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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静归其根。贾植芳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其人格魅力和学术精神，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复兴和学科建设的开创之功，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特别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贡献，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一笔独特的财富，会长久地为我们比较文学界同仁所记怀和发扬。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的主要创刊人，先后担任本刊主编、编委和顾问的尊敬长者，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所爱戴的贾植芳先生，终于走完了充满坎坷的传奇般的一生，于2008年4月24日18时45分在上海去世。他的离去，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更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作为一个集现代知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贾植芳先生所具有的魅力是相当丰富的。而作为一个学者，他广泛涉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在文学领域中，有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通俗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多个学科，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斯人已去，静归其根。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贾植芳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精神，对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复兴和学科建设的开创之功，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特别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贡献，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一笔独特的财富，值得我们追思和缅怀，更值得我们总结和发扬。 贾植芳先生笔名冷魂、鲁索、杨力、南侯等。1916年10月出生于山西汾城(现襄汾县)。中学时代起发表文学创作，1935年春因参加进步社会活动而被北平崇实中学以“思想不良”之名开除，随后投身“一二•九运动”，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1936年保释出狱后即流亡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经济科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左翼文学活动，并开始给胡风主编的《工作与学习》投稿。抗战爆发后辗转回国，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主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短期训练后，以随军翻译等身份先后在山西中条山、西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战争，几度出生入死。不久与胡风相识并结下终身友谊，并向其主编的《七月》杂志投稿。1943年因策反日伪军阀郝鹏举而被徐州日伪政府军警监禁。抗战后来到上海，以写作卖稿为生。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人生赋》(1947)、散文集《热力》(1949)等。1947年因著文抗议当局的腐败专制又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入狱，次年经多方营救出狱后，藏身于上海西郊农户家中，埋头一个月写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一书。旋即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而逃往青岛，直至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震旦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52年调复旦大学中文系，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监禁11年后宣判出狱，于1966年回复旦大学监督劳动，“文革”中屡遭受种种折磨。1979年起在复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1980年平反后复回中文系任教，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各种风暴和变迁，人称“硬骨头教授”的贾植芳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更是一生坎坷。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负笈东洋后，又经受了战争的洗礼、牢狱的折磨和各种政治打击，可谓九死一生。他担当过学生、军人、作家、记者、编辑、教师等社会角色，先后被许多种政治势力当作敌人对待，但更被人当做侠肝义胆的朋友和宽厚尊敬的师长——他的侠义和豪情是许多不同年龄的人所公认的。胡风在狱中写下的《酒醉花赞——怀贾植芳》一诗里，称他“酒醉花无忌，长披急义心”、“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是其人格形象的精辟概括。贾植芳先生那传奇般的人生，不仅对普通读者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屡经战火与牢狱的磨砺，生命却仍然如此强韧、乐观和通透，更显示了一种人格力量。贾植芳先生虽然经历了各种今天难以想象的历史和生活场景，但他从来不是社会和历史的看客，无论是战场、监狱还是校园、书斋，他始终关注着民族和历史的命运，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知识传统需要薪尽火传、代代相递，贾植芳先生在五四文化的启蒙中睁开双眼，并以伟大的鲁迅为精神楷模，在鲁迅开创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岗位意识，终身坚守，矢志不移。在贾植芳先生身上，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可贵的精神传统。 贾植芳先生复出后，一方面主持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呼吁学界“从清理重灾区入手”，积极倡导和践行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和开拓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主持创立了比较文学教研室，组建了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学科。自1981年起招收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和出国预备生，使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一起成为国内首批具有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教学单位。至今，复旦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学科都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这与贾植芳先生作为该校这两个学科创立者的开创之功密不可分。在学术研究上，贾植芳先生特别注重中外文学关系资料的发掘、编辑和整理，先后出版了《狱里狱外》(1995)、《暮年杂笔》(1998)、《历史的背面》(1998)、《贾植芳文集》(四卷本，2006)等著作，发表了一系列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论文;同时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通过序跋等方式，发表对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学术见解，为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和学科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自五四新文学时期比较文学学术观念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先后有20年代的章锡琛和吴宓，三、四十年代的傅东华、戴望舒、闻一多、朱自清、刘西渭、钱钟书、朱光潜、杨宪益、李长之和范存忠等学者，持续介绍国外比较文学学科的进展并积极开拓研究实践。50年代之后因苏联文艺思潮的影响和极左政治的压制，学科发展出现明显的萎缩和断裂，所幸仍有《管锥篇》这样的宏篇巨著的问世，还维系着这一学科的血脉。到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面临了一次新的复兴和发展机遇。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创会副会长和名誉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创会会长，贾植芳先生与季羡林、杨周翰、施蛰存等学者一起，积极倡导比较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其奠基和开拓之功已经成为学科发展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他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特别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比较文学一笔丰厚的财富，它产生于20世纪中国独特的文化现实，又与贾植芳先生的人生历程、生命体验和精神探索紧密相连。 贾植芳先生继承了由鲁迅开创(胡风以某种方式加以继承)的传统，积极投身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以强烈的主体实践精神参与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文学在内的活动，将独立的人格追求和民族国家的独立、文化文学复兴的使命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后来在比较文学学术上的追求，具有强有力的主体实践性和创造意识。他曾反复申明，“我是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长大的文学青年，是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化密切联系社会人生的传统，在鲁迅开创的文学为人生且改造这人生的文学道路上前进。……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性质、结构和组织机制等，我始终保持着不竭的探讨热望，并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现实生活。” 学问之道，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过程，更是一种践行，一个实践过程。实践之知有别于理论之知和技术之知，它直接以“生活世界”为对象，实际上涉及了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前提和基础，使得科学的自我理解得以回到最终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哲学是人文科学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其最终的理想。同样，比较文学不仅是一个学问体系，也是一种实践认知方式，是体与知的结合，只有突破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才能使比较文学这个“外来”的学科门类，真正在中国这一具有古老传统的文化中生根开花，使比较文学的学术成就，真正参与到本土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之中。贾植芳先生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记取。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贾植芳先生有着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等多学科的背景。他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师从园谷弘教授学习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现代社会和政治学的发展和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十分关注，按说这才是他的“专业”。抗战结束后他还将德国社会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日译本《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译成中文(后译稿遗失)，又有专著《中国近代经济社会》(1949) 、译著《人民民主主义的长成与发展》(西泽富夫著，1950)和《住宅问题》(恩格斯著，1951)等论著为证。虽说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贾植芳先生不曾料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但他的多学科的学术素养和背景，在客观上养成了其跨学科、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眼光，这正好与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质特点形成某种契合。不仅如此，即便从文学角度来看，贾植芳先生自中学时代发表文学作品起，笔耕不辍，长期的写作实践是其后来从事文学研究的一种经验积累。同时，他虽然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投注很大的热情，但也广泛涉猎传统文学，还对通俗文学有着持久的兴趣，直到晚年还积极倡导通俗文艺的研究，创立了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发掘出版被长期遗忘的《亭子间嫂嫂》等现代通俗文学作品。这果然与他的社会学兴趣和对现实的热切关注紧密相关，但同时也体现了其通达、多元的文学观念 ，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五四新文学对于通俗文学的某些偏见。另外，贾植芳先生对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和日本文学的长期阅读、翻译和研究，逐渐形成了其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新中国成立后，贾植芳先生从震旦到复旦，为中文系学生讲授西方文学、俄苏文学、写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四门课程，开始其大学执教生涯。先后出版了《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巴哈鲁蒂著，1951)、《论报告文学》(原著捷克基希，1951)、《契诃夫手记》(契诃夫著，1953)和《俄国文学研究》(谢尔宾娜等著，1953)等译著。所有这些，都为贾植芳先生在劫难复出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在知识背景、学科意识、学术问题意识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终于使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做出重要的贡献，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位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 贾植芳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面。作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交叉领域，贾植芳先生一再强调这一领域有待开掘的学术价值，而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总是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进程的研究相结合。他充分肯定外来文学思潮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意义，认为“开放与交流”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同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猛烈地批判封建复古和排外倾向的同时，广泛而只觉地吸取外来的先进文艺思潮和创作流派的情况下，发生发展起来的。这个我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问题，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一个标志，也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新文学“开创和建设者们都是从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开始自己的文学事业的。” 因此，“产生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正像我国的古典文学曾经对世界文学的总体构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和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样，我国的现代文学是世界现代文学总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表现为它曾经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接受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外来思潮、理论和文学样式，同时还表现为它以辉煌的文学成就向世界宣告了一个古老文明在文化上的新生。” 这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历史定位，而且指出中国文学并非单纯的接受外来影响的产物，它的独创性和新生的价值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之外来影响的承认，在今天当然已成一个公认的常识，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则不仅需要思想的解放，更需要学术上的胆识与勇气。 为此，贾植芳先生一方面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倡导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比较研究，同时，积极倡导对于外来文学理论思潮的历史性还原，开拓比较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他主持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主持编辑出版了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先后主编了《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 、《巴金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闻捷专集》、《文学研究会资料》、《巴金写作生涯》、《巴金作品评论集》、《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和《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学术著作等研究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将外来文学思潮和翻译文学作为贯穿其中的重要部分，并多次撰文申述中外文学关系在国别文学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突出意义，明确指出其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独特性体现的重要性。尽管贾植芳先生没有大部头的比较文学论著，但他通过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于这个学科的精辟的识见。除了在为中青年学者的比较文学著作所作的序文中提出他的学术主张外，还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比较文学的由来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中国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茅盾为例》等一系列论文中，借助于某些专题的研究提出自己的学术识见。比如，《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一文，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与海外留学生运动之关系、中日两国交往密切关系和悠久历史、中日现代化的进程的比较等等开阔的视野中，对近现代留日学生在新文学运动中所发生的具体作用展开多方面、多层次的论述。文章结合作者自身的留学经历和体验，是其文化实践与学术一体化的典型体现。不仅论述视野开阔，在论述方法和展开方式上，也不拘于某种理论，虽说所用的大致属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并无展开详细的创作文本剖析，但即使是简要的述及都十分贴切，尤其是从《留东外史》等通俗文学作品中引出论述思路，别出新意，举重若轻，至今仍是相关研究中无法绕过的成果，而且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有着启发和示范意义。 作为一个从传统体制和文化中反叛出来现代知识分子，贾植芳先生历经漂泊和磨难，终于在其生命的最后30年里，以一个七月派知名作家的身份，在大学的文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岗位，成为一个在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等学科领域受人尊敬、成就卓著的学者。他不仅对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上海比较文学学会的创立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也是《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创刊者之一，并为杂志的最初出版做出了关键性的努力。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始终一贯地关注着期刊的发展，即使在其退休之后的晚年，仍为这份国内惟一公开发行的比较文学专业学术期刊倾注着心力。几十年来，他同时在这两个领域培养了几代优秀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学术中坚。而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和学科建设的倡导者和奠基者之一，他的影响所及则远非限于面授的学生弟子。 对于贾植芳先生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的挽联有很精彩的概括： 由胡风追鲁迅，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 从社会进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才开八方来风。 贾植芳先生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学术贡献，对后生学子的人格魅力，乃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启示性力量，乃至于对中国当代文化生活的价值意义，不仅体现在许多层面，而且流风所至，远及海内海外。 斯人已去，精神常在。让我们缅怀贾植芳先生的人格精神和学术贡献，在前辈学人所开辟的学术领域中，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 2008年5月28日 本文注释： 《狱里狱外》第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1947年夏，贾植芳先生还曾着手写作《中国现代军阀论》一书，书未完稿即被国民党军统缉捕入狱，书稿不知去向。 这与他的朋友胡风有所不同，而贾植芳先生的这一学术传统，终于在他的学生范伯群教授及其再传弟子那里结出一系列硕果。 《中国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茅盾为例》，见《贾植芳文集》第163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博采众长，以酿已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见《贾植芳文集》第211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其部分成果《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上、下)，200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