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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nge of Literary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宋炳辉Song Bing-hui (上海外国语大学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中文提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中国当代文学所经历的书刊出版的市场化转制、影视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三种不同的文学媒质在各自层面上对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原有体制和规范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使文学史建构面临新的挑战。 所谓文学媒质的转换，是指文学作品借以固定、传播的媒质的转换，它包括媒质的种类、制作和传播方式的变化等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在20世纪末期又进入了一个媒质转换的时代。这一次媒质的大规模转换，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所谓“后新时期”同步。这就是：一，在纸面印刷这一传统传媒中，书刊出版的市场化转制及由此引发的市场化操作、广告式评论等对文学流程的冲击;二，影视艺术的大规模发展对作为传统艺术门类的文学的冲击;三，电脑及互联网络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三种媒质的转换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原有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体制和规范则同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伴随中国大陆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艺术的媒介化和市场化的共同作用，孕育了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文学的重大变故，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现象。 这三种媒体虽共存于一个时代，但并非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叠加关系，而是一种累进关系，后者包容前者，又有一种性质上的跳跃，但又不能完全替代和排斥前一种媒体的功能。它们对文学流程的冲击和挑战，也分别侧重在不同的层次上。所以，在面对由不同媒体给文学带来的冲击现象时，既要看到它们性质上共通的一面，又不能以一个标准、一种方式来对待。 9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的媒介化趋向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表现为传播快捷、高效，并消解了文学传统媒介的霸权力量，使受众有更大的自主和能动性;同时传播媒介本身也更深刻地介入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传统的书面媒体体制下的文学流程和学术方法经受着全方位的考验，使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必须重新面对传媒的巨大作用，从而改变传统视野重点精英与大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纯文字文本和综合文本的文学、文学的自律和他律之间的分野，使文学史建立在更为广泛的文化空间中。 关键词：文学媒质;当代文学转型;文学史建构 Key words: Literary media;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末期进入了一个媒质转换的时代。所谓媒质的转换，是指文学作品借以固定、传播的媒质的转换，它包括媒质的种类、制作和传播方式的变化等等。从起源至今近3000年的历史中，文学先后经历了口传时期和书面时期。后者又根据书写材料的差别，先后经过了甲骨、金石、丝帛、竹简和纸张的书写与传播时期。而印刷术的发明和运用，又在书写时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与近代以来的机械工业的发展相结合，使文学作品的传播告别了手工抄录的时代，大大加快了传播的效率，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文化和文学的历史表明，文学的媒质在其发展中并不仅仅体现为工具作用，它还大大推进了文学的观念、文学的接受者、文学的形式乃至文学语言的变化。当文学媒质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它对文学流程的规范和限制往往作为默认的前提被认可，甚至可以不被写作和研究者所意识，而当媒质处于变革和转换阶段时，它对文学的变革作用就相对凸现出来，比如说书写对于口传文学(尤其是神话传说)的影响，木版印刷对于近代小说影响等等。 而相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最近一次媒质的大规模转换，最早开始于80年代中期，与所谓“后新时期”同步。这就是书刊出版的市场化转制及由此对文学流程的冲击，影视艺术的大规模发展对文学的冲击，电脑及互联网络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冲击，尽管这三种媒质的转换并非在一个层次上展开，时间上也有先后和交叉，但它们对原有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体制和规范则同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又都是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而展开的。这样，艺术的媒介化和市场化的共同作用，孕育了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也使90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现象。从媒体的角度看文学的转型，或许可以显示出时代给文学带来的挑战的另一面。 书刊策划与“媒体批评” 自90年代初开始，由于市场经济全面占领文化领域，市场经济的操作规范也就相应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许多文学现象都不同程度地与文学的市场化趋势和传媒的作用有着关联。 其具体表现是，在文学流程中，报刊记者、杂志社的编辑、出版社的策划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作品都是以根据传媒的策划度身定做。报纸的栏目设置，杂志的专辑编排，出版社的丛书策划等越来越成为许多作家写作的选材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主题先行”在90年代以全新的方式重新再现于文坛。许多作家成为报纸的专栏作家，许多在读者中风靡一时的作品，开始都是以报刊专栏的面目出现，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霜冷长河》;李辉的《沧桑看云》等，原本就是《收获》杂志的专栏文章。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学丛书，如《布老虎丛书》、《红蜘蛛丛书》、《红袜子丛书》等，都是经过出版商精心组织策划并因此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的首发式、作家的签名售书活动等等更是司空见惯。更有甚者，出版社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获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往往借助于各种传媒，不惜大力制造种种事件，以事件本身而不是作品获得轰动效应。如云南人民出版社自1999年以来先后组织了四次作家远距离考察活动，倡导所谓“用脚写作”的“行走文学”，策划编辑了“走进西藏”、“解读云南”、“游牧新疆”等文学丛书，宣称作家要走出书斋，最大限度地延伸自己的写作，后者还以“四个第一” 为宣传口号，之后，又有许多出版社和群起效仿。文学似乎成为可以实现策划，可以通过类似物质商品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投入和产出的过程加以实现。 由于90年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基本成型，在传统的书面文学系统中，大众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大量的文化需求，并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工业形态的运作方式，文学写作和文学作品的商品性质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强化，并与发展着的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结合起来。这时期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作品自身与出版运作、广告宣传相配合而构成的“畅销”热点现象。如《王朔文集》的出版畅销、《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移民文学的热潮，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小说出版的炒作方式以及所形成的“陕军东征”等现象等，都说明文学作品的生产和存在，不再是作家个人的行为，而已经成为从写作、出版到流通、接受等各个环节都受到市场选择和媒体干预的集体行为，社会行为。 文化潮流的淡化，思潮名不符实，更多的是出版机构的一种市场操作行为，从“新写实”开始的许多“思潮”或创作现象，如“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等等背后，市场操作的成分远远大于文学创作本身的特征性因素;长篇小说的文体经济性(稿费多、影响大、便于改变成影视剧等)和散文随笔对各种出版物的适应性(不管是报纸副刊、杂志专栏还是作为书籍形式出版)，导致90年代文学文体样式中的长篇小说和散文的持续热潮;事实上，90年代的文坛经过传媒的推波助澜，显得非常热闹，许多事件接连不断，构成了一道道文坛景观。从90年代上半叶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后现代”之争，到下半叶“人文精神”、浩然《金光大道》事件、《马桥词典》之争、王朔对经典作家的挑战叫阵、葛洪兵的“悼词”事件、余秋雨与余杰之争，还有数不胜数的文坛侵权案等等，可谓口号林立，旗帜飞舞、争论四起、官司不断。 在这样的市场化环境中，作家自身的市场意识也大大加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的出版是作家与传媒结合较早的成功例子。撇开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不说，小说从问世前预告的高额稿酬、广告宣传，到作品所涉及的大量性描写和“此处删去XX字”之类的卖关子手法，出版商的商业策略和作家的配合已经浑然一体。许多作家也常常愿意利用传媒或者愿意被传媒所利用，配合传媒而为自己某一部作品的发行和传播开道，虽然不同的作家在对待传媒的态度上有所差别，有的比较严肃认真，有的则故作惊人之语，唯以引人注意为目的，而不惜片面偏执、夸大事实、佯装作态，但几乎没有人再无视传媒的作用，即使像张承志这样愤世嫉俗、特立独行的作家，也不得不借助传媒表达自己的看法，更免不了成为媒体的评说的对象。影响较大的例子还有，王朔的故意挑战和贬低经典作家的做法，浩然对其创作的自我标榜等等。批评家南帆曾这样概括媒体时代作家的“成名绝招”：消息远比作品重要;在小报上亮相，在荧屏上露脸;大言不惭，故作狂傲，挑战权威;邀打成名;制造一种富有票房价值的个性;记者出场，制造新闻热点;表白自己不读书，轻蔑文学，塑造天才形象;对媒体出版商恭敬有加，对同行大加鞭挞;隐私的肆意暴露等等，可以说是对90年代文坛商业化现象的讽刺性描述。 与此同时，文学批评的功能及其呈现方式发生较大的变化。 传统的出自专业批评家之手的批评方式和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的指导规范作用不再占绝对地位。90年代文学创作和传播方式的密切联系，导致媒体机构的作用日渐增强，报刊、电视、新闻机构对作品的炒作宣传，往往决定一部作品的销售和接受的程度，批评的市场中介功能日渐显露。同时，传播媒体以自己的尺度、运营规则和利益要求影响作家的创作，发挥着对文学作品的选择、评判功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作家作品在读者中的命运，而这些功能，在80年代以来主要是由文学批评行使的。90年代初《钟山》杂志社对“新状态小说”的包装、贾平凹的《废都》的出版发行，都标志着传媒开始介入创作，它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传送机构，而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文学批评的传统功能，具有某种主导文学潮流的文学组织者功能，更有甚者，刊物、出版社的运作方式还可以改变、左右或强化作家的创作风格。在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过程中，广告宣传和文学批评已经融为一体，或者说，出版商的广告宣传借助于文学批评的力量，批评不再是独立地针对文学作品的学理化研究，而是整个文学生产和消费流程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文学批评更多地带有文化批评倾向，并随着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变化，文化立场日渐分化，批评往往不再仅仅重视作品的审美品质，更关注它如何被生产接受，甚至只对文学生产的市场化作出解释。 电视传媒与文学写作 如上所述，报刊书籍的出版作为文学的传媒，已经在新的体制下显现了空前活跃的姿态，但它们还都是在书面印刷的意义上呈现的，与此相比，影视传媒则在另一个层面上发挥着更大的社会文化功能，并以强大的趋势冲击着以书面印刷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文学流程。书面文学(文化)读物的图片化倾向的日益明显，人称“读图时代”的来临，本身就是受影视图像文化挤压的结果。 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视传媒所体现的社会功能，主要还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以及纯文学的审美功能的倡导。80年代末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90年代的电视传媒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在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电视剧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和播映形成空前的规模，成为中国电视产业中及其重要的一部分，也成为大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神话与象征系统。电视艺术一方面自觉地融入政治一体化的机制，另一方面日益走向市场，在审美取向上更加倾向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俗文化的趣味，除了体现政府部门的政治、文化取向的主旋律节目和作品外，更多的是反映大众情趣的游戏娱乐节目，而已经成为中国电视文化传统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风格变化，正体现着这两种取向并存、交融的过程。电视文化的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 在电视文化兴盛的同时，文学和电视传媒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交融也日益加强，电视节目中除情节剧外，还有电视记实片、电视音乐、电视散文等丰富多彩的艺术样式;而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电视剧，尤其是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最为突出。1990年的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播映是一个标志。之后，又有他所参与制作的《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等剧问世，引起了观众的普遍好评。统计数字表明，90年代中国大陆共制作和公演了8000多部集的电视剧。仅中央电视台每年播映5000多部集，其中2000多部集为首播，而其中除了200多部集属央视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提供外，其他都是由全国各地方电视台和电视制作部门提供。其中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影响最大的是电视连续剧。从取材范围内来看，不管是“戏说”类古装历史剧还是《三国演义》类的再现型历史剧，不管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样反映普通民众审美情趣现实题材，还是《和平年代》这样的“主旋律”作品，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相当高的收视率。 90年代另一种电视剧创作现象就是文学名著的改编。最有代表性的是开始于80年代后期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改编的成功成为90年代名著改编电视剧的范例。继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并取得轰动效应之后，一批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作品也相继出现，如曹禺的《雷雨》、《原野》，老舍的《四世同堂》，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芜的《南行记》，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等，至今为止，许多古典和现代文学名著几乎都有了“电视剧版本”，而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如梁晓声的《雪城》、叶辛的《蹉跎岁月》、《孽债》;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王晓玉的《紫藤花园》等等。这些电视剧的成功，直接体现了电视剧艺术和小说创作的密切关系。 在电视剧作品的制作和传播运作中，作家对电视传媒的参与也越来越深入频繁。许多作家都开始参与电视剧的写作，不仅知青作家中的梁晓声、叶辛等在电视剧创作中获得了比当年的“知青文学”更轰动的效应，就连80年代的先锋作家如苏童、莫言、叶兆言、余华、孙甘露等也纷纷“触电”，通过电视剧的创作，他们获得了先前在先锋探索时期无法想象的社会知名度。这种参与的深入程度，也体现在电视制片人(导演)与作家的协作方式的变化中，一开始，是影视剧以作家的文学作品为改编的底本，即导演在作家作品中物色对象，或者邀请作家参与经典名著的改编，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借助于原作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在读者中的声誉，文学的文本及其创作还具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性;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学文本与电视剧制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扭转，即常常是小说文本借助于影视而得以扬名，反过来推动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发行的增加。最后，影视导演干脆直接在作家中以招标的方式录用影视剧本，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待影视剧播映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后，再将剧本(改编成小说的形式)出版，这样，作为文学文本的小说，便不再总是作家经过严格的酝酿构思的创作产物，而是整个电视商品制作过程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种副产品而已。 网络文学：电子媒体的普及对文学的冲击 90年代初开始，互联网在中国开始进入家庭，90年代中期以后，以出乎意料的速度日渐成为中国城市居民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人际交往方式。特别是在城市青少年人群中迅速普及。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0年的一次统计，中国大陆的网民已经超过1700万，这个数字到2001年初已经上升至2650万，其中87%以上是30以下的青年人。因此，无论从作为工具的网络传媒，还是从它的使用主体而言，它都是一种特别年轻的媒体。 随着家用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介很快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媒介。而网络文学正是因互联网(Internet)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文学空间和文学样式。网络的出现不仅使传统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文学写作方式、对文学语言、对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刺激。与电视媒介(以直观的呈现，是一种模拟化的单向度信息媒介)不同，网络媒体是一种数字化的交互式信息媒介，其全新的技术特征，决定了网络文学 的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书面文学和电视文学的新特点，而且随着它的发展演变，许多新的特点还将继续形成和被人发现。与传统的书面文学和电视文学相比，它具有传播快、信息量大、参与性广泛的特点，并由此形成相应的文体和语言特征;而网络的超文本和交互性特征，则导致文本边界的消失，写作与接受的一体化等一系列特征。现在，文学传媒不再局限于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也不再仅仅借助于影视图像，而是在网络这一虚拟的时空中，实现着快速即时、超大信息量和高度的参与性、选择自由性的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互动流程。 正像电视媒体一样，新兴网络媒体对文学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文学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提供了许多新的想象空间和发展，同时也带了许多负面影响。仅从已经显现的特征就可以看出其两面性。比如，网络时代的写作既是自由方便的，同时也难免造成大量的空洞的情话、无聊的语言游戏或流行文化的拙劣仿制品，形成新的却远远超过纸质印刷物的网络废品或语言垃圾。网络写作的交互性特征，既激发了读者的创造意识，参与精神，但人人参与，众声喧哗，也不可避免地使文学趋于平面化、大众化，使文学日益严重地带上类似口传文学的特征;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工具，为科技、日常生活信息的传递带来了根本性的几何级数的变革，文学的创作和接受并非日常信息一样，它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心境、速度和持久性维持等等，作为一种精神交往，它并非如商情信息或新闻消息一样，传递或获得的信息量越大、越快、越即时，就越是有效，恰恰相反，就文学的接受和交往的深度、质量而言，信息庞大繁杂，反而会使真正的深度交往日渐见少，精神日益趋于平面化。 新的传媒方式以其新的优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互联网特性的了解和熟悉，网络文学的概念也成为人们熟悉的名词。在短短的几年里，文学网站、文学个人主页和综合性的网络文学板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先后出现了北京的“网易”文学板块、上海的“榕树下”文学网站、橄榄树、三九中国作家网和痞子蔡(蔡智恒)、安妮宝贝、李寻欢、宁财神、邢育森等网络作家及其作品。网络原创文学虽然十分年轻，但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另一方面，传统文学作家对网络的介入也日益深入。经过一段时间的彷徨、犹疑之后，许多作家也相继以电脑写作，随后又纷纷开始进入互联网的交流，作家的“触网”替代“触电”已成为行业和新闻媒介中的一个新词。上海作家陈村很早就主持“榕树下”文学网站，女作家张辛欣则在“博库”网站开设了专栏，之后，余华、余秋雨等作家也相继出任网站的股东。“榕树下”与“网易”的网络原创文学评奖活动，都邀请成名作家的参与，作家们在参与中进一步认识了网络的特性，同时也对新兴的网络原创文学表示了各自审慎的看法 。 由此看来，网络这一全新的媒体，一定会给文学这一古老的艺术门类带来许多新的因素、新的特征，它们在某些方面会促进文学的变革，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弊端，它或许可以再一次激发一种新的文学思潮，或者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样式，但会不会成为未来文学唯一的、统帅一切的形态?网络文学会不会成为一种与今天的文学完全异质的存在?至少从发展至今的情况看不会，但互联网和网络文学都还处于发生时期，许多特点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产品，它在以后的发展变化中，各种人为的因素还会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不论对于作家、读者或批评家，它都是一种新生的文学媒质和艺术样式，需要积极的参与，宽容的态度和审慎的批评。 媒质的转换和文学的转型 总之，文学媒介的大规模转型，是这个时代文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变故。它既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语境，同时也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文化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新的传播媒体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生存手段。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导致了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传播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从纸媒质到电子媒质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命。广播、电影、电视、录像(包括磁带录像、光盘录像)和电脑多媒体的相继产生，创造了各种崭新的文化工业，替代报刊图书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产业，进而创造了电子报刊、互联网络等电子信息文化，引发了文化生产方式从手工业生产到大工业生产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样式，还重新调整了文学在艺术和文化生活中的位置，也对文学本身提出了持续性的挑战。因此，如果说20世纪初叶经历的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子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媒体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具有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革命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 从中国范围内来看，上述传媒科技的发展正好与国内社会体制的变革相交融汇合，使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时经受了多种媒体文化的冲击。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市场经济开始全面统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以主流文化的身份参与文化和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整个流程。作家的生存方式以及作品的生产和流通方式，也随着文学体制的改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家个人、文学媒体原则上不再依靠国家资助，合同制作家出现，专业作家的工资和稿酬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优厚;文学刊物也纷纷掉入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进入市场化的流程而自负盈亏;出版机构也将生产利润作为经营发展的基本前提;这样，作家的“下海”便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他们纷纷参与一些报酬丰厚的“亚文学”写作，如影视剧作、记实文学、通俗小说、广告文学等，而作为新兴艺术的影视制作，同样汇入市场化的大潮。 不过，书刊策划、影视和互联网这三种媒体，虽然共生于一个时代，但从媒质的特性而言，特别是它们相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并非处于同一个平面上。书刊策划近10年来在文学出版流程中作用的凸显以及对文学写作和评价机制所取的作用，主要是一种运作机制的变化，是报刊书籍出版这一传统媒体在新的生产和流通体制下的功能显现，类似的情形无论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还是在30年代的中国(包括50年代以后的台港)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因此面对新的一轮印刷媒体的全面开花，我们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广播媒体同样如此。而电视传媒则是相对较新的媒体，虽然与文学分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但由于其广泛的覆盖面，图像的生动直观，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很快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又采用了市场运作的机制和生产方式，因而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种媒体虽然历史长短不一，但还有传统或外来的经验与理论可以借鉴。互联网络则是全新的数字式媒体，它在功能上几乎包容了纸面媒质和广播、电影和电视等传统媒体(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由于其所承载的信息量更大、速度更加快捷，又具有模拟化的电视传媒所不具备的高度参与性和交互性 ，因而对文学更有着空前的冲击，由于这种冲击正在进行之中，它的最终后果，它对文学这一传统艺术带来的可能性目前还都无法确定。因此，这三种文学艺术媒介在本质上不单是一种叠加关系，而是一种累进关系，而这种累进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向前推进的，后者对前一种媒体在功能上有一种包容性，又有一种性质上的跳跃，同时又不能完全替代和排斥前一种媒体。它们对文学流程的冲击和挑战，也分别侧重在不同的层次上。所以，我们在面对由不同媒体给文学带来的冲击现象时，既要看到它们性质上共通的一面，又不能以一个标准、一种方式来对待。 90年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出现媒介化趋向，文学艺术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体技术和传媒体制的制约，传媒技术和市场体制共同参与和规范着文学艺术的流程。它是一把双刃剑，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及其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借助于日益先进的传媒技术，文学艺术传播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传播的范围更广，传播效率也更高，并随着媒体种类与数量的急剧增加，不断强化了其对人类文化生活的左右，也相应消解了文学传统媒介的霸权力量，文学受众有着更大的自主性、选择性、能动性。另一方面，传播媒介介入了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不论是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工具，还是作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体制，都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前者给艺术带来许多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新的体验和形式，后者使现代商品生产和市场因素对文化艺术的介入也越来越深，文学除了自身的规定性之外，市场的规定性作用也越来越大，传媒的作用——包括广告、宣传、市场炒作，品牌效应、事件效应等因素日益成为一部作品被接受与否和接受程度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些倾向性特征，可以说是三种媒体给文学带来的共同影响。但若仔细分辨，它们在其中又各自发挥者性质各异、程度不同、潜力不等的影响作用，中国的人文学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在科技的加速发展中加强对普及性媒介的技术本质的了解，对其在社会生活中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持一种敏感，对因此而给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带来的变化给予及时的分析研究，同时，又要对这种种技术进步及其后果的人文影响保持高度的警惕。 20世纪末期的媒体转换给文学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给文学研究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从媒体的总体转换角度对待文学的转型，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是图像对文字的挤压，所谓读图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是互联网络使文字信息的过量化、平面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传统的书面媒体体制下的文学经受着全方位的考验。如果说，书面体制下的市场化制约和影视对文学的冲击还有国外发达国家的应验可以作为某种参照，有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近代以来思想家的对书刊媒体的论述、有马尔库塞、德里达等对电影、电视时代媒介冲击的论述可共借鉴——后者甚至对单机个人电脑与文学写作的关系多有精辟的见解，那么，互联网的冲击则完全是全球化时代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面对以铺天盖地而来，并以几何级数升级换代的互联网空间，中外理论家和作家们可以说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的探讨和总结同样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可喜的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群体，已经不再一味地排斥和贬低市场化的操作方式，而开始积极地尝试以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标准参与媒体的运作，借助于媒体的力量和渠道表达专业知识分子自己的声音。比如，2000年，上海的一批评论家展开了关于“媒体批评”的讨论，同年上海作家协会等组织发起的“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作品”评选和讨论活动;2001年中国小说学会也组织了“200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活动等等，都是在与媒体的合作中表达批评家对90年代文学的看法的实践。同时，对于电视文化和文学的特性和功能，对于新兴网络文化的人文影响和网络文学的特性的研究，也已经在学术界展开，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种研究毕竟还刚刚开始，而且随着传播技术的难以预料的发展，还会随时带来新的变数，这些变数又将是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新的挑战。 传媒时代的文学转型已经开始，但远远没有结束。 2002年元月初稿 2002年7月二稿 2003年3月三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