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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特别提供 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2000年为“和平文化年”而2001年为“文明对话年”，充分显示和平及对话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心愿，同时也深刻地反应了人类全体对种种矛盾冲突和抗争的残酷事实仍深感忧虑和恐慌。因此，“地球村”的出现带来了全球生命共同体的曙光，但科技、信息、金融、贸易、投资、交通、旅游、通信、移民、生态、娱乐、疾病、毒品和暴力种种全球化的趋势，虽然助长了世界各角落攸息相关的共识，却没有促成天下一家的信赖社群。摆在眼前的现状是全球化并未达到东西南北整合融会的大同世界，而异化、分裂、差别和歧视的情况却日趋严重，亘古以来，人类全体同舟共济的必要没有比今天更迫切，而国际社会分崩离析的危险也没有比当前更严峻。进入21世纪，如何化解由于各类矛盾所引发的紧张是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挑战。 一九七五年联合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高峰会议，集中讨论贫穷、失业和社会解体三大议题。地球村的出现虽然为全球社群的整合创造了条件，但迫使家国天下各层次既有的社会组织都面临解体的危机却日趋严重。必须仔细思考的新课题是：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正激烈加深根源重识并导致本土化的积极回应。种种根源意识，浓郁的‘原初联邦''，如族群、性别、语言、地域、阶级、年龄和信仰，不仅在第三世界引起又有伤身的‘认同政治''，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国家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譬如种群在美国，语言在加拿大，原居民主权运动在澳洲、南非，贫富不均在意大利、‘新新人类''在日本、宗教冲突在爱尔兰、性别政治在北欧都是必须善加处理的棘手问题，如果当政者掉以轻心，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洲、意大利、日本、以色列和北欧都可能面临失控的危险。 全球化并非同质化，也未必即是一体化。现代化有别于西化，全球化也不是现代化的延伸而已。因此，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都具有冲破界域和打开网落的潜能。这股潮流正从欧美扩展全球，颇有点不可挡的威力。然而全球化不仅没有消解差异而且加深了认同意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像水胀船高般把利益普及全球。相反地，贫富不均的距离在世界、区域、国家和地方各层次都急速增大。 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两股既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成的潮流在世界各地激起浪花，既释放出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又爆发出闻所未闻的破坏力。令人眼花缭乱，好像无所适从。我们必须摆脱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和因果判断明确的线性逻辑，而采取即此而彼，因缘凑合的网络思维来认识，理解和诠释这一复杂纷繁、变动不居的现象。 联合国选定二ＯＯ一年为‘文明对话年''是由伊朗提案而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的决议。一九九Ｏ年我应夏威夷东西中心主任李浩之邀出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所长时即明确标示，‘文明对话''是重建科究课题。我和神学家优维.柯森合作举办了一系列以世界宗教为主旨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及儒家的学者和思想家进行宏观和具体的比较研究家，并探讨了‘轴心时代''的文明和原居民传统之间的深层关系。 根据德国哲人雅士伯斯的提法，所谓‘动心时代''的文明是指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在世界各地的独立涌现的精神传统，如南亚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希腊哲学及中东的犹太教（后来发展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几大精神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至今影响深厚。因此在一九四八年雅士伯斯还特别举出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和耶稣为塑造世界文明最具权威的典范人物。 ‘轴心时代''的文明皆源远流长而且多元多样。表面上，苏格拉底的雅典哲学好像和今天的希腊没有什么关系，但正如怀特海所说的整部西方哲学也可以解释为对苏格拉底的传人-柏拉图的学说所作的注脚。基督教和佛教在当今全球社会的作用现而易见。儒学发展的前景如何虽然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儒教文化圈''（包括工业东亚 — 日本、南韩、台湾和社会主义东亚 — 中国大陆、及北韩，并且因文化理由也包括新加坡和越南），则已是国际论坛通用的视点。在二十一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播当更为广泛，这点雅士伯斯没有预见，因此除了他所提到的四位典范人物以外，至少还应添入默罕穆德。至于印度教在印度尚香火鼎盛则是有目共睹的现象。 ‘轴心时代''的文明虽各自独立，但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痕迹也斑斑可考。譬如，从犹太教之内异军突起的基督教曾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渗透，中世纪的神学即无法形成，因此说，罗马天主教（和在俄国及东欧流传的东正教大异其趣）和希腊哲学的融合是有根据的。再举一个例子，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希腊哲学的人文精神重新勃起的显例，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却是靠阿拉伯文明而保存下来的。因此，伊斯兰传统对开发现代西方的价值源头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至于中国文化圈深受印度精神文明的影响而发展出波澜壮阔的佛教传统则是人类历史上文明对话中意味最为深长的例证。这一和平渐进的文明对话和交流在哲学、美学、语言、建筑和日常生活各层面都发挥了巨大的转化功能，值得人类大书特书一番。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佛教在中国播种、萌芽、开花、结果并非印度传教士的功业所致。正好相反，中国的大师大德冒险犯难到西天取经的热忱信念和毅力才是大乘佛教能在中国发展华严、天台和禅、净土等伟大宗派的基本动因。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心灵的‘印度化''不仅没有丧失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且为宋明流传朝鲜、越南及日本各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儒家本身的成长也可以看出交流和对话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儒家，所谓洙泗源流，本来是山东曲阜一带的地方文化，从邹鲁之乡通过好几代士君子的努力，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这一发展并非只是孔孟之道内在逻辑的呈现，而是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和道家、墨家、法家，以及阴阳五行等等思潮之间的互动（既矛盾冲突又融会贯通）才逐步形成的。儒家从中华文化的主流因受佛道两大思潮的影响而成为潜流和旁支长达数百年之久。‘儒门淡泊''的弱势在十一世纪才开始有根本的改变。宋明儒学的复兴使得淡泊的儒门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也是交流和对话的结果。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大放光明的儒学传统因欧风美雨的袭击而黯然失色。几十年来为东亚知识精英所唾弃的命运才刚刚纾难。进而从东亚走向世界则对西方启蒙精神能否作出创造性的回应。为先决条件，儒学是不能有第三期的发展（第一期从曲阜到中华大地，第二期从中国到东亚，第三期则从东亚到全球）也必须要通过交流和对话。 从各种迹象显示，我们现在已迈进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西化和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以启蒙精神为主的欧美文明被奉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典范已受到了置疑，取而代之的绝非如福山的‘历史终结''所期望的冷战后美国一枝独秀的景象，也未必即是亨林顿‘文明冲突''所显示的地缘政治。因为福山和亨林顿都未摆脱西方（特别是美国）霸权的窠臼。 在新轴心时代之中，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为轴心时代的精神传统（包括西方之外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道家和儒家）所孕育的认为意识会与日俱增。只有通过对话才能为全球社群开辟一条和平共存、同舟共济的康庄大道。因此，文明之间的矛盾不可能遽然消解，但减少因矛盾而激发的冲突，避免因冲突而导致的抗争是人类长治久安的当务之急。 儒家所体现的具有涵盖性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可以提供全球社群的丰富资源。因此，目前大家耳熟能详的普世价值如自由、理性、法治和人权都来自西方的启蒙。其实，大多数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也来自欧美，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但，面对生态环保的挑战，反宗教的人本中心主义，和征服自然的科学主义已失去了说服力。突出工具理性而轻忽慈悲、同情，强调人权而不顾及责任，重视自由而漠视正义，不仅和儒家伦理背道而驰，也不符合女性主义的精神。在多元宗教的现实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以及‘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才是文明对话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 我们希望全球化不导致霸权而能促成地球村的大同理想，我们也希望认同意识不堕入排斥性自我封闭而能加深安身立命自尊自重。霸权和反霸权的暴力所形成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回给带来浩劫。相反地，大同理想和健康的认同意识则可为人类社群开创多采多姿的文明景观。 儒家的人文精神是又四个侧面所组成的和合关系： 1、个人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的融会贯通。 2、个人与社会（家国天下）的健康互动。 3、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 4、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 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这种人文精神的当代诠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