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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院，200083) 中文提要：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全球化信息时代的今天屡遭解构和戏说，不断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如何在新的文化境遇中重新认识经典的本质和文化特性、反思经典的文化功能?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审视经典的形成和流变、意义的解构和重建，既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胜场，同时也可以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文学经典;经典的特性与功能;解构与重建;跨文化语境 在跨文化语境下讨论文学经典的意义，其中无疑已蕴含了这样的论题，包括在在跨文化时代的今天还需不需要文学经典?甚至还有没有文学经典?如果有经典，其本性到底如何界定?它在人类文化整体中有什么价值?文学经典在今天还有没有什么意义?进一步应该追问，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这是针对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全球化背景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某种文化倾向而言的。 这里有必要先要交待一下此论题的前提和背景。一方面，在一般意义上，似乎没人全盘否定经典的存在，但同时，经典又似乎时时在受到挑战，不断地被解构，被戏说。因此，经典似乎又成为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说“又成为问题了”?因为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而是每个时代不断出现，又需要各时代的文化人去应对、去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有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隋唐时期的儒佛之争?为什么有近现代的中西之争?类似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时代变了，面对不同的现实文化困境和人生体验，需要重新看待经典，需要从这种重新阐释中发挥经典的能量。论题的另一个背景就是所谓“跨文化语境”。这是我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我们已处于一个中外古今雅俗等多元文化频繁交流并存的时代，文化和文学空间的多元复杂性是空前的。这种空前性的具体表现是，不仅跨文化交往的制度压力空前宽松、开放，而且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已经“面目全非”甚至“空前绝后”(从变化的跨度说，也许真是“绝后”)了，那就是近十多年互联网这个现代信息传媒的普及。因此，必须在这个背景下讨论经典问题，这才有切近我们所处文化现实的意义。当然，本文的论述主要围绕文学经典展开，而非泛泛地谈论文化经典，但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种特殊形态，讨论文学离不开文化背景，而在跨文化背景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也正好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回到文学经典。尽管当代文化和文学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迁，但我们还得承认，在所有的文学实践中，文学经典触手可及，无处不在。文学的阅读、批评和理论，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文学的写作、翻译和出版，其实都是围绕文学经典而展开，经典或者经典意识是所有文学活动的焦点和中心所在。但是，这是自有自觉的文学活动以来就存在着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文学经典又成为问题了?它又是如何成为问题的呢?除刚才说的文化大环境的变迁外，在文学观念和思想领域还有着具体的背景。文本拟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文学经典如何成为问题? 从某种意义说，一部文学的发展史就是文学经典不断建构，同时不断经受挑战和拷问的历史。但此次世纪之交的挑战则有着具体的文学和文化的内外因缘。 先说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国外(主要指西方)文学研究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民族独立意识的普遍觉醒，针对有关文学经典的定义、价值、存在方式等问题，曾引起广泛讨论。反映在文学实践和意识中，尤其是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学意识中，对原宗主国所灌输的文学经典意识逐渐产生怀疑。他们发现，一部所谓的世界文学史，只不过是一部“白死人”的文学史。这些死去的白人，既指西方经典的作者，也是指其中的人物形象。当然，这种意识的产生和觉醒，主要并首先体现在那些生活于西方国家的少数族裔知识分子中，比如美国学院里那些来自弱势民族的移民学者。特别是随着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共同倾向的一系列当代文化理论陆续出现，文学阐释学、接受美学、新文学史观念的产生，对传统的以精英文化为据准的经典理念提出了挑战。比如，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对于男性中心主义的挑战，英国琼•里斯的长篇小说《藻海无边》和《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对《简爱》的颠覆性写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文化身份理论对于精英阶层经典理论的挑战;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等等。当然，参与经典的解构和重建这一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者，除上述西方世界的移民知识分子外，也包括原宗主国即西方国家本土的一些作家和学者。在西方学术界，文化研究学派甚至居于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经典观，他们认为，文学经典不是既定之物，也非普遍的、不带偏见的审美标准的体现，甚至根本否定文学作品固有的审美和文学价值，认为文学作品是以无功利性为合法手段而体现其功利性的。随着这些文化思潮和创作倾向在中国的译介，对国内文学研究和创作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从国内文学思潮状况而言，更远的不说，仅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就是建立在儒家经典2000多年的神圣地位经受20世纪初期启蒙主义思潮挑战的前提之下的。1906年科举废除，儒典贬黜。继而五四新文化和文学运动，以激烈的姿态排斥传统，引入新的文学准则，新文学作家和翻译家在学习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学的基础上，逐渐建构出一套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和文学经典的新观念。三十年代国际左翼文学价值资源的引入，中国文学的经典观念又生一变。建国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引入，在中国文学主流话语中，文学经典又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调整，尽管对文学的多元发展来说，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消极性因素，但同样体现为既有经典在新文化境遇中所遭遇的挑战。90年代开始的文学和文化格局，更是呈现出一种雅与俗并行、精英与民间共存，主流与边缘共生的多元格局。而随着国际文化交往的日渐频繁，特别是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入，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的渐次展开，随着互联网络等现代传媒的普及发达，传统经典包括文学经典地位的挑战就变得更具全球化性质了。 另外，从中外文学交流的角度而言，西方文学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引入，特别是在中国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普世困境时，对外国文学经典的态度也从早期的崇拜和模仿，经过许多曲折和反复，逐渐走向独立的反思、甄别和批判。由此，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空间里，文学的经典意识逐渐进入国际化和相对化时代。具体表现在，国人的经典作品书目，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不再局限于19世纪以前的西方经典，不再局限于那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红色经典，也不再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学经典了，那些弱势民族的文学、西方国家少数族裔的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总之，在全球化趋势日盛，文化多元程度日浓的今天，在中外文化和文学交往成为我们日见而不鲜，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平常的今天，文学经典早已从以往的某种“标准”蜕变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这意味着，当我们说某某作品是经典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有人很可能会追问：这是在什么意义上的经典?是谁的经典?等等。其实，每当文化处于转型时代，每当原有的文化发生某种程度的危机，经典的秩序也就不同程度地面临危机。今天，经典不得不再一次走向开放，接受新的挑战。 二，重新认识文学经典 那么，作为“分析性的概念”，我们今天如何认识经典呢?这就涉及到对经典的定义和特性的从新认识。 从汉语词源角度来说，“经典”的“经”与“纬”相对，本指织物的经线，引申为道路、规范、原则等;“典”的本意为常道、法则，引申为可作为规范和法则的书籍。因此，《辞源》对经典一词的解释为：旧作为典范的经书。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传统的权威作品”。《辞海》则解释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 。如果说，《辞源》还是就事论事，那么，《现代汉语词典》已经带有不同于“传统”的眼光，而《辞海》则明确地揭出“经典”的相对性，尽管它仍以“阶级性”来表述，带有某种时代的限制，但毕竟已经接近我们今天对于经典的认识了。 在外国语言中，仅以英文为例。作为汉语“经典”的对应词，除Canon之外，还有Canonical，前者为名词，后者是形容词。Canon的解释有：(1)(一整套)准则、标准、原则;历史上特指希腊雕塑中理想的人体比例原则、(美的)准则。(2)宗教教规;(3)宗教经典书目。引申为公认的某作家真作全集(或书目);(4)(天主教或希腊正教)圣徒名单;(5)正式名单;官方花名册。而形容词Canonical可译作“经典的”，意指见于宗教经书的;权威性的、公认的、标准的、典范的(东西);另外，在英文中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词，即Classic，可解释为文学名著、杰作、经典作品;最优秀的、第一流的、典范的。T•S爱略特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一文中就用classic work来表述，在这里，经典又可以译作“古典” 。 当然，中英文分别处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中，“经典”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本来就无法完全对等，因为涉及复杂的跨文化问题，这里暂不展开。概括起来，我在这里借用陶东风的经典定义 ，即经典具有规范、典范、法则、范例、准则等意思。它既是传统的代表和象征，又是标准的参照物。它不单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以文字或者其它符号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隐藏的制约人的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规范之义。 那么，在今天看来，作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我试着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经典是一种不断变动的、由主体参与的文化建构实践，文学经典就是一种由主体参与的、不断变动的文学建构实践。它包含了变动性、主体参与性和建构性这三个要素，即经典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经典的具体存在，其文化作用的发挥，总是在主体参与下获得;经典是一种建构实践，而非固定的对象物，更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的东西。以下试作一些具体展开。 先说经典的变动性。经典既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前者无容置疑，因为必经时间的洗刷，才从许多作品中淘汰出经典来。也就是说，经典在问世之初往往并不为世人共知公认。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创作伊始不过是坊间手抄流传的“诲淫”之作。相反《烈女传》却曾是历代封建卫道士遵奉的道德经典。再如，陶渊明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就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漫长的经典化建构过程;莎士比亚同样如此。而20世纪末中国文学界出现的“重写文学史”、经典文选的多种版本乃至给“现代文学大师排座”等现象，都是经典变动性的体现。 经典的主体参与性是指，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我们将某作品作为经典，必定意味着它正在这个具体文化空间里发挥着经典的作用。而此作用的发挥，发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作用，对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发挥作用，都取决于不同时代、不同主体对它的不同阐释。再以《红楼梦》为例，它之从非经典到经典变迁，就是人们对其价值渐次了解并达成某种共识的结果，而没有主体的参与，没有深刻的理解和阐释，其经典性就无从体现。 为什么经典又是一种文化建构实践呢?这与它的变动性和主体参与性有关，换句话说，经典的建构性包容了变动性与参与性，即经典在具体文化空间里是以主体参与的实践方式被“构造”出来的。但这种建构并非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是以一定的文本对象为基础，由主体阐释而成。经典作为物质性存在的文本，不过是静态固定对象物，《红楼梦》作为一本书，不过是一叠白纸黑字。它要成为经典，就必须以人的理解和阐释为前提。或者是自己的理解，或者是接受他人的理解;或者视其为曹雪芹的自叙传，或者看作反映封建礼教统治下男女爱情悲剧的精彩虚构，等等。 概括以上三点，如果以一个词的词性作比，那么，经典的特性有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三种词性。即作为名词的经典、作为形容词的经典(性)和作为动词的经典(化)。这三个词性，分别喻指对这个概念的三种指称，也体现了我们对其特性的三种不同程度的认知。作为名词的经典，它是一种是固定的对象物，即成的经典文本。好比我们拿起一本《红楼梦》说，这是一本经典小说;作为形容词的经典，则表明这种对象物具有某种特性。而作为动词的经典即意味着，经典是由主体参与阐释的实践活动，它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展开过程。关于这一点，可以进一步补充两点。 首先，文学经典的变化和流动性，体现在许多层面。它可以体现为文类之间的流动，如中国文学史通常概括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就是对不同时期经典文类更替现象的一种描述。它意味着唐代文学经典首推诗，而宋代则首推词，依次类推;同样的道理，经典的流动也会在某种文体的内部呈现，或者在精英文学、通俗文学和亚文学等不同文化价值倾向的文学类型之间迁移，或者在东西中外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发生流动，这就需要我们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系统中来认识经典的存在和意义。 其次，经典既然是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它是一个不断解构的过程。从人类文化演进的大时段来看，经典所具的文化功能在性质和强度等方面，同样有着绵延不断的重大变化。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提出了历史循环的三个阶段理论，即神权、贵族和民主三个阶段，每个新的神权阶段将会随着一场大混乱而再次出现 。而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中直接借用维柯的三分法来划分西方文学经典的历史。他认为，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是依次发展的过程：神权时代有荷马史诗、神话和宗教经典;贵族时代上起但丁而下迄歌德;民主时代主要出现在19世纪欧美诸国;20世纪则是一个混乱时代，一切文学规范开始被打破，但这又预示了一个新的神权时代的来临 。我们不一定认同维柯、布鲁姆的具体时代划分，但其中所揭示的一点颇值得注意，即从远古时代至今，经典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在整体上确实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世界趋于全球化的今天，经典的宗教神权地位和政治权威的理由已经大大淡化甚至不再存在了，这可以说是经典变动性的最大规模的体现了。 总之，作为文化相对物的文学经典，它不是静态的对象物，不是既成的、具体的实在之物，不是某种“文献”，也从来没有固定的、实体性的、纯客观的经典，而是一个动态的、被反复阐释的系统。只有在具体文化环境下，引入具体的主体生存体验，将经典文本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回答经典中提出的问题，它才能成为“文学”，也才能体现出“经典”文学作品的暂时的(也就是历史的)完整形态来。但是，上述那种经典权力的淡化趋势是否继续加剧，最终导致经典本身的消亡呢?或者退一步说，在今天乃至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经典的存在还有没有其历史的、文学的、审美的理由呢?这就涉及到文学经典的文化功能的认识。 三，文学经典何为? 质疑经典的声音常常响起并似乎愈演愈烈：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还要不要经典了?在网络信息时代，人人都能参与写作，正像人人都可以参加名目繁多的选秀一样，那些各种各样的经典不都在被质疑、被颠覆、被嘲笑吗?其实换个角度看，即使那些拆解经典最力的人，他们心目中还是有经典存在，甚至本身就在竭力地追求着经典化。这个问题用较为理论化的方式来表述就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文学经典的存在有什么价值呢?它的文化功能是什么?这里试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文学经典是文化和文学传承的核心，是文学传统延续的中介。文学作品总是反映了某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面貌，体现了作者在特定文化时空中生成的生命体验和想象力。它作为一种艺术化想象的乌托邦或者替代物，一旦成为经典，便一定会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下，有效地应对特定的人生和生命问题，提供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红楼梦》的大观园生活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肯定不可能成为现实，但其中关于爱情与权力、爱情与习俗的冲突，那种对生命的悲剧性体验和超越性追求，仍与全球化时代的生活发生许多共鸣和关联。即使面对同样的经典作品，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期待，但其中必然有某些需求是人类生存所共同的、永恒的，如对于物质的需求，对于自由和安全渴望，对生命有限的困惑，对命运的无奈，遭遇灾难时的恐惧，等等。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人类的生命经验和生存智慧正是通过文学经典的不断传承和阐释，得以代代相传。 其次，根据上述特性分析，经典是作为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而存在的，在某个文化圈内，经典又是维系一个文化体系活力的机制和保证。以色列文艺理论和翻译理论家伊文•佐哈尔的多元文化系统理论 ，对这个经典问题曾有精彩的表述。伊文•佐哈尔认为，所谓文学经典化，就是被某个文化系统的统治阶层视为合乎正统的文学规范和作品(包括文学模式和文本)，其最突出的产品被社会保存下来，成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从而形成特定的经典库。就如自然系统需要热量调节一样，文化系统也需要调节性的制衡，才不会崩溃或者消失。任何系统中的经典库，如果没有非经典的挑战者与之竞争并常常威胁着要取而代之，过一段时间就很可能停滞不前。在后者的压力之下，经典库不可能维持不变;这就保证了系统的演进，而只有不断演进系统才得以维持生存。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容许压力的存在，往往就会看到这个系统要么逐渐被遗弃并被另一个系统取代，如拉丁文曾被各种罗曼方言取代;要么因为爆发革命而全面崩溃，例如政权被推翻、历史悠久的文学和文化模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就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情况：传统文学到清末已基本失去它的活力，新文学以“绝不容争议”(陈独秀语)的“暴力”方式，被引进的西方文学的模式所替代，现代小说和散文、新诗、话剧等新文体被直接移植进来，最终导致中国文学的全面转型。 在这个意义上，佐哈尔将文学经典分为两类：即静态经典和动态经典。并认为，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文学经典总是在与非经典的动态变化与张力中，在与非经典化挑战者的竞争中不断更新而存在。这种动态过程是不稳定的，但正是这种不稳定，激发了该文化内部文学系统的活力和创造力。在非经典化、次文化和亚文化的压力和刺激下，文学经典体系不断进行调整，不断产生变化，不断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挑战，也以此体现其在文化体系中的意义。比如，小说从传统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不入流的边缘文体，经明清两代的演变，特别是近现代文学的变革，逐渐成为新文学中的一种主流文体。佐哈尔进一步又将经典区分为一级模式和二级模式的经典两种类型。前者指那些具有革新意义，可以激发其他作家新的创作实践的经典，而后者则指那些虽被归于某个时代的经典目录，并进入文学史，但在文学体系的动态演变中逐渐趋于稳定和保守，它再也(或者暂时)无法激发作家们新的创作力。比如在今天，《诗经》大约很少能够激发作家的再度创作了，而《庄子》则在各不同历史时期，屡了成为文学创作的催化物，激发不同时代作家们的创造灵感。在这个意义上，《诗经》和《庄子》就分属两个不同模式的经典级别。当然，这难保某一天出现这样的作者，他在古老的《诗经》中找到某种触发点，在与这一部现存最古老的汉诗的对话中，创造出全新的瑰丽诗篇，这就使《诗经》这一静态的、二级模式的经典，重新回归动态的一级模式了。如此看来，不管是经典的动态与静态，还是模式级别的区分，关键在于这种文学经典能否在当代的文化和文学实践中具有能产性、再生性的潜在特质，正是那些具有再生性的经典，才真正发挥着历时传承和共时交往的文化功能。 四，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经典 突出经典存在和经典研究的跨文化视野，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今天所处的文化和文学格局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即不仅是一种发展趋势，而是已成为身处其间的事实;第二，以跨文化视角进行文学经典问题的考察，正是比较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比较文学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国族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在跨文化视野中进行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正是比较文学可以一展身姿的所在，也应该是比较文学中具有新的学术生长点的领域。 文学经典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冲突和文学秩序的不断调整，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研究，在漫长的中外文学历史中从来就进行着。当中国文学生态还局限于民族 之内的时候，这种竞争和冲突同样限于民族文化和文学内部，它体现在新旧之间、主流与边缘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文类之间，等等;而当文化和文学的交流超出一个民族，在两个或者多个民族之间，乃至进入全球性交往的时期，这种经典解构和重建，就进入了一个广阔的跨文化场域。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都与经典问题有关。大量的外国作家、作品被译介进来，在新的异文化空间里获得新的读者，新的理解，产生新的影响，这本身就是原有文学空间对于异文化经典的认同，进而做出的内部秩序的调整，而由此催生新的创作，导致新的经典性作品的产生，甚至改变整个民族文化的格局和趋向——这一系列情形，我们都可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相应地看到——这又是一个时代民族文学的新的经典格局的形成。 文学的跨文化交流是经典的传承与变迁的重要领域，引入跨文化的视角，可以使经典问题的讨论空间得以进一步拓展。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由于讨论主要局限在民族文化内部进行，因此，古今之争、正统之争和学派之争往往成为展开经典讨论的主要学术争端和话语逻辑。进入跨文化的讨论空间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需要参照的文化、文学系统必然进一步增大、考虑的因素也势必增多，从而形成许多新的挑战，当然也可以引入更多的理论资源。比如当代西方的阐释学理论、性别理论、后殖民理论等，都与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分析相关。而前面引述的多元文化系统理论，也是跨文化背景下探讨多民族文化和文学系统的交往变迁而得出的一些理论探索和概括。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问题，许多不同文化间的文学关系问题，都可以从新的角度得以观照，从而显示出新的阐释可能。比如，为什么拉美文学要到20世纪的后半期才进入中国文学的视野，比西方文学的译介差不多晚半个世纪?而拉美文学在20世纪中期和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两次译介高潮，为什么会引起不同的反应?——五六十年代虽也译介了不少拉美文学作品，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在80年代中后期则引发了巨大的“拉美风暴”。这在文化和文学交往间发生的一些客观和偶然因素外，又有什么内在的文化原因?如果从跨文化的文学经典视阈来看，问题也许可以转换成：为什么近现代以来拉美的优秀文学作品只是在这两个时期被引入中国文学系统?为什么两次较为集中的译介对原有的经典体系发生的干预效果如此不同?尽管要说清其中包含的所有问题涉及太多的东西而肯定是一种奢望，但跨文化的文学经典研究视角，确实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作者简介：宋炳辉(1964—)，男，江苏启东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历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主要著作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南京大学，2007)、《追忆与冥想的诱惑》(台北文史哲，2007)、《方法与实践：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04)、《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贾植芳画传》(复旦大学，2004)、《网络：你往何处去》(山东友谊，2002)、《都市子夜的呼号：茅盾与上海文化》(上海教育，2000)、《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上海文艺、台北业强，1994;香港花千树，2002)和译著《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奚密著，上海三联，2008)等。 本文注释： 分别参见《辞源》(修订本，合订本)第132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一版。《现代汉语词典》第59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第13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1版。 参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第253、315-3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 引自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第59页。 参见[意大利]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97年版。[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版。 见[以色列]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其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多元差异的存在，即使在汉族最集聚广大区域，也有着丰富多元的区域文化差异，这里只在宽泛的意义上将其看作一个文化统一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