法, 即是" 当代大众有一种欲望, 想使事物在空间上和人情味儿上同自己更近", 因此, 他们消解一切带有神圣光环的事物和人物, 尤其是消解" 历史对象的光环" 正是这个亵渎运动的一个主要的方面⑨。施蛰存的系列历史小说也是这样的心理史观的产物。 如果把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和其他人运用同一题材而创作的小说加以比较会更能显示出这一倾向。施蛰存和郭沫若都曾以史载的阿褴( 阿盖) 公主的事迹作为自己创作的本事。《新元史》、《大理府志》烈女栏以及野史均把阿褴( 阿盖) 公主叙述为" 把自己的生命来殉了她的丈夫" 的烈女。郭沫若在《孔雀胆》中不仅接受了这个历史形象, 而且为了突出其节烈的品质而不顾史实增繁渲染得淋漓尽致。阿盖公主不仅机智地揭露了暗杀丈夫的仇人的阴谋, 并在为丈夫报仇之后从容自杀。施蛰存笔下的阿褴公主却一直在是做" 一个忠实于自己的种族的女子", 还是" 为了自己的恋爱和幸福"," 站在丈夫这一面" 的权衡中, 最后才做出了选择。更重要的是施蛰存对阿褴公主结局的处理。本来史载阿褴公主的死有两个说法: 一说是阿褴公主得知段功死讯, 做了一首辞世诗后自杀身亡; 一说是绝食而死。施蛰存没有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说法而篡改为当阿褴公主得知段功被害, 要为丈夫报仇时, 被仇人识破, 反将毒酒灌进了她的口中。让阿褴公主由自杀到他杀的改动无疑使阿褴公主的烈女形象大打折扣。由此可见, 郭沫若和施蛰存都有忠实历史的叙述, 也都有违背的地方, 在他们不同的忠实和违背之中鲜明地表现了各自的价值取向。郭沫若用段功和阿盖公主的历史故事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 而施蛰存恰恰是以日常生活的意识心理消解了阿褴公主那些超越日常的行为, 给我们展示了发生在一个" 平凡的俗人" 身上的美丽哀惋的故事。无怪郭沫若听说施蛰存有一篇和他的《孔雀胆》出自同一故事的小说, 找来看了后说, 施蛰存" 《阿褴公主》的主题和人物的构造, 和我的完全不同, 甚至于可以说是立在极相反的地位"," 在积极方面对于我毫无帮助" ⑩。施蛰存的其他历史小说, 其路数也都如上所述, 作者以日常生活的意识把一切有违其逻辑, 或超越其形态的" 神圣" 、" 神奇" 的历史叙述和传说改写为常人的和日常生活的形态, 这种一致性可以说是他的人性观的投影, 反映了他对人的世俗性具有稳定性的看法。它不仅渗透于他的创作中, 在他的散文中更直接地表露出来。比如, 他对30 年代的文坛针对左翼所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文学及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发表自己的见解说: 蒲松龄笔下之鬼, 若当时直接痛快地一概说明是人, 他的小说就是" 鸳鸯蝴蝶派", 因为有饮食男女而无革命也。人有三等, 上等人有革命意识而无饮食男女之欲, 中等人有革命意识亦有男女之欲, 下等人则仅有饮食男女之欲而无革命意识。写上等人的文章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 写中等人的文章叫做革命的浪漫主义, 写下等人的文章叫做鸳鸯蝴蝶派。所以蒲松龄如果要把他笔下的鬼一律说明了仍旧是人, 必须把这些人派做是上中两等的, 才可以庶几免乎不现实不革命之讥, 虽然说这些人的革命意识到底还是为了饮食男女, 并不妨事。 施蛰存批评" 有革命意识而无饮食男女之欲", 认定这些所谓的上等人" 到底还是为了饮食男女", 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在他眼中人本质上都是" 为了饮食男女" 的所谓" 下等人" 、俗人, 这与他对历史叙述中的英雄传奇的消解是同出一辙的。 如果说, 施蛰存相信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解释清楚了" 人的心理的真正情况", 不再" 简单的把人的行为看成是简单的心理活动", 也即是否定了人的动机和效果的一致论, 那么, 刘呐鸥和穆时英则更多地接受了弗洛伊德学说中" 过分依据天生的生物本能, 来说明人的行为" 这一倾向, 也即是把人看作是" 有固定的本能内驱力的生物体" 。穆时英在谈到关于人的观念的进化时就曾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 他说:" 神造的生物的观念进至细胞组成的, 更进而知道人体底生理的构造, 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便获得更深一层的支配。" 因而, 他和刘呐鸥经常从生物性的角度去解释人的行为。 穆时英的《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以象征手法描写了男人与女人所分别代表的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之间的抗衡和征服。很显然, 这篇小说的题旨既来自尼采, 也是对尼采主义的消解。穆时英清楚地标明, 男人所代表的" 变成骆驼" 的灵魂来自尼采的" 精神之三变" 说。小说中男主人公所选择的苦涩的骆驼牌香烟, 象征了他所信奉的是尼采所说的人的精神应当经历三种变迁中的灵魂变成骆驼的第一种精神。他说," 我们要做人, 我们就是抽骆驼牌, 因为沙色的骆驼的苦汁能使灵魂强健, 使脏腑残忍, 使器官麻木" 。而女人在尼采看来正是与这种" 负担着太多外间底沉重底名词和价值", 并欣喜着自己的力量的" 沉重的精灵" 相对立的, 他认为" 快乐却是女性"," 只有够男性的男人, 才能在女人中将女性一一救赎" 。小说中的女人也即是尼采所说的" 女性"," 她在白磁杯里放下了五块方糖, 大口地, 喝着甜酒似地喝着咖啡"," 光洁的指尖夹着有殷红的烟蒂的朱唇牌, 从嘴里慢慢地滤出莲紫色的烟来" 的生活姿态象征了她" 以为人生就是一条朱古律砌成的, 平坦的大道似地摆在那儿" 的生活态度。在小说中穆时英让信奉尼采的男人向女人宣扬他的骆驼精神, 批判女人所代表的自欺与享乐的精神, 可是一顿饭下来, 在" 她教了他三百七十三种烟的牌子, 二十八种咖啡的名目, 五千种混合酒的成分配列方式" 以后, 他们" 坐到街车上面, 他瞧着她, 觉得她绸衫薄了起来, 脱离了她的身子, 透明体似的凝冻在空中。一阵原始的热情从下部涌上来, 他扔了沙色的骆驼, 扑了过去, 一面朦朦胧胧想: 也许尼采是阳痿症患者吧!" 以对生理缺陷的猜测去暗示尼采超越常人的思想是出于他不正常的生理, 这个结尾不仅背叛、消解了尼采主义, 更是一种亵渎的行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