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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绕不开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而探讨文学关系在逻辑上又首先得勾勒民族文学的界线，这是我们讨论文学关系的前提。界线通常有种族、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等多种。或者强调某一种，或者是多种的结合，而语言的界线总是无法回避，它似乎已成为跨越不同文学的一道不言自明的边界。跨越了语言，就被认为进入了另一种文化和文学空间，而文学的翻译成为跨越的中介，人们把它比作撑杆、渡船、桥梁、门户等等。站在这边看那边，站在此岸看彼岸，总是有距离，总是隔了一层。那些翻译家们则就是经常出入边界的人。广义的翻译还可以泛指所有跨文化的译介和传播活动，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涉及这种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个意义上，边界变得日渐模糊了。但另一方面，从跨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进展看，随着翻译活动的日渐频繁，“翻译人”在越来越成为“世界人”的同时，又总是难于摆脱“民族人”、“文化人”的身份。居于不同民族文化的视角，他们总有(或者总被认为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立场。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再精通，中国人通常还是很难把他看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即使摆脱了原来民族文化身份，也往往不得不声称自己的当下立场。双重文化身份(或者立场)到头来往往在客观上使自己处于文化夹缝的尴尬当中，因而事实上很少有人甘于这一处境，或者将这一处境说成一种有利的多元文化立场。在这个意义上，边界又似乎很窄，因此也仍十分清晰。总之，即使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双语精英”的身份和地位仍然显得特别暧昧。要强调他在文化跨越中的作用吧，势必肯定和突出文化界线的存在;强调自身的多元文化归属吧，又免不了自身在民族文化中的边缘化处境。不过，他们处于这种边缘化的处境，常常穿越于的文化边界的经历，至少有助于很好地体味文化边界的性质。 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执教的刘禾女士新近出版了两部著作：《跨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0月)和《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2年)。前者是用汉语写作，后者是英文著作的汉语翻译，这也正好体现了她的双语精英身份。它们相继在大陆出版，引起了学界注目。而作者在这两部书中所提出的富于方法论意义的“跨语际实践”研究范式，却不仅仅是双语精英的身份可以解释的。她从翻译的文化研究切入，处理的材料和对象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内容，但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则不仅对于中外思想、文化历史研究，而且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和比较文学研究，也具有相应的启发意义。 她所谓的“跨语际实践”，是指在跨文化交流历史和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注重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和表达模式，因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在这里，刘禾将传统翻译学中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体语(target language)概念，置换为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和主方语言(host language)，她认为，前一对概念是以真实性为前提，但它遮蔽了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历史相对关系，而后者则对此给予明确的标明。在她看来，当某个概念、词语、话语或表达模式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与其说它的意义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这种意义是翻译者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比如汉语中的民主、科学、个性、文学等概念就都有这样的旅行经历。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再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中立事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斗争的场所”。以中西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为例，在这种文化间的“斗争”中，往往有两种可能性发生：一种是非欧洲的主方语言(汉语)在翻译中为客方语言所改变、或与之达成共谋关系;另一种可能是主方语言侵犯、取代和篡夺客方语言的权威性。当然，作为旅居海外的中文学者，她的学术立场首先立足于中国文化，她的学术活动所处理的具体对象，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因此，她并非在抽象的理论上就跨文化交流问题和翻译问题发表意见，而是从具体的历史场景出发，对既有的学术范式提出质疑，并力图建立历史的、实践的研究范式。她的研究给中外文学关系和跨文化翻译研究带来了许多新鲜独特的启示，值得跨文化比较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者认真思考。 首先，她利用了当代翻译文化理论的研究成果，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在历史的意义上质疑了不同语言间对等关系的自明性质。明确提出语言之间既有的对等关系——它的历史积淀物和象征物便是双语词典——是在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其中包含着文化的权力和政治，包含着弱势文化主体的自身变化。 博尔赫斯说过：“词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显然未经验证的假设——即语言是由对等的同义词组成的”。尼采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使不相等的东西相等，是语言的一种隐喻功能。这就意味着，东西方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意义是多层面的。跨越不同语言的边界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它包含着话语的生产过程、生产方式及其话语背后的权力。生产关于其他人、其他文化的知识话语的一种众所周知的方式，就是在既定的语言对等关系基础上建构一套比较性术语(如汉英-英汉词语之间的关系)，可是这种对等关系的基础本身通常没有受到检验。实际上，在体制性实践的各种形式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中，当某些认知被权威化的同时，其他的认知方式必然受到某种压抑。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被化约为它自身以外的东西。翻译只能通过一种事物来解说另一种事物。这样，翻译实践中认识论的暴力就无可避免，它成为制约认知和理解的条件，因而我们必须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质疑语言之间对等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超越解构主义(认为对等不存在)和文化相对主义，转而直接考察这些对等词是如何建立并保持的，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法建立的，这种跨语际的实践与权力的各种形式是怎样的?在刘禾看来，如果避免非历史、非话语的研究方式，同时又要避免文化相对主义，就必须考察在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交流和翻译，以及词语和思想的旅行过程。她明确地将翻译作为文化和语言的历史实践活动。这种语言活动，不仅是在原来的“忠实记录”时代历史的意义上，而且更包括在作为中国民族的建设及“现代人”想象和幻想的建构历史中被视为强有力中介的阅读、书写和译介实践。她将这种语言实践与文学实践放在中国现代经验的中心，尤其是放在“险象环生”的中西方关系的中心地位加以考察，考察这种实践的历史关系所赖以呈现的场所，考察中西等值关系建立的语境、时间和过程，并进而提出：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翻译是出于何种实践的目的或需要?用谁的术语?为了哪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以什么样的知识权威或思想权威的名义? 美籍日裔比较文学学者酒井直树在《文学的区别及翻译工作》一文中，对母语的形成和翻译的性质的精辟分析，可以和刘禾的思路相互对照。他认为，民族语言之间是互为前提的，同时各自凝结成自己的形象历史，它是一种对偶式的形象构成史。因此，母语并非一种天然存在，而是在与其他语言的对偶式和相对性形象化的过程中偶成的，如果没有和母语形象相对的形象，我们无法轻易地谈论母语的话题。读写语言的一一对应，一个民族天然有自己的母语(民族与语言的一一对应)都是一种历史构成。其构成的过程就包含了一种语际实践，在这一实践中有两种最为常见的形式，一种是翻译，一种是语言(指外语)的学习。学习外语是一种漫长的“翻译练习”，而翻译练习是一种模仿活动，它并不构成语句(locution)，也不构成语言行为(speech act)，因为学习者不是说想说的，而是说他能说的。学习外语的行为不是一种修辞活动，但有助于改变说话者自己，它会给说话者与其生存其中的关系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激烈的，有时是创伤性的。它缓慢但不可挽回地将一种制度“刻写”在说话者身上。所以，翻译是一种主体性技术，一种由主体完成的自我制造，它通过改变说话者来改变世界。学习我们所不懂的外语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发生在初始构造框架中的共同描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酒井直树的看法与刘禾不谋而合，他认为，真正的翻译研究，应该注意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运动。它所处理的，不是把两种语言之间的意义的对称性等价关系视为当然前提的翻译问题，而是把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移动所需的劳动视为一种工作(名词work，创造)。说到底，在属于两种语言的两个句子之间寻求准确的对应关系的观点里，翻译是无法真正被理解的。 刘禾是在总结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以译文为中心的(target-text oriented)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范式的，在她的理论资源中，包括自本雅明的《翻译者的任务》(1923年)被重新发现之后，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影响下，经过尤金•奈达(Eugene Nida)、托利(Gideon Toury)、 利弗威尔(Andre Lefevere)、Holmes 、Itmar Even-Zohar等人的翻译文化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还有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理论，特别是后殖民理论中的斯皮瓦克、尼南贾纳等批评家的理论。而后者的“翻译是斗争场所”的表述，让人联想到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语言，斗争之场》的著名论文。 经过这些理论家的努力，最终导致了一种理论转向：即把解释学研究引进翻译和诠释研究之中，通过关注可译性这一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被提出的方式，历史性地批判了传统的普遍主义语言观，从而使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假设——存在一个普遍的共有的语言潜在结构——成为问题，受到质疑。刘禾提出翻译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向人们证明和揭示这一事实：族群(尤其是弱势族群)在形成其民族文化，为自身共同体设置各种话语时，它所依赖的正好是双语词典的权威。因此，一些伪“普遍性问题”不仅没有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反而暴露了研究者自身的问题，它们以既有的等值关系为标准，以强势语言为据准来判断文化现象，因而只是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在他们的文化比较研究中，凡弱势文化中所没有的对应范畴则被解释成一种欠缺。比如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中国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悲剧?而相反的问题比如欧洲为什么没有京剧和赋?则很少作为学术问题提出，或者这种问题本身被认为十分荒谬。于是，刘禾在她的《跨语际实践》中提出了这样的论断：翻译的历史就是新词语、新概念乃至新文化生产的历史。而《语际书写》中的许多个案也可以看作这一论断的证明。 中国近代以来的翻译实践(主要是指外译中)表明，那种把中国经典中的思想与从西方移植的概念等同起来的行为是意味深长的，它在汉语空间中创造了许多新词语，比如民主、科学、经济、国家、哲学、文学、小说等等，它引入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既非此又非彼的现实变化的层面，这一层面只有在等同行为实际做出后才会出现。新词语的建构是有关变化的一个极好的喻说，比如五四时期为了对应西方语言中的女性第三人称而生造的“她”字。创造新词旨在同时表述和取代外国的词汇，且由此确立了自己在语言张力场中的兼具中外于一身的身份。“我们不是在对等词之间进行翻译，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翻译在主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着对等关系的喻说”，为新词语的想象占据着这个假设对等关系的中间地带，成为变化的基础。而这样一种变化，是不能被化约为按照本质主义理解的现代性的，原因在于非传统的并不必然是西方的，而所谓现代的也并不必然是非中国的，它是现代处境下借助于对西方和传统资源——对两者的翻译、挪用、改写的创造物。即使是那些完全本土的词语，也因新词语的重新建构而改变了它原来的所指。因为有了“她”，“他”的含义也失去和变更了原来广泛的内涵。因此，现代汉语的新词语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亲身经历的历史变化，在它与外文词语的跨语际交流中，新词语之间的建构猛然出现了，他们占据着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一个中介的位置，并要求对历史变化进行不同的解读。新词语不是从过去到现在之间的直接过渡，因为有西方的“对等语词”这一中介在，同时，这种词语及其含义的转型并不是用外来冲击说能够解释得尽的，因为外来词语和古代语言一样都得服从“跨语际解读的逻辑”。 借助于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的观念，我们还可以重新处理思想历史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方法论问题，反过来说，也体现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研究对翻译文化研究的一种理论诉求。它强调文化交往中的权力和殖民关系，专注于在历史偶然性的关键时刻，西方和中国过去的思想文化资源是怎样被应用、翻译、挪用和占有的，从而使被称为变化的事物得以产生。这种变化既不同于中国的过去，也不同于西方，但又与两者有着深刻的联系。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之后的几个中外对等词语历史的附录，特别值得注意，它不是传统语言学研究中的词语历史研究——虽然也大量引用了语言学者关于外来语研究的材料，但她的思路与前者不同。对于跨语际实践的研究而言，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在翻译场所(或不同的语言碰巧遭遇在一起的地点)所发生的对抗得以产生的条件，正是主、客方语言不可化约的差异一决雌雄之地，是权威被吁求或遭到挑战的地方，也是歧义得以化解或被创造的场所。这些对抗记录了一种意义生成的历史，它影响到不同民族的语言和历史。“文化”、“文学”和“国民性”等名词在中-日-欧之间的旅行，“文学”这个词语在中外之间的双程流转，不仅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也使中国古典文学被迫按照现代文学的观点在全新的意义上创造自己。 不过刘禾认为，非欧洲语言并不自动构成一个抵抗欧洲语言的场所，相反，人们极大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所经历的统治、抵抗和挪用的复杂过程。这里不单是一种转化和过渡，更是一种对抗历史中的创造。因此，跨语际翻译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启发是，我们不应该再去做传统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影响研究了，转而应该强调现代汉语在翻译过程中产生意义的能动作用。这样，客方语言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就无需总是一味地强调原文本意的权威性。 这样，对于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研究而言，刘禾的研究范式，可以启发我们超越简单的西方殖民和本土对抗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将非西方文化的能动性视为单一的“抵抗”，而非积极的创造。其实，刘禾的跨语际实践范式，特别是对于话语的历史分析和权力分析的方法，明显受益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刘禾看来，结构主义与后殖民研究采用的历史性思想与大写的目的论历史相对抗，强调话语和文本的“效果史”，即追问是谁来使用和诠释文本?文本是怎样被使用的?又为什么这样使用?这样的提问并非想把历史简化为文本，而是强调了文本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与其他事实一样)可以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被运用。但她又清醒地意识到后殖民批判的风险，后者将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简化为本土抵抗与西方统治的关系，这种思路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强调了东方文化的主体性，但其实仍囿于东西方二元对立思路。在这个意义上，跨语际实践是对后殖民理论的一种超越。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有这样两种思路常常一起或者交替出现，又互相指责：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但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我们在中西文学的对比研究中可以看到，不管外来影响多么明显，也确实有许多接受影响的明显事实，但在本土文学中仍旧存在着许多其他特征，它们不能确凿无疑地回溯成外国影响的结果，而那些影响的观念所无法解释的剩余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又可以将它们解释为一种“转化成现代表现形式的传统感受力”呢?而这又是另一种思路常常得出的结论，这种以种族中心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为出发点的传统-现代思维模式，就是以本民族的视域来界定历史中所发生的何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甚至什么才称得上是变化等等。其实，这两种思路都是以东(中)西方二元对立的为理论前提的。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二元对立观是如何合法化的?刘禾主张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应该考察当某些话语相对于其他话语取得优势地位并取得合法化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在《跨语际实践》的《序言》中声称，自己在研究中一直抵制着这一种诱惑：要么用外国影响，要么用本土演进来解释这种变化。因为选择这一种思维方式，就会过早地结束对问题的探讨，而研究的任务恰恰应该把问题揭示出来。“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这个观念之所以有益，就是因为它可以在“翻译”历史中识别这样一种偶然的时刻与过程，它们无法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本土传统不证自明的逻辑。 总之，刘禾的研究范式，大大地拓展跨文化研究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正是在文化的边界中竭力争得的。她把词语间、文化间的对等关系相对化，把看似共时性的关系历史化了。当然，正如刘禾特别声明的那样，其对于跨语际实践的强调，决不是要把历史事件化约为语言事件。相反恰恰是要扩展历史的观念，即把语言、话语、文本(包括历史写作本身)视为真正的历史事件，特别要揭示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她所针对和极力抵制的是一种思想和语言暴力，即对过去话语史的遗忘，其对思想史和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拓宽了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边界”，使边界不再显得单一，不再仅仅具有文化之间的区分、排斥和对抗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