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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风平浪静的《读书》杂志不久前因为某媒体刊发“《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传言而突然进入公共视野，围绕着《读书》如何定位、小众学术化等问题引起新的争议和对峙。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读书》对社会巨变的回应、国际事件的呼应和对思想深度和广度拓展，事实上远高于现在读者怀念的老《读书》。 6月30日，《读书》主编之一汪晖和其他编辑来到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学者一起参加“《读书》十年(1996-2005)文选座谈会”。 与外界对《读书》的诸多批评相左，与会学者力挺现在的《读书》风格和主编汪晖，为“《读书》读不懂”进行了辩护，华东师大教授王晓明表示，不能用《读者》标准评价《读书》。 近十年，《读书》是唯一的 不可否认的是，28岁的《读书》对中国20多年来知识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与会的许多学者自称看着《读书》成长进入学术界。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倪文尖回忆道，“我和《读书》一起长大。《读书》整合了知识界各种资源。”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则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不是唯一的，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读书》就是唯一的，它对拓展中国思想界的深度和广度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读书》对社会巨变的回应、国际事件的呼应和对思想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事实上远高于现在读者怀念的老《读书》。 汪晖表示，上世纪90年代《读书》就开始讨论“三农问题”、反思苏东改革、讨论亚洲问题等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片面过度西方化，或者说美国化，但《读书》在1996年开始做亚洲问题讨论，把中国知识界的视域拓展到西方或者美国之外，开始关注周边国家。 “《读书》对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相对及时地做出回应。”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高瑞泉也表示，《读书》在这十年中最大的成就是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则以自己办杂志的亲身经历表示，“这十年是充满辩论的十年，许多杂志都在不同方面介入了讨论，而《读书》是其中的一面旗帜，它适当保持了与社会对话的紧张关系，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 “说读不懂是一种姿态” 《读书》“不好读了”、“难懂了”，这是近几年来老读者对《读书》杂志最大的抱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读者的流失，并进而传出所谓经营不佳而换帅的“流言”。出人意料的是，昨天与会的学者们作为杂志忠实读者一致为“不好读”辩护。 《读书》一位编辑表示，之前他翻阅1987年的一期《读书》，“那期编后记这样写道：很多读者写信反映文章不好读。好读不好读，不是现在的问题。”这本杂志到底应该是坐着读还是躺着读?该编辑认为，在变化的社会中，知识读物需要适应这个变化的社会，它应该在可读性和内涵之间作出选择。 “《读书》不是《读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如此回应对《读书》难懂的批评，“它十多年来自觉对最尖锐的文化问题展开讨论，成就了《读书》在思想界的地位，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无法比拟的。” 而张汝伦教授直言，某些知识分子竟然以不好读为借口来攻击一份杂志，这是精神世界出了问题。蔡翔则认为，这十年中，《读书》最可贵的地方是，它更集中于知识层面的深入讨论，“仅仅以读得懂好看为标准，那对《读书》的要求太低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批评《读书》不好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批评，“现在标榜自己读不懂《读书》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效攻击武器，成为一种姿态。以前，他们以人民的名义、以大众文化名义批评知识界，所以大家不要陷入这个陷阱之中。” 但与会的一位特殊读者、著名对日维权人士王选则对与会学者的观点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学者单纯的讨论看得懂看不懂是没有意义的，“《读书》应该拿出数据来讲话，哪些人在看它，哪些人说看得懂，哪些人看不懂，在数字前再讨论这个问题才有意义。 但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则表示，《读书》的问题不在于读懂还是读不懂，而在于制约《读书》发展的背景有哪些。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界中，读者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也差不多，1990年代以来，公共文化界和知识界开始解体为各个单一学科，学科内讲着行业“黑话”。“有意思的问题是，不仅要分析《读书》本身，也要分析《读书》背后中国知识界的变化。” 而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看来，《读书》目前的阅读状况其实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界的生态状况。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无论城市和农村、东部还是西部，知识分子都能平等地阅读，因为大家都有相似的知识水平，“但现在的《读书》是大城市的《读书》，它所讨论的问题对西部农村的小知识分子而言是天书，从这个变化也可看到，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向大城市的聚集，就和经济发展一样。《读书》事实上已经无奈远离了内地农村的小知识分子，这是讨论‘看得懂看不懂’背后蕴含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