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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九〇五年，吴趼人撰长篇章回小说《新石头记》，八月揭载于《南方报》，署名“老少年”。 “老少年”既是作者化名，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即贾宝玉漫游“文明境界”的向导，其功能类似但丁《神曲》中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文明境界”的种种好处，贾宝玉都在老少年的指引下一一见识，老少年传授给贾宝玉的不仅有各种先进神奇的科学知识，且有救国救民的政治文化方略。吴趼人自署“老少年”，或谓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但这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吴趼人以“老少年”自署，可说是赶了一回时髦。 “少年”这个词语突现于清末文学之中，自梁启超那篇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至吴趼人写《新石头记》时，它已经成为时尚的革命名词，其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莫不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 “少年中国”象征着民族复兴的历史憧憬，一时之间，它成为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最为激进的表达。而一九〇二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首倡现代中国之“学运”， 及至邹容以二十岁年轻生命献身革命，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可以说清末之“少年”，便是五四之“新青年”的前身。 正如“新青年”是五四运动的核心符号，“少年”亦居于晚清革命进步话语的中心，两者都是“青春”的人格化表达，喻载着整个社会除旧布新、经历巨大转型时候的政治、文化能量，亦是以未来时书写的现代化方案的核心象喻。 意大利理论家莫瑞蒂（Franco Moretti）在探讨欧洲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化形态时，将“青春”（youth）看作现代性的“本质”（modernity’s “essence”），其理由是“青春”具有永恒的内在的不满足（inner dissatisfaction）与变动性（mobility） ，青春的反抗与革命可以毁灭任何既定体制（如家庭、社会规范、传统文化），乃至于将自身的形式也破坏掉（革命遂变成不断持续的再革命），同时青春朝向未来，意味着无限的发展 ——浮士德在与魔鬼订约之后首先便需要重获“青春”，且是永恒的青春，他从而才能成为现代文学中最有雄心也最有成就的“发展者”（developer）。 在莫瑞蒂的论述中，“青春”是一种近代的发明，它成为有意义的文学形象，是在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后。而在比欧洲革命晚一个多世纪发生的中国革命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现或发明了“青春”这一形象及其蕴含的历史意义。清末适值王纲解纽、传统社会濒于崩溃之际，所谓旧时代的人生轨道已逐渐模糊， 新一代的青年个体从传统的有机农业社会中被剥离出来，成为社会中最多姿多彩的变动因素。在象征的意义上，“青春”召唤着崭新的社会、文化、政治想象范式，而此后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选择“青春”（以及“少年”“青年”）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启蒙、文化变革、政治革命、民族复兴的渴望。与欧洲现代化中的情形相类似（“少年中国”即显然模仿“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 等欧洲观念），“青春”在现代中国也可说是现代性的核心象喻，它且化身为永无止境的历史动力，将现代中国民族自新的族群欲望不断延续乃至不断更新，而终至成为一个“民族神话”。 然而，此“青春”非彼“青春”也。莫瑞蒂充分论述了欧洲现代化过程中“青春”所具有的矛盾与复杂性，但“青春”在现代中国表现出的时间与历史维度上的多重复杂、暧昧意义，却并非莫瑞蒂的欧洲青春话语所能尽述。本文拟从历史经验、文化符号、叙事模式等多个层面探讨现代中国青春想象的发生机制与文化内涵，所要处理的正是此一想象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主体性”及其独特的问题性。青春从一种生命体验，到一种文化现象，而至于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政治与历史憧憬的核心动力，在清末一个短短的历史时间之内具有了形式化和体制化的特征，但同时这个“构形”（formation）的过程也促发了青春想象内在的种种复杂与矛盾。本文认为在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成为中国现代青春想象的主导模式之后，其问题性即已鲜明地呈现于吴趼人笔下的“老少年”这个文学形象之中。前面已经说到，吴趼人自署“老少年”，是赶了一回时髦，老少年现身说法，大讲特讲未来中国的科技发明、政治文明，在晚清语境中，这一“少年”形象即代表了前卫的时代精神。然而，吴趼人又加上一个“老”字，以及由此展开的贾宝玉在历史时间中的“老少年”式的体验，却都为清末政治与文学中的“少年气象”增添了一层反讽（irony）的意味，使“老少年”成为清末青春想象中的一个异数。由此出发，我们或可得以一窥现代中国青春文化中的某些根本矛盾及其在召唤中国现代化时所引发的问题。 二、发现“青春”之旅 在论述“老少年”的文化内涵之前，我们仍需先考察晚清青春话语发生的历史语境与历史经验。清末最为经典的“青春”或“少年”论述当属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梁氏上引岳飞《满江红》中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近征龚自珍的长诗《能令公少年行》，以及旁引意大利民族主义政治家马志尼“少年意大利”的革命主张，在中西古今融会贯通的文化想象之下，为“少年中国”谱写了一曲颂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从日本经夏威夷前往美国的旅途中写作的，而与马志尼、志贺重昂等域外学说的接触对他的立论有根本意义上的影响，也就是说，梁启超发现“少年”的巨大魅力和政治能量，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流亡海外之旅的结果。而这种域外经验在清末青春想象的发生过程中十分重要：在天朝崩溃之际，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正是首先在域外旅行中参照西方经验发现或发明了“青春”这一崭新的文化体验的现代性。 旅行——当现代欧洲的青春形象焕发光彩之时，它往往就是在旅途中显现出来的，其经典例证莫过于歌德笔下威廉?麦斯特的学习与漫游时代；而当中国步入现代之际，在域外之旅中发现“青春”也构成思想史上的一个惯例。旅行使青年脱离了固有的家庭、社会环境及文化政治体制，而这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更使青年面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强烈刺激，饱受文化、知识、道德与情感上的多重冲击。青年的个体“青春”经验因而变得不可预测，得以凸现成为一种既危险又孕育着无限可能性的崭新体验。这种旅行与古代中国的青年漫游有根本不同，如唐传奇中所描写的书生从家乡前往京都赶考，途中滞留某地因而发生种种传奇经历或爱情故事，这或可说是古代青春经验的一个常见范式，然而正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这一切都不过是“歧途”而已，最终他们还是会改邪归正，回归稳定的社会结构，“歧途”不具有反叛的意义，青年终将从旅途中浪子回头，修成正果，最终实现体制的期许。但是晚清留学生或青年流亡政治家的域外之旅，却往往是一条“不归路”。无论是在知识范式、情感形式、道德规范乃至政治理想等诸多方面，域外之旅使清末游子得以挣脱了本土社会文化的束缚，航向一个未知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以切身经验参与到中国社会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比梁启超的流亡旅行早三十年发生的幼童留美计划（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或许是晚清发现“青春”之旅的起点。七十年代初期，时值洋务运动全胜时代，曾国藩、李鸿章说服清廷选派学生送往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项计划获得恭亲王奕訢的支持，奕訢并且力主选派年轻学生——“以十二岁至十六岁为率”。 这些学生因而得名“幼童”（boy），并且以此自称直到迟暮之年。清廷先后选派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送往美国，自中学开始一直修读至大学阶段。他们遂在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历经域外之旅，发现了“青春”的崭新意义。 幼童留美计划的总设计师是近代中国头一个在美国大学获得学位的容闳（1828-1912）。容闳有着不平凡的成长经历，他出身贫寒，早年就读于英国传教士在澳门开设的玛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并在十九岁时被一位传教士带往美国，多年苦读，终于在二十六岁时从耶鲁大学毕业。可以说容闳是在与中国文化几乎完全绝缘的情况下长大成人，他于大学毕业之际，已完全变成为一个西方绅士。但当时容闳却坚拒美国教友的归化，打定主意立即返回中国，因为他自信找到了一个能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现代化方案： 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容闳上述决心，记于他用英文写作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此书在民国初年经恽铁樵、徐凤石以文言译成中文，更名为《西学东渐记》，倒很贴切地表达出了容闳的毕生抱负。容闳于此节中强调西式教育的救国意义，他的主张因此与同光之间执掌朝政的洋务派大臣一拍即合。但容闳之所以成为逾越了传统范式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在于他看中的不仅仅是“夷之技长”，而是依据自身成长经验所体认到的西方教育的转化力量——现代化文明的慰籍（the comfort of modern civilization）。奕訢反对李鸿章派遣二十岁青年的主张，而力主选送十六岁以下之幼童之时，容闳或会极力赞成，这不仅是因为他像奕訢那样希冀幼童学成归国之际时当壮年正好可以服务于朝廷，奕訢的方案更得容闳之心处，还在于这样一来，这些幼童将有机会如容闳本人一样，在西式教育之下历经长大成人的整个过程，从而真正成为文明开化的西式青年。 一八七二年夏天，第一批三十名留美幼童从上海出发，前往美国。行至日本横滨，他们换乘一艘明轮船（paddle-wheel），此船恰巧名为“中国”（China）。 于是开始了一次历经月余的漫长旅途——航向太平洋，这条名叫“中国”的洋轮上的中国小乘客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未知，亦由此首创了此后历经百年仍不止息的现代中国的“青春”之旅：从古老帝国航向现代世界，他们与他们的国家一起进入了一条神秘、曲折、充满冒险与奇遇、而最终期以光明终点的航道。在精神与时空两方面，这一旅行都是前所未有之创举，它打破了古代青年所走过的封闭、循环的人生轨迹，而获得了一种无限发展的开放视野。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一次旅行在设计上其实又是有“始”有“终”的，它所期许的是从中国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的单向旅行，于是它显然呼应了当时乃至后世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主张，以一种不容分说的方式，把中国和她的青年们带入了一条具有鲜明目的性的、线性的历史长河。 这些来自中国的幼童在抵达美国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美国化”了。容闳依照自己的成长经验，让幼童们寄居在美国人家庭之中，他成功地看到他们很快就接受了“American Idea & Ideals”（美国观念及理想），“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Americanized）了” ，他们学会了美国青年的生活与游戏方式，打棒球，溜冰，跳舞，尝试所有新奇的体育运动，获得美国女孩子的青睐，甚至其冒险精神迅速超越了同龄的当地人，例如，在哈特福德的中学生中第一个骑脚踏车的就是一个姓张的中国幼童，而幼童组织的东方人棒球队战绩卓著，击败过美国当地学生的球队。在康涅狄格州的生活使这些中国幼童的“青春”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新定义：活泼、进取、勇于冒险、不畏新知。有两张照片可以从直观上表明这些幼童经历的变化：在离开上海之前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幼童们身着长袍，个个愁眉苦脸，一幅“老气横秋”的“小老头”模样；七年之后在哈特福德拍的另一张照片中，他们已经长大成为“洋基青年”，身着美式运动服，手持棒球棍，身材魁伟，朝气蓬勃，且个个面露自信的神情。 这一转变生动地表现出了发现“青春”之美，而这一青春经验使在新英格兰的生活成为令许多幼童终生留恋的时光——他们在成长中发现了青春的瑰丽与无穷动力。 但是，幼童留美计划终于失败：随着洋务运动由盛转衰，清廷在一八八一年撤回了所有留美幼童，宣布中止整个行动。归国的幼童们并未如愿（像容闳希望的那样）抵达旅途的光明终点站，而是中途遭遇“沉船”，旅途因此中断。清廷保守派视这些幼童为“洋鬼”，斥为大清的叛徒， 他们饱受歧视，报国无门，许多人郁郁而终。那些足够幸运活到清廷再次开始“改革”时候的幼童，如詹天佑、梁敦彦、唐绍仪等，终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但其时他们却已经错过了“青春”的最好年华。 幼童留美的发现青春之旅具有的典范意义在于它不仅召唤了无限的希望，同时也暗含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普遍悖论。发现青春之旅与西学东渐共时而逆向，在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晚清历史语境中，这意味着：对自我的认知建立在自我否定的经验之上，一方面，主体生长否定了自主创生的机制，但同时，当域外之旅或西学东渐即已内化为中国经验之后，“青春”便成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体制上的一个切分点，从此处抛出一条异己的线性、发展的历史计划，由此促发的历史憧憬，以时空与精神距离为其张力，推动着“青春”向一个确定的目标演进。在这一主体的新的生长点与其演进的目的地之间，却充满了理想与经验、历史计划与历史展开之间的重重矛盾，而且这一主体的旅行线路突入未知的时空格局，无限的希望也带来了无限的自我幻觉与危机。 类似留美幼童的青春之旅，在此后百年中将有无数中国青年重蹈覆辙，或不一定是域外之旅，但也多为从内陆到沿海、从传统到现代、从保守到进步、从黑暗的旧社会出发去认同某种现代文明或“先进”意识形态的旅行。以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情节为例，如梅行素出三峡、高觉慧（以及杜大心）离家出走、林道静走向马克思主义等等，在这些旅行中莫不寄托了青春的希望，无不期以青春的活力来挣脱传统的束缚，使自己与整个民族进入现代世界，把个人的生命经历融入线性的历史长河。但这些旅途也都免不了问题重重，最终遭遇“沉船”——线性历史与现代世界变成自欺欺人的幻象，旅途无法走向光明，而总是折入黑暗的闸门……留美幼童的青春经验，发生在“青春”话语发生之前，但它却为后来中国的青春叙事创造了一个基本的情节模式（master-plot）：希望、经验、幻灭、失败构成无法完成的旅途，目的地就在前方熠熠生光，但却又遥不可及——甚至永不可及，而历史目的实为一种线性历史观的无底黑洞。但也正是这一后来写进青春想象的基本情节模式，把这个古老帝国的青年们带入了现代历史。 三、命名“少年中国” 幼童留美或许只是晚清发现“青春”的无数时刻之一，只是由于大量的历史档案以及幼童们的追忆书写， 使这一事件成为开启中国现代青春文化的一个明显坐标。时隔三十年后，梁启超首渡太平洋，也踏上了他自己的发现“青春”之旅。他在域外思想资源中捕捉到了“少年”的意象及其政治、文化动力， 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对“青春”想象加以理论化的阐述，创造了“少年中国”这一文化符号，于是现代中国的“青春”话语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横空出世。青春所预示的“伟大的开始”（great beginning）正好呼应了新世纪的诞生，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写作可谓正当其时。梁文如是开场：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梁文以人之老少喻国之老少，首先于行文中设置决然对立的“老少”二元。其第二段中以一连串壮美、奇幻、有趣的排比写出老年的衰朽与少年的蓬勃：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不遗余力地否定老年，赞美少年，乃赋予“少年”以崇高的象征意义，且凸现“少年”气象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活力。但很显然，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虽一上来就制造了这一看似表征真理的“少年”符号，但其历史语境亦十分显明，正如梅家玲所比拟的“‘西’风一夜催人老”， 老少二元对立根源于中国的近代处境：国家之老衰系因为中国之被迫进入“世界”历史（老大帝国本为西人之指称），而由国之老少所引发、所验证的线性发展的“现代”历史观，又凭借历史理性的思维逻辑，将民族复兴的所有希望寄寓于“少年”这一符号——所有新兴事物、所有历史前驱力量的代表。 概言之，“少年中国”这一文化符号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对后来的青春想象及文化实践都有根本上的影响。其一，如上所述，梁启超的“少年”符号诞生于历史意识之中，它同时且又召唤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因而它在性质上首先是一个历史象喻。正如“老大”意味着中国的过去，“少年”代表了指向未来的历史憧憬，在“老大”与“少年”二元对立的历史观中，“少年”占尽风头，成为（未来）历史发展的主宰力量，以此写就的历史计划表即明确地投射了一种进化论、目的论式的线性演进模式。此一历史演进的想象模式在清末知识界，自“西学东渐”、尤其是严复译述《天演论》以来，其实早已成形，而梁启超的独特贡献实在于他通过创造出“少年中国”这一符号，把这一进化历史观的构形意义与自新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论述神话起源时，认为文化符号“能创造并设定一个它自己的世界之力量”， 我们即便撇开卡西尔这一论述背后的新康德主义先验论，仍可借其所论证的符号的形式体制意义，来体会“少年中国”这一文化符号所具有的神话般的构形作用。梁启超通过将“老大帝国”重新命名为“少年中国”，因此在历史长河中为中国确定了一个新的起点，而此一起点以其“少年气象”而具有“本体论”上除旧布新的无限生机，乃至能够给与历史一个“青春”的形式，并期以无限度的自新能量，历史的未来流向尽在这不断自新之力的左右之下。而进入这一历史想象、陷入“青春”这一迷思（myth）的法眼，由此透视社会现实，皆无往不在万物更新、方兴未艾的历史“青春”之中。任公此举无人能出其右，他在二十世纪开启之际，将中国改头换面，于是时间重新开始了，“少年中国”凭借意识形态的强力起帆航向富强自新之境。由此开创的现代中国“青春”话语，也便从诞生之日起就戴上了“历史”这一神话面具。此“青春”的存在之因（raison d’etre）乃是历史，而“青春”的时间内蕴的历史化也就成为必然；但反过来，现代中国的历史计划既获得了“青春”（少年中国）这一变动不居的新起点，也就具有了可以永恒自新、不断革命的历史想象。 其二，“少年中国”是“少年”之“中国”化，因此又是一个国族符号，而在这一象征运用之中，“青春”（以及“少年”和后来的“青年”）将其活力都让渡给了“中国”，这是由此开始延至后世（直到毛泽东时代）青春想象的一个基本模式。梁启超借“少年中国”的意象赋予中国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如唐小兵所言，“少年中国”正寄托了梁启超预将中华帝国化而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使之进入现代世界的全球形象之中的政治理想。 梁文虽然明显借用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Program for Young Italy）理念，但却将“少年”观念植入传统中国历史观中，因此有“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而在对“朝”与“国”加以区别之后，梁氏乃定义作为意味着人民之公产的未来之新“中国”为一少年：“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梁启超借着“少年中国”这一国族符号，所引发的民族主义热浪之强烈持久乃至于恐怕大大超出任公本人所能预料，此后一百年间，从“少年中国”到“新中国”，“青春”中国的强国之梦将整个民族引入一条波涛汹涌的航道，而与此同时，“青春”也获得了一个复数的限定性身份：国家、民族的青春。“少年中国”的诞生也就意味着“青春”的高度政治化，从此展开了个体与国家在青春想象这一领域中的错综盘结的纠葛——这虽是后话，但此处务须一提的是，梁启超所憧憬的“少年中国”乃可视为这一切复杂与矛盾的滥觞。 于是，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梁启超第一个赋予“青春”（“少年”）以符号形式，因而使之制度（institute）化了。梁氏对“青春”的青睐是看中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氏对“青春”的溢美之情，实出于“青春”无拘无束、前途无量，但他打开“青春”这道大门，欲借此伟力来塑造“少年中国”的历史前途，而必须对“青春”加以历史化和政治化的界定，同时也就加诸“青春”一种形式（form），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乃可以将其巨大的潜在力量加以利用和规训。当然，非如此，“青春”无法被驯服，也就无法成为“有效”的政治和历史动力，但这样一种对“青春”的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塑造，也就预设了现代中国青春想象中的一个内在冲突：“青春”的利用与反利用；规训与反规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