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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200083) 摘 要：中国学界关于文学经典的探讨与西方当代学术思潮密切相关，但外来思潮的落地生根并引发各个学科的积极参与，根本还在于当代文学和文化进程中经典谱系频繁变异的现实;对本土问题的关注和发掘使这一学术论域显露出丰富的学术潜力，现有的讨论已经显示了可喜的成果，也展现了参与世界对话的可能。 关键词：经典;解构与重建;理论;本土问题意识 经典及其阐释作为一个学术论题，其实是一个带有相当普泛性的世界性话题，也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中国古代以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维持了儒家经典的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它也并非铁板一块，历代也有多次对传统经籍的重新阐释活动，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这些传统经典的理解有了空前的改变。同样，关于经典建构和重构问题的讨论也是连绵不断，贯穿了整个中国学术史，只不过不一定直接以这样的概念来表述而已。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在之后的1949年、1966年和1978年，经典问题因为政治和文化的重大变动而一再成为大规模的学术实践，并产生各不相同的文化后果。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文学经典的解构与重建开始成为国际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80年代的美国文学理论界所出现的关于经典问题的热烈讨论影响广泛，美国的大学政治、女权主义、少数人权利、多元文化、后现代理论与解构批评成为这场讨论中的主要角色，当然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趋势在90年代起也逐渐在国内出现，近年来愈演愈烈 。仅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就有直接以经典阐释为标志论题的许多学术活动展开。比如，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 “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郑州，2002年9月16-18日)、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的“文化研究语境中的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国际研讨会”(北京，2005年5月27-28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西安，2006年4月26-28日)等等。而《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的“经典的解构和重建”专栏，自2003年开设以来，至今先后发表了中外学者的26篇专题论文，并与其它学术活动相互呼应 ，在学术界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既体现了中国比较文学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与对话，同时更是中国当代文化现实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生态现实在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及时反映。 正如四年前本专栏“编者按”中所提及的那样，这一学术话语在西方语境中出现的近因，起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世界文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全面反思，对于“死去的白人”文学史的颠覆，以及各种后现代批评理论的兴起。而它在中国语境中的形成，有着中外学术交流、学科间相互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与两位西方学者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中国的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语境中，最早直接提出文学经典问题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荷兰乌特勒兹大学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玛(Douwe Fokema,1931—)教授可能是重要的一个。1993年9、10月间，佛克玛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的系列讲座，后作为“北大学术讲演丛书之三”出版 。该书的核心论点，是区分“研究”(Research)、“解释”(Explanation)与“阐释”(Interpretation)、“批评”(Criticism)四个概念，在佛克玛看来，前两者强调经验材料的客观性以及方法的可重复性、结果的可检验性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研究中的经验主义研究属于此类，而后两者则强调研究主体的参与和创造，强调内在的合理性。经典阐释和文学批评则属于这个范畴。佛克玛以肯定两者在文学研究中的统一性为前提，突出了在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文学研究中，带有“前见”的主体在意义生产(即理解)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正是这一理论锋芒，对当时国内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文化相对主义的合理性内涵开始为国人所理解和重视，也为经典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理论背景。 而该书的第三章“经典：批评和教育的工具”，则专门围绕文学经典问题展开论述。佛克玛在回顾西方和中国现代经典的构成历史之后，通过质疑“谁的经典”、“何种意义上的经典”，提出了经典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世俗化进程的完成和民主协商制度对专制的取代，有可能使文学经典成为一种遗物。对于这样的判断，当时的中国学界一时可能还无法体会它的全部内涵。不过他又认为，虽然经典已经失去了宗教和政治的原因，但其教育、文学、历史和审美的理由还在，尤其在教学方面对文学经典的需要还没有消失，尽管教育权力机构强行颁布经典(比如中国的各级统编教材)的方式已经逐渐解体。佛克玛不像西方激进的文化解构主义理论家那样斩钉截铁，这一方面表明他在理论上的谨严，同时他或许多少也考虑到中国听众的接受“前见”。因此，他小心翼翼地表述着他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解构主张，坚持认为，在当代文化中，文学经典仍将是一个参照系，是一种“形式和主体的历史语法”或者“文化语法”，它可以提供可供选择的行为规范，可以为盛行的价值观提供对照。正像民主政治未能结束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一样，文化上的民主也将不会导致价值标准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其它的一些价值标准相比，有些价值标准受到了并且将会受到更多的强调和维护”，这是佛克玛对于经典问题的经典表述。 不过，佛克玛的观点毕竟表明了他对传统经典的质疑和颠覆态度，这种与文化相对主义相伴随的经典探讨，在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两重性的后果：一方面，在中外文学关系中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有助于确认本民族文学经典性和独创性的自信;同时，它又是以对已有经典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的拆解逻辑和方法出现，正好与当时国内文学界的“重写文学史”等理论主张在精神趋向上形成某种呼应，从而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进一步导致了对经典本身的质疑乃至否定。 另一位与中国的经典学术话语有关的西方理论家就是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1930—)，考察布鲁姆在中国接受的过程也是颇有意味的一件事。2005年4月，译林出版社(南京)出版了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1994)，似乎也为国内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这部理论著作直接以经典为书名，而且强调伟大作家和作品的“不朽”，正如《纽约时报的书评》所说的那样，它“以崇高的勇气和惊人的学识”，“充满激情地向我们表明”经典作品的永恒价值，“它激起我们的希望：那些一直为人性所珍视的东西，仍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所珍视”。这位76岁的文学批评家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已经并不陌生了。不过布鲁姆与中国经典问题之间的关系，其实还要向前追溯到更早到时候。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中国大多数读者对哈罗德•布鲁姆的名字还是非常新鲜的，他关于传统文学经典对创造性作家的“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之说，通过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在文学界特别是学术研究界传播开来 ，更是有着“一鸣惊人”的效果。 自1989年《影响的焦虑》中译本出版，至今已有16年(从原文实际所受影响当然会更早些)。徐文博在译者前言中，将布鲁姆归入“消解式文艺批评”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今译作解构批评)，并一再强调这位“当代西方把弗洛伊德理论应用到文艺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富有挑战性，敢于否定前人的观点”，突出他的“一薄古人的气魄”，认为他对“诗的传统和诗论的传统持否定态度”，他对传统影响的焦虑及其克服的方法，是“为了标新立异，在与传统的搏斗中以新奇取胜”。总之，那时候的布鲁姆是一个反抗传统，解构经典的英雄。 如果说当时中国接受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还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当代文艺批评和创作如何在与传统对垒中的摆脱因袭束缚的理论和精神资源的话——因为那时国人对文学经典的认识，还没有完全从传统文化的压力下解脱出来，那么，在又一个16年之后，这位声名显赫的《西方正典》的作者，他的整个文学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已经大致呈现出来了，期间他《误读之图》(1975)、《神秘哲学和批评》(1975)、《诗歌与压制》(1976)、《竞争：一种修正主义理论》(1982)、《影响的诗学》(1988)、《J书》(1990)和《美国宗教》(1992)等多部著作相继问世。而当代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文学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国人对它们的了解也更加切实。因此，《西方正典》的译者江宁康对于布鲁姆理论及其在西方文学批评中的地位的介绍，尽管寥寥数言，但与徐文博的描述相比，差别已十分明显，即使对于同一部著作的观点，也有了绝然不同的理解。在江宁康看来，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1973)旨在论述：任何作家都会受到前辈文学名家和经典名作的影响，只有少数天才作家才能克服“影响的焦虑”并以自己的审美原创性解放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对于成功的作家而言，没有一种令人烦恼的学习传统即接受影响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烈的经典作品的出现，所以，经典本身就意味着影响的焦虑的存在，“任何强有力的作品都会创造性地误读并因此而误释前人的文本”，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传统和艺术创造、审美原创和文化传承的对立矛盾，其核心是，作家如何避免因循传统，而又不失崇高的美学价值。在这里，布鲁姆虽然以“原创性”、“解放”、“创造性误读”等为旨归，但在今天看来，他在对经典传承方面的腔调仍表明了其保守的精英态度。 而对从《影响的焦虑》到《西方正典》之间的其它著作的理解，江宁康的描述同样体现了一种逻辑上的步步推进。《误读之图》(1975)是对于克服影响的焦虑而获得审美原创性的手段或者途径的具体展开，它揭示了“创造性误读”(creatively misreading)是一种建立在传承基础上的叛逆和竞争，旨在“获得一种必然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而经典化过程就是这种过去与现在之间所进行的一种永恒的竞争。要认识这个过程，就必须从历史的、文本传承的角度去重新建构文学经典的历史(《竞争：一种修正主义理论》，1982)。 于是，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借鉴了维柯《新科学》的历史循环的三阶段理论，即神权、贵族和民主三个循环阶段，而新的神权阶段将随着一场大混乱再次出现，相应地文学的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也是相继依次发生，其表现是荷马史诗、神话和宗教经典(神权时代)、从但丁到歌德(贵族时代)、和19世纪欧美文学(民主时代)，而20世纪则是一个打破一切规范的混乱时代，“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难以逆转”，不过他又认为，这同时预示了“网络”新神权时代的来临。江宁康认为，布鲁姆的“真正用意是要通过对26位西方经典作家的深入解析，清理出一个连贯而紧密的经典谱系，建立起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的‘道统’，从而在当今文学与审美式微的世界收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效”。这是布鲁姆面对美国文学现状和西方文学的破碎和流散的悲观判断，同时又体现了其借助历史循环模式重建西方文学经典传统的雄心。因此，在江宁康的描述中，布鲁姆已经是当今文学混乱时代里坚守经典的审美性和精英性的一位悲剧英雄了。 然而，从理论的逻辑性而言，布鲁姆也不得不遭遇自身的悖论：他的以审美自主性为核心的经典化批评立场，本身也处于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相互竞争的经典化历史过程中，文学的审美性和社会性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和建构的过程。不过我认为，与其将这一点作为布鲁姆批评理论的缺陷，倒不如把它看作其理论的丰富性和现实针对性的交汇。正是这个逻辑上的不周延或者悖论，才换来了对于美国和西方社会与文化批评愈演愈烈之倾向的批评，也体现出他在当代西方批评空间里的保守性的悲剧色彩。这并不是说保守一定值得肯定，而是说，文学的审美与文本批评和经典的重建，正是在与文学的社会与文化批评和经典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对抗和抗衡中，才能显示出它的逻辑辩证和历史意义来。 在这里，我无意于评述前后两位布鲁姆译介者的能力高下。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后来者因见证了历史的进程，占有了更多的材料，总可以在认知中显示出更多的整体性和客观性。首先，布鲁姆批评理论本身也有一个呈现和推进的过程，有一个面对西方文化现实而做出的变化和调准过程。其次，中国学术语境也已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世纪之交的16年之间，已经有如此大量的西方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的引入，包括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身份研究、拉康的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及符号学等等，这些都被布鲁姆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因为它们往往主张颠覆以往文学经典，特别重视文化问题，这正好与他的坚持文学的审美理想和精英意识，努力重建西方经典传统相对立。与经典问题直接相关的，又有上述伴随着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佛克玛观点的引入。由此，中国文化学术语境在世纪之交的变化之大可想而知。 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纪之交的中国语境中关于经典问题的重新浮现并成为一个热点，就不单单是布鲁姆和佛克玛的理论影响可以说明的了。因此，上述对于这两位西方理论家的著作在中国译介情况的回顾，无意于夸大和强调它们在中国经典讨论中的影响力。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布鲁姆、佛克玛理论的译介和阐释，与国内这一学术话题的展开过程同步而相关。我真正感兴趣的倒是这一点，即布鲁姆理论自身的展开与演进，布鲁姆与佛克玛理论之间的矛盾张力，中国读者对布鲁姆前后不同理解与阐释，分别与各自文化语境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这两种对应关系之间的差异和共通之处。而这，正是进一步理解经典问题为何在近年来中国语境中再一次浮现出来的关键，也是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语境中发掘布鲁姆-佛克玛理论借鉴意义的出发点，更是由此在本土文化实践中认识文学经典的本质、特性及其意义的一个有效管道。在这里，外来理论的传播和接受过程，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对照，一个以理解当代中国本土的文化现实并展开论述的契机。 在中国文化和文学语境中，经典的解构和重建问题的展开，同样有着深厚复杂的背景：20世纪屡次发生的意识形态变革引发了文学秩序的一系列变动，中国文学和学术界同样有着切身的体验。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就是经典秩序不断变更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经典传统秩序的重新排列、重新阐释深深地影响着当代文化和文学。整个80年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追求就是恢复这一新的传统。而90年代至今的十多年内，中国文化和文学生态随着政治、经济和传媒技术的变化而经历了从未有过的重大变迁。如今，中国文学的生存境遇是，互联网风靡全国，博克热扩散到每一个虚拟空间，大众俗文化铺天盖地而来，它生机勃勃而又藏污纳垢。对照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对西方世界文化现状的描述和理论分析，我们确乎已经嗅出这个时代文化的一股浓浓膻气，也更体会到佛克玛当年谨慎表述的观点背后的深意。不过，将经典的形成、解构和重建作为一个变动的整体，结合哲学阐释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说，在理论上加以思考，在国内的文学理论界还是近几年的事。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论题，它在国内的比较文学领域中已经显示出富有潜力的研究空间，这一点也已在“经典的解构和重建”专栏中得以初步的呈现。 已经发表的26篇专题论文，充分显示了栏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这不仅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一贯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论题本身的学术魅力。这些作者来自海内外不同的学科背景，包括比较文学、文艺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和影视传播等研究领域，论题的侧重点和针对性也各不相同，论者的价值取向也不尽一致。如果一定要将这些丰富多样的讨论概括起来，论述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除了在理论整体层面的讨论之外，还有关于文学创作、文学传播与接受中所体现的经典的解构与重建现象的讨论。 文学创作中的经典解构与重建，是最富有吸引力的话题。如法国作家图尼埃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改写、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改写、王尔德等一批19世纪欧洲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对《圣经》中莎乐美形象的改写、中国当代剧作家孟京辉对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改编、美国电影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对于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改编、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对中国传统历史典籍的改写 等等，这些论文有的正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所揭示的对经典与权力关系的典型案例，或者明显受到这种理论思潮的启发，大都关注和强调后来者对于传统经典的颠覆性改造，直接体现了当代思潮在这一话题中的反响。贺玉高的《通过经典的对话》一文 ，讨论的是《赵氏孤儿》这一经典叙事在异文化时空中的不同变异、交错影响，情况显然更加复杂一些。而《影响与偏离——略谈<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及其他》和《变奏与致意：在创造中延续和展开的经典——论昆德拉对狄德罗的改编》 在分析思路上则似有所不同，前者只是在中国作家李劼人对《包法利夫人》的翻译、模仿及其偏离的切实分析中，探讨经典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和接受主体的创造性变异，体现了影响和接受研究仍然具有的阐释力，后者则突出分析了昆德拉在对狄德罗的改写过程中所强调的“变奏”概念中所包含的继承和尊重，提示了改写过程中对传统经典的另一种倾向的存在及其可能性。从这些论题中所涉及的个案对象看，它们一般都带有跨越文类或跨越文化的特征，这正是比较文学显示其学科特性的论域。 文学经典在跨越文化时空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体现的延异，也是一个重要的论域，它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上述在创作中解构与重建经典的情景直接相连。它包括经典文学文本的跨文化译介、跨文化传播中的经典变异及其在不同文学秩序中的地位变迁等等。本栏目所发表的文章中，尽管专门就这一层面探讨的不多，其实，上述如郜元宝、谈瀛洲、黄德海、贺玉高等人的论文都已经涉及这一个层面，不过，这并不表明该栏目对这一方面讨论的忽略，而是考虑到，它在近年来兴盛的译介学研究中已经多有涉及，仅以本刊这两年发表的文章而言，就有诸如廖七一《胡适译诗与经典构建》和查明建的《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 等文章，明确地将文学译介与经典的跨文化建构联系起来。而对于理论经典的跨文化译介及其效应问题，本栏目也有徐贲和罗岗两位学者的论文开其头绪。与文学经典文本有所不同，对理论经典的跨文化理解需要直接借助于对理论的生成和使用语境的透彻理解，因此探讨当代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影响，不仅需要对这些理论本身的了解，同时需要具备对其生成语境和本土语境的敏锐感悟，并对这种理论交往和阐释的展开进程做出清醒的批判。徐贲和罗岗的研究 在方法论上对中外比较诗学的研究的展开也有着启发意义。 其实，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探讨经典的解构和重建问题，对文化语境的敏感和认知是一种普遍必须的前提。而要使我们的研究真正与中国当代文化实践发生关联，并体现中国学者对于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贡献，就必须在开放的文化视野中关注中国问题，从对本土问题的探讨中为经典论题提供我们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的经典问题，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讨论以来一直是国内学者都十分关注的，但明确地从经典的解构和重建的视角切入讨论，则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上世纪50 至70年代是新中国文学经典的建构和重构一个时期，洪子诚、程光炜及和磊的文章 分别从总体和个案出发，探讨在新的文化权力体制下经典重构的具体过程及其机制。而和磊的赵树理研究，尤其是胡景明对巴金的《随想录》研究 又将文本之外的文化因素引入经典文本的形成即作家具体的创作实践和当中，的 而曾经代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文学新格局的经典体系，在90年代以后被冠以“红色经典”之名，在新的权力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合力作用下，与影视和网络等传媒相结合，呈现为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它较为明显地呈现了从建构到解构的历史过程，作为亲历者的几代人都有切身的感受。刘康、陶东风对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相继做出各自的精到分析 。 佛克玛、童庆炳、刘象愚和陶东风等中外学者，则意在从理论上对文学经典的相关问题，包括经典的概念、特性、内涵要素、文化功能等理论问题的综合探讨，其间也体现出一些基本观点的差异。比如，陶东风更强调文化权力对文学经典的决定性作用，凸现了经典的相对性，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 ，而童庆炳则在承认经典与意识形态关联的前提下，更关注经典的恒定性和共同性 ，并通过《红楼梦》和“红学”传统变异的分析，指出文学经典化的两极因素，即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质和文本的接受，认为“只有艺术品质高、意义空间辽阔的作品，具有权威地位参与阅读和评论的作品，实现了两极连接的作品，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 。而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佛克玛的态度似乎更加超脱一些，显示了这位文化相对主义学者的一贯立场，他通过分析中国“文革”中的“样板戏”和布鲁姆的经典观念，归纳出经典化的两种途径：即遵循认同美学的理想化、标准化的塑造，和遵循相对美学的对于普遍模式的偏离化追求。与十多年前的讲演相比，佛克玛的经典立场并没有多少变化，他既认为没有绝对的经典，它“是指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的作品，指一种民族文学或特定的体裁、特定时期或者特定主题中的某些文本”，是“为了回答人们特定的需要而创作的，它们对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有承认经典的共同性，因为“在这个全球化世界里，也会有一些跨文化甚至是永恒的需要和问题。”不过，他更强调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于经典的文化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经典不能只是被描绘成一系列的文本，它的空间的、时间的和社会的维度也一定要被说明” ，并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跨文化共通性的经典关注视角，对于研究的展开是颇有启发意义的。而杨春忠、吴兴明、王瑾、李秀萍 等人，则以当代文化现实为背景，结合电影《大话西游》、金庸小说热等具体的文学和文化想象和事件，探讨在消费社会的商业机制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和审美文化重大变迁的条件下，文学经典现实处境和未来命运，并分别对经典的解构和重建机制提出理论上的概括。和上述其他学者一样，这些论文都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对于文化的中外交流和多元特性的敏感，一是对于当代文化特别是本土文化现实的关注。 无论是发现新的材料、运用新的理论、引入新的参照系统、采用新的方法，还是提出新的问题，都可以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深入。跨文化时代的文学经典问题，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的学术论域，更是比较文学富有潜力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比较文学》的“经典的解构与重建”专栏开设至今，已经在这些方面程度不同地取得了收成，尤其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于多元时代文化现实的关注努力以及清醒的学术本土意识。其实，除了上述已经提出的许多论题和论述角度之外，还有比如经典与文学史研究、经典与文学教育、经典与当代文学和文化生态等问题，以及从宗教学、神话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切入文学经典问题的不同研究途径。不过我坚信，随着讨论的延续和深入，跨文化的文学经典问题所涉及的论述范围将更加广泛，也一定会收获更多的学术成果。 2006年9月10日，于望园斋 ------------------------------------------------------------------------- 国内许多学者如王宁、陈晓明等在译述西方当代文化研究动向时，已多有涉及后现代学术思潮对经典文学及其研究的冲击。 专栏中的许多论文，就是提交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发表的，其中包括多篇提交“文化研究语境中的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国际研讨会”(北京，首都师大)的重要文章，在此向会议主持人陶东风教授和论文作者表示感谢。 [荷兰]佛克玛、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江康宁：《译者前言》，见《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1-6页，哈罗德•哈罗德著，江康宁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译者对该书的副题采用意译方式自有其用意，但直译“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似更能客观地传达本意。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出版，1989年6月第1版首印3001册，1992年第二次加印4000册。 徐文博：《译者前言》，见《影响的焦虑》第1—3页，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年6月第1版。 这些文章先后均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它们是，刘恋：《“另类”生存与“根”的疑惑》(2003年第1期)、王宏图：《复仇的正义性与身体政治——读<葛特露和克劳狄斯>的<哈姆莱特前传>》(，2003年第3期)、谈瀛洲：《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对莎乐美故事的改写》(2003年第2期)、黄德海：《意大利的节庆狂欢和中国的滑稽传统—<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原作和改编》(2003年第4期)、金丹元、张大森：《“颠覆”后的另一种解读—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布拉格之恋>的思考》(2003年第4期)、姚晓雷：《艺术中的侠、天下及英雄——也由张艺谋的<英雄>谈起》(2003年第2期)。 贺玉高：《通过经典的对话》，《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 郜元宝：《影响与偏离——略谈<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及其他》;宋炳辉：《变奏与致意：在创造中延续和展开的经典——论昆德拉对狄德罗的改编》，均刊《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均见《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罗岗：《“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徐贲：《经典的法农》，均见《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 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程光炜：《<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和磊：《赵树理：被“展览”的经典》，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 胡景明：《巴金的自我叙述与<随想录>的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美] 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陶东风：《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 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 另参见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 童庆炳：《<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 [荷兰]佛克马：《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他更平等》，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 王瑾：《互文性：名著改写的后现代文本策略》、李秀萍：《消费时代的文化资本之争——也谈金庸小说的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杨春忠：《本事迁移理论视界中的经典再生产》、吴兴明《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展》，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