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年夏天在北京西郊宾馆的一次比较文学会议上，来自纽约大学的张旭东博士介绍了正在西方学术界卷起思想旋风的“帝国理论”，当即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这是我最早听到关于帝国理论的介绍。后来陆续看到一些相关的讨论，可惜一直没有读到《帝国》这本书，无法置喙一词。最近，终于读到了中译本，尽管译本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帝国理论的原始文本，避免了人云亦云之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译本功莫大焉。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2000年在美国出版，很快被译成近二十种语言，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思想圈最受嘱目的焦点。它的作者一个是美国的麦克尔·哈特，一个是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奈格里(Antonio Negri)是著名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家，1979年意大利政府以武装反政府恐怖组织领导人之名将其逮捕入狱，1983年因为当选激进党的国会议员被释放，但是马上又被剥夺议会豁免权，开始长期流亡法国。在巴黎流亡14年后，他决定返回母国，希望以他自已的行动来解决意大利长期以来的政治犯问题。可是，事与愿违，他在1997年7月再次被捕，至今还被关在罗马的瑞比比亚监狱。哈特(Michael Hardt)是美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任教于杜克大学文学系，是公认的德勒兹(Deleuze)专家，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将意大利的政治思想介绍到英语世界，奈格里的有些著作也是出自他的译笔。 当然，《帝国》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作者的传奇身世，而是源自它内在的强悍的理论力量。 《帝国》英文原版封底内页的宣传文字将这本书称为 “新共产主义宣言”，其写作的目的在于寻找迈向全球民主社会的另类政治典范;他们自己声称是共产主义份子，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帝国理论”能为我们重新描述和分析巨变中的世界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在帝国体制的构造中对众说纷纭的全球化问题提出历史性的解释。 那么，什么是帝国? 最简单地说，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所谓的帝国。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显然，这个帝国的概念假定了一个体制，这一体制成功地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帝国的概念与其说它是发源于征服的历史的政权，不如说它是一个成功地终止历史并因此永远固定正在存在的事态的秩序;帝国的规则操纵着世界全部的社会生活;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血泊之中，但帝国的概念一直是用于和平的，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 帝国理论的基本命题建立于作者对世界运作历史逻辑转变的分析，它从社会生产、思想与文化的不同场域来追溯由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过渡，也就是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其间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性劳动，被信息资本主义的非物质性劳动所取代;社会的管制形式由规训社会深化为控制社会;政治权利伸展的性质也由结构性的操作，延伸到微观、网状的生物权力， 渗入到社会身体当中等等。 作者的“帝国”概念，与承载着历史的长期想象的“帝国主义”是不一样的，两者之间既有连续性，也有断裂性。帝国主义的基础在于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论，它有相当清楚的国界或边界，它其实就是欧洲民族国疆界的延伸;而帝国不在领土地域的层面上来建立权力中心，特别是它不以民族国家的国界为区分，而是致力于打破疆界的壁垒，将整个地球都纳入其中。对于作者来说，帝国主义已经过去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以欧洲的一些国家曾经有过的方式，成为世界的领袖。 当然，理论终究是理论，一旦把它置于现实的情境，总是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尴尬。“ 911”前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不断提醒我们：帝国主义并没有结束，美国与帝国主义难解难分。这些尴尬并不意味着对于帝国理论的否定，毕竟它所指出的正在浮现的新社会逻辑，有助于思考全球化过程带来的普遍性焦虑，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现象描绘的理论框架，将对于全球化问题本身的讨论扭转到帝国的讨论，并且提出了想象性的战略。帝国理论及其论证是相当深刻而复杂的，它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它的具体结论，而在于为我们思考全球化的进程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 从现代到后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一种全球化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正在我们眼前生长成形，无边无垠，永无止境……。 ( [美]M·哈特 [意]A·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 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