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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内容提要：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忧戚相关，唇齿联动，当代文学的教育现状是新世纪文学生态危机的集中体现。文学教育现状的改变，与新世纪文学生态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它需要人文教育的整体努力，更需要文学各分支学科的通力合作。身处咨询膨胀、价值多元和文化转型的时代，开放性的经典教育和当代文学的参与性教育是文学教育的重要两翼。 关键词：经典教育;解构与重建;文学生态; 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目前文学界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不一定都以“新世纪文学生态”这一名词出之，但涉及的问题则往往与之相关，并有进一步扩大和深入趋势：从近年来的作家写作状态到创作发展趋势，从大众传媒与文学的关系到文学批评的功能检讨，都有广泛的涉及和切实的探讨。不过，讨论既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的观点，同时也引发不少意见分歧。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新世纪文学生态”这个概念的不同所指，即要注意狭义和广义的“文学生态”之分，两者虽不无共通和关联处，但其差别也不容忽视。狭义的“新世纪文学生态”限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主要指当代文学的创作、出版与传播、阅读和批评系统的流转情形;而广义的文学生态，除了当代文学的生态情形之外，同时还应包括文学传统——中外经典文本的流传、阐释和研究等在当代的境遇，以及文学在与其他文化子系统相互竞争中的地位变化等方面的内容。总之，要包括整个文学系统在新世纪文化生活中的生态处境，及其文化功能和地位所遭遇的变迁等等。因此，有时尽管讨论者并无多少观点上的分歧，但若居于不同的意义层面，会得出绝然不同的结论，造成无谓的争论，有时反而会放过某些真正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从狭义还是广义文学生态的角度而言，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两者间忧戚相关，唇齿联动。道理非常简单，文学教育，特别是大学的专业教学群体是最专业的文学消费者群体，同时也是潜在的文学生产者的摇篮。因此，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从文学教育还是从文学生态的角度而言，都是颇具意义的事。只不过，所谓的专业与非专业之分，只是从体制化的专业课程设置角度而言，事实上，无论从文学接受和消费，还是从文学再生产角度来看，两者往往都不限于大学中文系这一专业人群，中外文学的历史和现状都说明了这一点，许多著名中外作家都并非文学专业出身。也就是说，狭义的文学生态可能更多地与大学中文专业的文学教学，特别是当代文学教学相关，而从广义文学生态的角度来看其与文学教育的关系，牵涉面要大的多。对大学文学专业教育而言，它已经不限于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范畴，同时也与中外文学经典和文学理论教学相关;对于专业以外的大学生而言，则应该在人文通识教育的层面上来讨论文学教育的问题，甚至要延伸到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领域加以考察。其实在我看来，这也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含义的区分问题，因为文学生态应该是一个大概念，而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及其缘由，的确涉及广泛，仅就与教育的关系而言，远非当代文学专业教学甚至整个中文系专业教学体制和现状可以说得清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对象在目前国内大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现状，不过是中国新世纪文学生态危机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进入普及化和大众化阶段。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社会的大学毛入学率(即在适龄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不足15%时属于精英教育，在15%—50%之间就属于大众教育。我国(大陆)大学的毛入学率在2004年就达到19%，而2005、2006年的本科生总数更是高达2300万 。在这不断扩大的学生数当中，文学专业(包括中国文学和各语种的外国文学专业)人数也在年年壮大，尽管随着学科分类的日细和应用类实用性学科的急剧膨胀，文学专业人数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肯定在减少。但是，与中国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相反，大学人文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文学教育现状堪忧。在文学专业教育中，近年来尽管有某些教育改革的尝试并且已经取得一些可贵的成效，但整体课程设置和教育模式还没有摆脱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沿用的苏联教育的分科体制，即以文学概论、文学史加上文学作品选的基本课程模式进行教学，这种以理论和史述为主干的教学方式，实际上已经无力面对当代文化的急剧变化和当代文学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危机。而在这日益庞大的大学生群体中，非专业的文学通识教育的现状，更是问题多多。尽管“通识教育”的提倡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但真正富有成效的不多，各地区、各层次和各类型学校的重视程度、实施条件、采用方案和具体效果更是参差不齐。而无论是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目前文学教育现状所存在的问题，从根源上说都与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大生态有关，是当代文化和文学生态转型的一种体现，同时也反过来加剧了这种生态的危机。 新世纪的文学与文化生态，从大背景而言，都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趋势相关。概括地说，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生态正同时面临着一系列因素的冲击，即知识和信息极度膨胀，无线通讯和因特网等新兴媒体的普及，电影、电视、录像等图像传媒的日益壮大，大众娱乐和通俗文化勃兴，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并存，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传统的文学和艺术经典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与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发展趋势正相反，越来越少的人真正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以往被称作经典作家的作品。与传统中被赋予极大的权威性相比，在当今的实际生活中，文学的这种权威已经日渐缩小。而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的那样，“如果书籍只是躺在书架上，那么他们的权威性就只是潜在的，他们只有被阅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正是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加上近年日益泛滥的行为化倾向的各种“超……”和“……秀”活动)以及因特网等虚拟现实，而不是文学世界，在诱导着人们特别是新一代人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并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mative efficacy ) 。因此在米勒看来，今天我们谈论文学的权威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在讨论一个始于欧洲17世纪末、18世纪早期，伴随着印刷文化的出现和现代民主的上升而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 。这种状况同样反映在大学教育中，而因中国的大学教育本身处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期，其传统的相对缺乏和体制的不完备更加凸显了这种文化的冲击效应。具体表现为，中国大学生的文本阅读量正在明显下降，即使与美国大学生相比，悬殊也相当大。居甘阳的调查，美国大学本科生的阅读量，一般每周课程要求读500-800页，而中国大学生则平均不到100页 。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阅读数量问题，而是意味着经典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当代文学的生态危机，与当代的文化价值危机和经典危机密切相关，它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延伸和体现。 如此，我们讨论新世纪文学生态，问题就相应的变成：在一个所有经典——包括经典的理念本身都面临挑战的时代里，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教育?从而使得这种教育在文学消费和文学在生产的流程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以促进文学系统的良性循环，增强或者起码维持文学在文化大系统中的一定程度的功能? 诚然，全球化和信息爆炸时代的文学经典正面临空前的挑战，这似乎已越来越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文化现实了。正如陈晓明所描述的那样：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几乎无法确认主流趋向，也无法确认经典。“没有经典的时代就是没有方向的时代，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人文学科的立足点在何处?目标在何处?谁引领我们前进?一切都处在暧昧之中。相反，近些年的理论批评几乎是反权威的批评，谁有名就臭谁，谁成气候就灭谁! ”而在具体创作领域，各种改写、戏说、解构乃至“恶搞”经典的现象层出不穷，“无知者无畏”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时尚，而新闻媒体就是生产这种时尚的加工厂。不过，学术界对此的态度各不相同。其中不乏乐观者，更多的则是焦虑乃至激愤;有主张积极干预的，也有的则主张静观其变，超然地期待文化新时代的到来。陈晓明就认为，当代中国的“经典危机”和“经典焦虑”，其实质是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危机，而学界对经典的关注是因失去经典制度后的恐慌感所导致的。他认为，这是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的必然，它使单一的权威成为局外人，使民族/国家的权威性降低，使精英文化变得无足轻重，也使任何企图占据统治地位的永久性规章制度显得迂腐可笑。在这样时代，我们“没有必要为没有经典而恐慌，也许多少年后，历史自然会以其它的方式去指认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经典;也许我们从此进入一个不再需要经典的时代也未尝不可能。没有经典的日子并不难熬，至少现在我们都很轻松，并且有一种难得的空虚”。 其实，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中，经典从来就是在挑战中延续，在不断阐释中传承并发挥其文化功能的，对于经典持久性价值的怀疑也不是全球化的今天才产生的。伴随着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完成和民主协商对君权制度的取代，文学经典的确有可能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遗物。因此，早在1797年，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就曾说过：事实上已没有作家再具有永久的经典价值了，“从今往后，没有一个文学艺术家再能够达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以至于他能避免落伍和为他人超越的那一刻”，因此，文学经典文本已被剥夺了持久性价值，而这种新观点的具体成果之一，就是西方小说的兴起。 不过，这里提请注意的是，“从来没有永久的经典”和“从来没有经典”两者并非一个意思。进一步来说，“经典的传承和变迁是文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与“面对经典变迁，不必也(或者)无法有所作为”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如果将视野局限于当代文学领域，就很容易将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搅在一起。当代文学难以甚至无法产生经典与其正处于进行时态而未经时间的淘洗有关，但这至少在逻辑上不能绝对否定其中有产生经典的可能;而所谓的让时间和历史说话，与文化体系中主体的积极批评和阐释实践并不对立，前者正是经过后者的不断对话和累积而形成的。而在这种批评和阐释及其积累活动中，自然也包括了文学教育实践在内。 其实，即使像佛克玛这样的当代西方持相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学者，也还是倾向于认为，虽然经典的存在已失去其宗教和政治的理由，但其教育、文学、历史和审美的理由仍然存在 。甚至即使如希利斯•米勒这样著名的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也还是以特有的方式承认“文学权威性”(Authority of Literature)的存在，并从语言的述行、述愿和认知功能的区分角度，论述这种权威性源于文学对语言的艺术性的述行使用(a per-formative use of language artfully)，因而在奉行认知修辞学的同时，还遵行另一套所谓的述行修辞学。 这其实也就在理论上为经典文学的文化功能，包括在文学教育中的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佛克玛认为，尽管由教育权力机构规定统编教材的强行颁布经典的方式已经逐渐解体，但在文学教学实践中对文学经典的需要至今还没有消失。不过，进行选择的职责如今落到了文学教师身上，他们可以通过观察经典在过去已经发生的变化以及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从而以一种历史的视角，来观照他们意欲干预的经典的构成，这尽管是佛克玛小心翼翼地提出的一个建议，但已经从他的理论视角揭示了文学教育中的经典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展开方式。 我认为，经典在文学教育和文学生态中的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上说，文学经典与其他文化经典一样，有着无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在当代文化系统中，文学经典是一个参照系，一种‘形式和主体的历史语法’或者‘文化语法’，它可以提供可供选择的行为规范，为盛行的价值观提供对照。正像民主政治未能结束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一样，文化上的民主也将不会导致价值标准上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佛克玛对经典文化功能的经典表述就是：“与其它的一些价值标准相比，有些价值标准受到了并且将会受到更多的强调和维护” 。所以，那种一见经典就要解构，就要唱反调的看法和做法，不是别有企图，就是以偏概全的极端化倾向。经验和智慧的传承是人类文化值得骄傲内核，是人类作为灵长动物高于其他哺乳动物的宝贵特性，没有代代相继的文化积累和传承，人类何至于发展至今?但现实情形是，今天许多青年学生朋友，对于授受如何学好外语的能力和技巧深信不疑，对于如何致富成也功趋之若鹜，但对于文学经典本身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对经典的价值可以轻易地怀疑和否定。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信息时代大量的文学文本迫切需要甄选和评价。试想，目前中国大陆仅长篇小说每天差不多就有3部问世，读者如何选择如何分辨如此大量的文学作品?这种连文学教授和专业批判家都来不及做(当然有时或许并不值得去做)的事，一个处于受教育阶段的中学生、大学生怎么做得好?而没有选择的阅读则难免不是盲目就是跟风。因此，有必要在文学教育中引入经典的纬度。正如甘阳在谈到大学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时所说的那样，“知识大爆炸对我们的影响，往往是使我们对现代知识体系有很大的误解，好像什么新就该学什么”，其实，在这个时代“恰恰要突出最基本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变的东西;而不是跟在爆炸的知识后面追所谓的新东西。所以说，通识教育的根本是追问在任何时代、任何变迁下，最基本、最不会变的东西是什么”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应该包括人类永恒不变的问题和民族文化共同问题，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就是人类历史的经典和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经典，它可以训练出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包括对伦理和人生问题的看法等等，“这些书不会白读，而且以后很可能也没有机会再读，在刚进本科的时候读最好” 。 而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生态的关系之密切更是有目共睹。文学教育问题既有关健全人才的培养和全民审美素质的提高，也涉及到专业读者和后备作者的培养。文学教育的变革必然会引发文学的变革，反之亦然。20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和课程体系的逐步建立，教育体制所包含的文学教育的变革，传统经典秩序的大规模变更，带来了新的文学变局，开启了新文学的历史。而校园文学从来就是新文学创造的重要发祥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西南联大创作群体的出现，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先锋文学等等。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新教育”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学。这是从积极的角度而言。相应地，比如当前文学教育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就与文学生态的虚热浮躁之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学教育中的经典教育目前基本处于两极化状态：经典要么被僵化、凝固化，即把所有的经典目录，特别是把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固定下来，作为先在的文化古董加以灌输;要么是以解构横扫一切(尽管并不都以“解构主义”理论术语来表达)，导致以破解、戏弄经典作品，包括经典的文化价值内涵、结构方式和语言形式等等，致使经典的地位急剧下降。这与当代文学生态中的许多虚夸浮躁之风，有着难以回避的关联：经典地位的失落，加之网络传媒的普及和规范体系的滞后，市场炒作机制的泛滥，于是文学创作特别是某些文类(比如小说)的量多而质杂，某些作者甚至以解构经典为唯一目的或者根本无视经典，乃至无视基本文学规范而轰动一时，终而昙花一现等等。 在这里，文学教育者的责任和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其所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一方面，我们有时甚至自己都无法相信被挑选出来的东西是最好的或者是无可替代的，当然也不能强迫学生信服这种选择和判断。同时，我们又不能不设法让学生理解经典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文学教育者同时应该成为文学批评者、研究者，需要自身素养的提高和实践精神强化。一方面需要了解和参与时代文学的创造和建构，将个体生命融入当代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创造、批评等实践过程。同时，对于文学经典，需要我们摆脱已有严格的学科区分，具备两种眼光，即既要认清经典的相对性、历史性和流动性，同时又要承认文学经典在文学体系中所担负的传承性文化功能，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对经典的当代批评、选择和阐释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开放的文学经典意识和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实践意识是同样重要的两翼。 作为文学教育中传统与当代的两翼，文学经典教育和当代文学教育各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文学经典教育的重点在于对传统的领悟、对话和阐释，那么，当代文学教育则重点在于感受当代文化和文学现场，体会创造性实践，将自己融入当代文学实践。两者各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各自形成的习惯势力和容易滑入的陷阱。就学校教育而言，经典教育传统强大，作品数量众多，定评和可供的借鉴多，涉及学科(包括文艺学、外国文学、古典和现代文学等)多，参与的师资人数也多;同时这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难度，即突破已有文学史论著、理论教科书难，融入个人生命、阐发个人见解难，创意难。而当代文学的教育则变化大，内容庞杂，说法多样，容易为具体时代内容所局限;但优势是富有挑战意味，在评价上没有成见的干扰或者干扰少，同时具有实践性和文学现场感。由于大部分作家都健在，其创作还都在进行之中，因此对其创作文本的评价更加具有开放性，其在内容上与当代生存体验有着更加广泛的共同性，研究者与文本之间一般也就没有太多语言、文化和时代的隔阂，因此，也就更需要融入个人的生存体验进行选择和判断。具体说来，要真正了解当代文学，就得熟悉和参与当代文学(不一定参与写作)的具体进程，努力体会文学创造性的获得、体现、传播、发挥、积累和传承的全过程，体验文学实践与当代生活、个体生命存在与超越性理想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当代文学教育应该以当代性的文化实践，积极引导学生了解文学具体实践过程，了解自我，了解时代。因此，经典教育与当代文学教育并举，就可以培养和引导学生参与经典的评价和选择过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优秀文学作品，在实践中培育文学鉴赏能力，并纠正在经典学习中容易产生的仰视、膜拜态度和神秘化倾向。两者的完美结合，可以构成比较理想的文学教育生态。 不过，当代文学教育不仅指“当代文学”的教育，还应该包括“当代”的文学教育。当代文学的教育状况尽管与当代文学生态直接相关，但毕竟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因此，讨论文学教育与新世纪文学生态的关系，有必要将问题从文学专业教育中扩大开去，从中学素质教育、大学非专业的通识教育和文学专业教育等多个层面展开，分层次地探讨文学教育的存在问题和实施方略。中学教学这里暂不涉及，仅就大学文学教育而言，在非专业通识教育和专业文学教育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的教育的比重就有所不同。对于数量广大的非文学专业学生来说，当代文学在通识课程中一般只少量涉及，更多地以课外阅读的方式进行，而对于中文专业教育来说这是必须的一部分。不过，不管是专业还是非专业的文学教育，当代文学和文学经典的教育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立足于文学专业教育这个角度来看，在从普及、通识渐次进入专业化的谱系中，越是靠近前者，经典教育的功能就越是明显。但这种经典教育，不应该是僵化、教条化的灌输，而应该是开放的、祛魅式的、参与性和实践性的经典教育。 在文学教育中回到原典，特别是那些历史相对久远的经典文学作品，除了破除长期延续的文学理论、文学史再加作品例证的灌输式教育模式外，至少还有如下几点好处：一是简练，可以以一当十;二是具有示范性，成功的解读和阐释方式往往具有可操作和可推广性;三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生动剖析，学生自己可以与流行之物有一种对照和比较，明白什么是风过耳云头雨，什么是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历久弥新。近年来，复旦大学等高校所作的教育实践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效果，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 开放的经典教学，首先要求选择那些真正的文学经典，而不是那些意识形态教化的文本。我们的经典观念应该是开放、动态的而不是先天的、固定不变的，在对于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中，应该注意避免两个片面倾向：一是传统的强调经典的稳定性、本质性;二是过于夸大经典的意识形态性质，以揭示经典背后文化权力的方式，彻底解构经典，使经典完全变成空洞的躯壳。其次，关键是要阐发经典的美妙之处，在阐释中既要避免成为跟跟派，人云亦云，老生常谈，令人生厌;又不要做掉脚书柜，只把从古到今所有的说法罗列在一起。因此，第三，应该把个人对时代和生命的感受融入经典，与文学经典相砥砺、相摩擦，就时代、人生和生命所面临的新问题与经典展开对话，从中阐发出新的内涵，从而使经典的阐释既具有时代感和个人特性的内涵，又富于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如此，经典也以这种方式得以延续传承了。在这个意义上，开放有效的文学经典教育也需要其他学科的共同参与，因为从长远和整体的眼光来看，不仅大学教育的专业与非专业之间是互相转化的，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之间也没有绝然之界限，事实上正是这些学科的教学实践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传统资源。 总之，新世纪文学生态的危机是当代文化危机的一种体现，它与多种文化子系统有着关联，文学教育生态的不健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文学教育生态不好是危机也是挑战，是劣势，同时也可以转化成优势。文学教育现状的改变，可以逐步推动新世纪文学生态的良性发展，不过，它需要开放的经典教育和当代文学的参与性教育两翼并举，需要人文教育的整体努力，更需要文学各分支学科的通力合作。 作者简介：宋炳辉，1964年生，江苏省启东市人。文学博士，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现任职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 ------------------------------------------------------------------------- 引自甘阳在复旦大学的讲演《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是否可能》，载《文汇报》2006年9月17日第6版。 引自J.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的权威性》，《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指言语的述行行为，即以语言来做事的行为。 同上，第29页。 同注1。 陈晓明《经典焦虑与建构审美霸权》，见《前沿学人之一•批判的趋势》第128-129页，何锐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4月版。 同上。 佛克玛、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37-66页，俞国强译，北京大学1996年版。 同注释2，第45页。 同上。 同注释1。 同上。 复旦大学中文系在陈思和教授的倡导下，自新世纪初起，在中文专业和文科通识教育中实施经典教学的改革计划，提倡原典精读，深受各类学生的欢迎，目前已经开出20多门中外人文经典精读课程，第一辑精读教材已经出版7本，包括《庄子精读》(陈引弛)、《史记精读》(陈正宏)、《鲁迅精读》(郜元宝)、《沈从文精读》(张新颖)、《文学理论精读》(郑元者)、《说文解字精读》(殷寄明)、《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申小龙)等，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