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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9世纪的一系列经典性叙述中，疆域辽阔、民族复杂的专制主义帝国体制与“亚洲”这一概念密切相关，这两个范畴正好产生于与希腊共和制和君主国家这一欧洲形式的对比之中--在19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共和制或封建君主国家都被视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前身，这种欧洲民族—国家是区别于任何其他地区的独特的政治形式。在这种自我确证的论述方式中，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形式，帝国体制（奥斯曼、中国、莫卧儿、俄罗斯等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帝国）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结构，44以及韦伯所论证的那种渊源于新教伦理的经济理性主义。因此，近代性的资本主义仅仅是西欧独特的社会体制的产物，从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以封建国家为历史前提的民族-国家体制之间存在必然的或自然的联系。这一论述有意或无意忽略的是：迄今为止的所有政治体制都是历史中的互动关系的结果，而罗马帝国、伊斯兰帝国、中华帝国和其他帝国形式恰恰是所谓“全球化之前的全球化”的最为重要的载体。那种将现代性归因于单一的文化或制度条件的论述方式，即使包含了深刻的洞见，也仍然是高度化约的。 由于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扩张被视为世界历史的高级阶段和目的，从而亚洲及其上述特征则被视为世界历史的低级阶段。在这一语境中，亚洲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而且也是一种文明的形式，它代表着一种与欧洲民族-国家相对立的政治形式，一种与欧洲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形态，一种从无历史状况向历史状态的过渡形式。如果说帝国/国家二元论侧重于政治结构和认同模式的描述，亚洲/欧洲二元论侧重于地理关系的描述，那么，文明论的框架则将上述政治结构、认同模式和地理关系组织在传统与现代的时间逻辑之中。一方面，在从封建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西欧语境中，专制主义概念紧密地与广大帝国的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国家"这一与帝国相对立的范畴获得了它的价值上的和历史上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当欧洲资本主义的触角逐渐覆盖整个地球之时，这一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也就成为欧洲或西方确立自己的认同并建立自己的“世界历史”时的内在结构。这一亚洲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叙述为欧洲知识分子、亚洲革命者和改革者，以及历史学家提供了描述世界历史和亚洲社会、制定革命与改革方略和勾画亚洲的过去与未来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亚洲帝国的叙述内在于欧洲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叙述，并为殖民者和革命者制定他们的截然相反的历史蓝图提供了相近的叙述框架，这个框架的三个中心主题和关键概念是帝国、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19世纪至今，几乎所有的亚洲话语都与这三个中心主题和关键概念发生着这样的或那样的联系。因此，亚洲农业帝国的形象又是在18—19世纪欧洲人形成新的欧洲认同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在19世纪欧洲的历史、哲学、法律、国家和宗教论述中，帝国—国家二元论不仅构成了结构性的对比关系，而且也被纳入到一种时间的目的论之中，从而欧洲“世界历史”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政治形式的演进为基本线索建构起来的时间叙事。在德国形而上学的传统中，这一以政治形式为内涵的普遍历史被包裹在19世纪德国“精神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框架之中。例如，在欧洲语言学对欧洲语言与梵语之间的联系的发现的启发之下，黑格尔将这一历史语言的联系与19世纪欧洲知识的另外两个发现——种族理论和历史地理学——联系起来，将亚洲帝国视为欧洲国家的得以最终产生的历史起点： 近二十余年以来，关于梵语以及欧罗巴语和梵语的联系的发现，真是历史上一个大发现，好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一样。特别是日尔曼和印度民族的联系，已经昭示出来一种看法，一种在这类材料中能够获得很大限度的确实性的看法。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知道还有若干民族没有形成一个社会，更谈不上形成一个国家，然而它们早就如此存在了。……在方才所说的如此远隔的各民族，而它们的语言却又有联系，在我们的面前就有了一个结果，所谓亚细亚是一个中心点，各民族都从那里散布出去，而那些原来关联的东西，却经过了如此不同的发展，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45 据此，亚洲所以构成了“起点”有两个条件：第一，亚洲与欧洲是相互关联的同一历史进程的有机部分，否则就不存在所谓起点和终点的问题；第二，亚洲与欧洲处于这一历史发展的截然不同的阶段，而构成这一阶段判断的根据的主要是“国家”，即亚洲所以处于“起点”或缺乏历史的时期是因为它还不是国家、还没有构成历史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当亚洲地区转变为“国家”的时候，亚洲也就不是亚洲了——亚洲这一范畴本身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复归过程的象征性的表达。为了论证绝对精神发展的历史，黑格尔认为需要“历史的地理基础”，即“精神”得以展现的场地，从而以地理学的形式将“时间”建构为“空间”： 在世界历史上，“精神的观念”在它的现实性里出现，是一连串外部的形态，每一个形态自称为一个实际生存的民族。但是这种生存的方面，在自然存在的方式里，属于“时间”的范畴，也属于“空间”的范畴。46 按照这一将“空间”组织为“时间”或将“时间”展现为“空间”的“哲学的历史”，绝对精神的发展穿越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即包括中国、印度和波斯等在内的“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代表着现代世界精神的“日尔曼世界”。“日尔曼世界”是先前各个世界的重复，亦即绝对精神的自我复归。亚洲的表面特性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而深层的结构却是专制性的帝国。正是在帝国—国家的内在对比之中，黑格尔才能将产生于亚洲的欧洲视为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或“绝对的西方”。“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47 为什么黑格尔能够如此自然地将“时间”组织为“空间”，并在“世界历史”和国家政治制度的范畴内解释精神的发展？从黑格尔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知识前提来看，这一转换至少包含了两个条件：第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主要源泉之一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它是从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发展而来，其目的是通过世界历史与个人精神历史的一种类比关系的建构来解决从个人主义论述中产生出的哲学困难。个人作为一种普遍单位将世界及其无限丰富性想象为一个普遍主体的历史，而政治形式——亦即作为专制政体、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国家形式——则是这一普遍主体在自我展开过程中的时间轴线上的阶段性标志。正是在这一人类中心主义和政治形式主义的传统之上，黑格尔才能够将不同区域和不同历史形式理解为一个精神发展的过程，并以此来克服由于市场扩张、劳动分工和个人主义而产生的社会分裂。48在欧洲思想中经常处于对立位置的个人与国家在这里从属于同一历史进程本身。黑格尔从斯密那里借来了“市民社会”（以及与市场直接相关的财产权和契约关系）的范畴，但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是国家的角色、政治领域和身份认同。19世纪的德国人生活在分裂的而且弱小的国家里，它们之间缺乏一种集中的政治媒介为德国文化提供统一的构架。正是在这一条件下，黑格尔将国家及其法的体系置于历史进化的最高范畴，以一种国家统一型的民族主义回应18世纪以降中欧和德国分裂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文化统一人们对家族、地方和宗教的多重认同。他在哲学层面对总体(wholeness)的恢复亦即对国家的总体性的恢复，其功能是提供市民社会的政治架构，克服市场及其分工体系所造成的人与他人的分裂。在他看来，离开国家及其法律机制，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子式的个人就无法构成市民社会。“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这种制度首先可以看成外部的国家，即需要和理智的国家。”49 其次，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日尔曼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所做的归纳加以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的以政治形态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描述与斯密以生产形态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描述有着内在的联系。斯密把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欧洲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从而以一种历史叙述的形式将现代、商业时代与欧洲社会等概念内在地联系起来。一方面，斯密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经济的描述是一种历史描述，但另一方面，他所提供的市场运动模式是一个抽象的过程：美洲的发现、殖民主义和阶级分化都被描述为关于无穷尽的市场扩张、劳动分工、工艺进步、税收和财富的上升的经济学描述，一种有关世界市场的循环运动的论述就在这一形式主义的叙述方式中建立起来了。在这一叙述方式中，市场模式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内在的规律；殖民主义和社会分化的具体的空间关系在这里被转化为生产、流通、消费的时间过程。因此，时间与空间的互换关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殖民主义的区域关系的历史联系之上：一方面，在斯密描述的资本活动过程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时间关系必须经过海外殖民和市场扩张等空间活动才能完成；另一方面，这种由资本主义市场和劳动分工所构筑的空间关系又不是外在于资本的连续活动的关系，从而地域上的空间关系可以被转化为市场活动中的时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通过对斯密所描述的这一重复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的观察，黑格尔发现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本身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无穷膨胀势必导致人口的上升、分工的限制、阶级的分化，从而迫使市民社会越出自己的边界、寻找新的市场、实行殖民政策。“于是工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提高自身而超出于营利之上。它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此外，追求利润又使工业通过作为联系的最巨大媒介物而与遥远的国家进行交易，这是一种采用契约制度的法律关系；同时，这种交易又是文化联络的最强大手段，商业也通过它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50在这里，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经济活动、消费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联系诠释为“贸易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从而为将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法哲学和国家的科学组织到他的“世界历史”或“绝对精神”的发展构架之中提供了前提。51 按照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构架，由自主的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及其法律体系成为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内在结构，这个政治共同体不是一个纯粹人为的构造，而是一个综合的演化过程的产物，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目的本身。52黑格尔的东方概念是对欧洲思想中的亚洲论的哲学总结，其核心是以欧洲的国家结构与亚洲的国家结构进行对比。由于黑格尔有关市民社会和市场、贸易的论述源自苏格兰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从而他的专制主义的亚洲概念与特定的经济制度之间是存在着呼应关系的。在《国富论》中，斯密谈到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农业性质与水利工程之间的联系，用以区别于欧洲城市的行业特点，即制造业和外贸。他对狩猎、游牧、农耕、商业等四个历史阶段的区分同时配合着对不同地域和民族状况的界定。例如，在谈论"最低级最粗野的狩猎民族"时，斯密提及了"现今北美土人"；在论述"比较进步的游牧民族的社会状态时"，他举出了鞑靼人和阿拉伯人；在谈论"比较更进步的农业社会"时，他又提及了古希腊和罗马人（稍前的章节中还提及了中国的农业）。至于商业的社会则是斯密称之为"文明国家"的欧洲。53在黑格尔的视野中，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纳入到有关国家的政治视野之中：狩猎民族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低级最粗野的"民族，是因为狩猎和采集的人群规模较小，无法产生构成国家的那种劳动的政治分工，用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话说，"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问题，建立稳定的、专门负责维持秩序的机构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54正由于此，黑格尔在叙述他的"世界历史"时断然地将北美（狩猎和采集是其生活方式的特征）排除在外，而将东方--帝国体制加农业生产方式--置于历史的起点。如果说斯密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经济的或生产的形态，那么，黑格尔则以地域、文明和国家结构命名不同的历史形态，但他们都把生产形态或政治形态与具体的空间（如亚洲、美洲、非洲、欧洲等）联系起来，并将它们组织在一种时间性的阶段论的关系之中。无论从哪一种立场出发，上述作者都对“亚洲有自身的历史吗？”这一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因为历史必须以一个主体为前提，而在19世纪的欧洲政治语境中，所谓主体即民族—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回答并不产生于对亚洲或中国历史的具体叙述，而是产生于对“世界历史”的建构、产生于对欧洲在这一“世界历史”中的“终点”地位的建构：作为起点的亚洲是一种将农耕生产方式整合在帝国政治结构中的形式，而作为“终点”的欧洲则是将资本主义放置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之中的普遍法则。这一历史法则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逻辑而被“自然化”的呢？ 马克思在阐述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演变时，采用了亚细亚的、原始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四个历史阶段，从而表明他的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产生于对斯密和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综合。根据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归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建立在15世纪以降欧洲思想史对亚洲特性进行的一系列概括的广泛前提之上：国家土地所有制（Harrington、Francois Bernier、Montesquieu）、缺乏法律约束（Jean Bodin、Montesquieu、Bernier）、宗教取代法律（Montesquieu）、没有世袭贵族（Niccolo Machiavelli、Bacon、Montesquieu）、奴隶般的社会平等（Montesquieu、Hegel）、孤立的村社（Hegel）、农业占据压倒工业的优势（John Stuart Mill、Bernier）、公共水利工程(Adam Smith、Mill)、炎热的气候环境（Montesquieu、Mill）、历史静止不变（Montesquieu、Hegel、Mill）。所有这些特征都被这些不同的著作家们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表现，并可以追溯到希腊思想对亚洲的论断。55 "'专制主义'概念的明确出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站在外面对'东方'的评价。人们发现了真正的希腊世界本身（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说法）的古典古代，一个主要的经典说法就是亚里斯多德的著名论断：'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56亚洲人的"奴性"是从亚洲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这一历史观察中推衍出来的，而亚洲社会结构--包括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次又一次深刻的、内在的、革命性的变化完全不在这一历史观的视野之内。安德森没有提及马克思是否汲取了亚当·斯密对生产方式的描述，也没有涉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如何将黑格尔的以上层结构为线索的历史逻辑放置在生产方式演变的框架之内，从而颠倒了黑格尔思想中的上层结构与基础之间的关系。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斯密的综合和对黑格尔学说的“颠倒”并没有改变将政治形式和生产形态纳入时间的轨道的欧洲政治思想的核心逻辑。 20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不同形式的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列宁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均服从于这一以国家政治形式为中心的时间逻辑。在列宁的资本主义与世界革命的思考框架内，落后地区（亚洲农业帝国）改变自身社会结构、寻求资本主义发展的努力同时也成为针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革命”的内在要素。但这一新的对“世界历史”阐释仍然建立在帝国/国家、农业/工业或商业的二元论之上，因为列宁对亚洲革命的期待、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批判全部建立在以民族自决形式创造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一核心论题之上。在中国辛亥革命爆发（1911）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之后不久，列宁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亚洲的觉醒》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等文，欢呼"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57诅咒"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正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58列宁的判断是他日后形成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雏形，按照他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地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斗争就被组织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之中了。这一将欧洲革命与亚洲革命相互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的方式可以追溯到马克思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列宁与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的取向相反的结论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共识之上，即亚洲的近代乃是欧洲近代的产物；无论亚洲的地位和命运如何，它的近代意义只是在与先进的欧洲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例如，列宁把俄国看作是一个亚洲国家，但这一定位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的方面、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进程方面来加以界定的。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他说："俄国在许多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59尽管列宁对中国革命抱有热烈的同情态度，但当问题从亚洲革命转向俄国社会的内部变革时，他的立场是"西欧派"。构成这一“亚洲国家”的特性的究竟是什么呢？专制主义帝国和农业及农奴制。19至20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将俄国精神视为东方与西方、亚洲和欧洲两股力量的格斗和碰撞。在上述引文中，亚洲是和野蛮、中世纪、落后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范畴，然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俄国革命本身带有深刻的亚洲性质（即这一革命针对着俄国这一"亚洲国家"所特有的"野蛮的"、"中世纪的"和"落后可耻的"社会关系）而同时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1917年的十月革命产生于欧洲战争的直接背景之下，并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如下两个事实：第一，十月革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由此开创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亚洲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的回应。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革命的意义的解释，都产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并与他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有着理论的联系。以国家形式回应欧洲资本主义的挑战，这一逻辑本身与马克思或19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没有什么关系，毋宁是在帝国—国家二元论中建立起来的，按照这一二元论的历史框架，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市民社会形成的最为重要的条件。社会主义者只是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注入这一二元论：只有国家形式才能提供超国家形式的内在动力，或者说，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和组织方式才能提供超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和组织方式。社会主义与国家的结合既是颠倒19世纪欧洲思想以政治形式和生产形态结构起来的“世界历史”的努力，也是这一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的革命性的展开形式。第二，俄国革命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持久的影响，它可以视为将俄国与欧洲分割开来的历史事件。从十月革命、二次大战和冷战时代，以东西对峙的格局为形式，在西欧的视野中，俄国（苏联）重新回到了亚洲的怀抱，即使二战时代的短暂的战时联盟关系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列宁的革命的判断与斯密、黑格尔对于亚洲的描述没有根本的差别：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表述为从古老东方向现代欧洲转变的历史进程，从农耕、狩猎向商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发展。但在列宁这里，这一世界历史框架开始包含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和由它所激发的1905年的俄国运动是唤醒亚洲--这个长期完全停滞的、没有历史的国度--的基本动力，60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代表了世界历史中最为先进的力量，从而为社会主义者标出了突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明确出口。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中间发生的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持久论战从一个特殊方面说明亚洲论述背后隐含的上述双重的历史动力。61 亚洲及其政治/经济形态在世界历史修辞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也决定着社会主义者对于亚洲近代革命的任务和方向的理解。十月革命创造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体制性对立的格局，但列宁的理论其实延续着斯密、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肯定，他关注的中心问题即如何在俄国和亚洲地区创造出能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条件的政治结构。民族自决问题说到底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评论中国革命者提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纲领时，列宁批评这个纲领带有深刻的空想的特点，它毋宁是民粹主义的。在他看来，"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因而它必须先完成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问题。他娴熟地运用历史辩证法，一方面断言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是一个"反革命"的纲领，因为它背离或超越了历史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亚洲"性质，这个"反革命的纲领"恰恰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任务："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62很显然，对于亚洲的理解部分地决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任务和方向的理解。列宁的亚洲观的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黑格尔和斯密的世界历史观对于亚洲的特殊规定（一个中世纪的、野蛮的、没有历史的和农业的亚洲），再加上资本主义与革命的逻辑。这个黑格尔+革命的亚洲概念包含了古代（封建）、中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范式，它为在资本主义时代理解其它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带有时间及其阶段论的框架。 上述两种亚洲观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亚洲概念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个历史联系内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帝国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对比。列宁在1914年形成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将殖民主义和社会革命理解为现代世界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跨国主义或国际主义动力，但同时又把二者归结为民族自决或创造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民族-国家——的根据。为什么以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旗帜的革命同样导向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形式呢？列宁说： 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取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63 在这里，"民族-国家"与"民族状况复杂的国家"（亦即"帝国"）构成了对比，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而后者则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对立面。民族自决是"政治自决"，这一概念意味着民族自决不是简单地回向认同政治，而是在政治的意义上实行自决，从而形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条件--政治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因此，当列宁谈论"亚洲的觉醒"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而是如何才能在农业的和帝国的关系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政治前提的问题，亦即创造能够提供资本主义（工业和市场经济）的政治结构和分工模式——亦即民族-国家——的问题。列宁欢呼 "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64这里清楚地指出了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的联系：不是革命，也不是亚洲的特殊文明，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着民族运动。在清理了列宁的革命理论和民族自决理论与19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尤其是深深植根其中的帝国—国家二元论——之后，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列宁主义为重要理论依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与费正清学派在解释中国现代性的发生问题时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如果综合他们对于中国国家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相似的论证逻辑：第一，中国的危机是一个幅员辽阔、种族复杂、地方文化差异极大的帝国的危机；第二，帝国的统治依赖于强大的和统一的中央国家，构成了中国危机的根源；第三，统一的中央国家以特定的政治文化为前提，而这一政治文化建立在儒教文化（以及汉字书面语言）的基础之上。由此推论：危机是统一帝国的危机，统一帝国总是趋向于用一种集权化的方式统治国家，从而瓦解专制的方式即瓦解这一帝国及其政治文化。因此，民族自决是解决专制问题的主要方式。65 19和20世纪欧洲思想中的帝国—国家二元论产生于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散落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种族理论等各个方面。在不同形式的民族运动和国家建设过程中，这一知识建构的过程是极为重要的要素：为了将日本想象或建构为一个现代国民国家，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社会对西方政教、法律和科学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翻译介绍；为了转化沙皇俄国的政治结构和世界关系，列宁在建构民族自觉权理论时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反复地仔细阅读；为了在满清帝国内部实行变法或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晚清以降的各种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翻译、介绍和阐发欧洲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理论。民族主义的知识及其政治性的运用催生了国家的和大众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现象说明的是：民族—国家的构想、方案和设计与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有着深刻的联系。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无论它是民间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官方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改革的形式出现，抑或以感情的、文学的、信仰的形式出现——都以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作为前提，在这个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国家的知识构成了历史和政治叙述的中心点。因此，除了社会条件之外，以大众或人民主权为指归的民族运动和以政治主权为中心的国家建设运动的发生均与认识论的框架有着内在关联。我在稍后的部分还要展开论述。 1 在众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史研究中，最为丰富和杰出的成果仍然是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参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韦伯(Max Weber)：《儒教与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Mohr, 1978)，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郑大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等等。 3 科文(Paul A.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 页10-18。 5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一），页153-242。 6 浜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8 哈罗德·Ｊ·伯尔曼(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页3。Harold J.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 9 同上，页4。 10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集中在经济史的领域，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傅筑夫、李竞能《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建《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等。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化》(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则在另一方向上对这一讨论的成果作出了回应和新的解释。在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及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等都曾在大致相近的方向上阐述这一问题。此外，在《红楼梦》研究、《金瓶梅》研究中，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也构成了重要的叙述因素。 11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有关韦伯的理性化视野与他对中国历史的叙述的分析，参见拙文《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见《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2当这些基本预设移入对近代中国或当代中国的危机的解读时，一些不言而喻的结论便在不同的语境中浮现出来：第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与中国能否作为统一国家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中国的危机不是某种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危机（如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总体性危机；第三，危机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它们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或者过去，从而对于中国来说，摆脱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与自己的过去实行最为彻底的决裂。上述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构筑了中国危机的“总体性”，并最终被归结为包罗万象的“过去”：自先秦时代和秦汉时代即已形成并在日后不断扩张的中国上层文化——皇权、官僚系统、法律、宗教，以及各种受到上层文化浸染、侵蚀的大众文化，其基本特征就是专制（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中央集权）、严酷（中国历史中的严刑峻法）、封闭（从夷夏之辨、万里长城到毛时代的封闭政策）和官僚体制（从科举制度、官僚体制到庞大的国家机器），等等。 13 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和审判机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八），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271。 14 孔飞力（Philip Kuhn）对于太平天国与清代地方军事化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史研究中的地方史取向。此后美国中国研究中出现了大量以汉口、浙江、江南等地方为中心的历史研究。 15 梁启超、胡适、侯外庐、余英时、艾尔曼等人的学术立场和方法均不一致，对于明清学术的评价也有很大差异，但在将明清转型的讨论放置在与现代性相关的视野之内，却有着相似之处，如梁、胡对清代学术的实证方法的推崇，侯外庐在启蒙主义范畴内对明末清初思潮的研究，余英时有关明清之际的士商互动和儒学转向的讨论，艾尔曼在社会史范围内对从理学到朴学的转变的阐释，都着眼于明清思想和学术方法的要素与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关系。 16 See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以及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no.3 (August 2000): 603-646. 17 See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Asia in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1942). 18 例如，Dorothea Heuschert, “Legal Pluralism in the Qing Empire: Manchu Legislation for the Mongol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June 1998): 310-324. 19 Joseph F. Fletcher,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20 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no.3 (August 2000): 603-646. 21 See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June 1998): 263-286. 22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Elephants, chapter 8, Chinese Colonialism, forthcoming. 23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 例如，章太炎在反满民族主义的框架中讨论种族与中国的关系，他有一篇文章题为《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明确地将整个满洲统治时期视为中国亡国的历史时期，从而拒绝承认在这二百四十二年中满清王朝已经将自身转化为中国王朝。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页188-189。 25 Rebecca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 孟悦在她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中追溯了扬州、苏州的城市文化对上海都市文化形成的贡献，从而将上海研究放置在一种混杂性的关系之中——所谓两大帝国之间——观察上海文化的内含。 27 刘禾：《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2. 28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7. 29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九，页21ab,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如，王安石：《传家集》卷十六，页23b，《赐皇弟高密郡王頵辞恩命第二表不允断來章批答》：“省表具之禋宗，类帝国之盛仪。”文渊阁四库全书。 30王勃：《王子安集》卷六，页8b。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陈棐：《拱辰楼赋并序》，《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页53b。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宣邦直赠王貳守佐理开河序》，《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三，页6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宋·阮逸注《中說》卷五《问易篇》页9b，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宋·释契嵩《镡津集》卷六，页2ab。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黄震：《黃氏日抄》卷五十五，页11ab。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 无论是在罗马时代指称在一定领土范围内行使统治权的政治实体的帝国，还是在中世纪的拜占庭、伊斯兰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等在宗教或文化的统一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帝国，甚至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海上帝国称霸世界之时，这一概念都意味着强盛、繁荣和在武力与文化双重基础上的统一，从而是一个受到普遍肯定或羡慕的词。否则，竭力师法欧洲列强的明治日本怎么会自称为帝国呢？在人们的日常语汇中，帝国概念的贬值先是与西欧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冲突有关，而后则受到纳粹德国创建的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及其灭亡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用于描述“种族主义帝国”的帝国(Reich)概念遭到普遍地唾弃。当西方社会将苏联称之为帝国或邪恶帝国时，这一概念所承载的对于奥斯曼帝国、第三帝国的敌意被转化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并成为西方民主进行自我确证的工具。 37 1963年，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制》(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一书出版，第一次将帝国作为一种严格的政治体制类型进行分析，力图从中总结出民族—国家的民主与专制的历史性根源。在社会学的视野内，他将帝国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世袭制帝国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帝国是两种最为主要的分析类型，前者以古埃及、印加、阿兹台克或众多的南亚王国为代表，后者以中国、罗马、拜占庭、萨桑、伊斯兰哈里发诸帝国以及欧洲早期绝对主义国家为代表。艾氏所做的是一种结构式的社会类型学分析，其中包含了不言而喻的历史观念，即帝国是前民族—国家的普遍的政治结构。尽管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一社会学分析模型来叙述帝国史或使用帝国概念。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沈原、张旅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38 尤尔根·哈贝马斯：《何谓民族？》，《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12。 39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p. 397. 中译本，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页427。 40安德森描述说：“到了十八世纪，随着殖民开发和扩张，最初同土尔其接触而形成的观念，在地理上的涵义越来越向东扩展，先是扩大到波斯，然后是印度，最后是中国。随着这种地理涵义的扩大，最初在土尔其发现和局限于土尔其的一组特征就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概念。政治‘专制主义’的概念由此而诞生……” Ibid., p. 463. 中译本，页495。 41这里需要对马克思的论述作一点特殊的说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他曾把西欧的历史经验说成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但是这个序言自1859出版后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过，他也从来没有在其它地方提过这一后来著名的规律。1877年，一位俄国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为了摆脱俄国封建社会，俄国需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说：在他的著作中，他"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内部出来的途经”，绝不能“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个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光荣，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129-130页。 42 孟德斯鸠将帝国与自然环境、尤其是地理状态直接地关联起来，从而提供了帝国叙述的一种自然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时代日益高涨的科学叙述的产物。他说：“在亚洲，人们时常看到一些大帝国：这种帝国在欧洲是绝对不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亚洲有较大的平原；海洋所划分出来的区域广阔得多；而且它的位置偏南，水泉比较容易涸竭；山狱积雪较少；河流不那么宽，给人的障碍较少。在亚洲，权力就不能不老是专制的了。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能相容的。在欧洲，天然的区域划分形成了许多不大不小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法治和保国不是格格不入的；法治是很有利于保国的；所以没有法治，国家便将腐化堕落，而和一切邻邦都不能相比。这就是爱好自由的特性之所以形成；因为有这种特性，所以除了通过商业的规律与利益而外，每一个地方都极不易征服，极不易向外力屈服。”《论法的精神》上册，页278。 43 同上，页314。 44 Ibid., pp. 400, 412. 中译本，页430，441。 45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页62-63。 46 同上，页85。 47 同上，页110-111。 48 关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中的时间问题，参见我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一书所写的导论《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见《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渠敬东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页1-49。 4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198。 5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页246。 51在1821年发表的《法哲学原理》(The Philosophy of Right)中, 黑格尔将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建立，而国家则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综合。“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同上，页197。 5220世纪末叶开始的有关“历史的终结”的争论只有放置在这一历史观的脉络中才能获得历史性的理解：由欧洲所代表的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理念和市民社会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在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暴政和虚无之后最终回到自身。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5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页254-284。 54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页6。 55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p. 473)，页503。安德森对亚洲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是经典性的，但不知何故，他没有提及斯密和苏格兰学派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亚洲概念的极为重要的影响。 56 Ibid., p. 463, 中译本，页495。 57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页447。 58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页449。 59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页423。 60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2卷，页448, 447。 61俄国知识分子的欧洲观和亚洲观显然受到西欧近代政治发展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观的影响。在列宁的使用中，亚洲这一与专制主义概念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从近代欧洲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的论战，参见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一、二章，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页1-31, 32-70。 62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页428-429。 63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页511-512。 64对列宁来说，亚洲问题是和民族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在亚洲“只有日本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页511-512。 65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件和宪法大纲均均明确地将支持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部分。例如，由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第五节“苏维埃国家根本法最大原则之四，就是彻底地承认并且实行民族自决，一直到承认各小民族有分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回、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低于的这些弱小民族，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决定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可以完全自愿地决定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苏维埃政权还要努力去帮助这些弱小的或者落后的民族发展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等等，还要努力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的生产力，造成进到苏维埃的以至于社会主义的文明的物质基础。”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页5。 原载：当代文化研究网 www.cul-studies.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