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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200083) 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作为外来因素之一的“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常遭忽视。40至70年代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往往压抑中西文学关系而特别重视中俄苏文学(其次是中日文学)的联系，80年代之后则强调中西文学关系，而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都只是附带提及，已有的研究也往往囿于单纯的外国文学研究视野。本文旨在以其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为背景，探讨其在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文学演进中的意义，将它与西方、苏俄和日本文学等其他外来因素相对应，揭示其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在民族身份的确认、文学情感的表达和文学价值的指归等方面的文化功能。 关键词：弱势民族文学; 中外文学关系;文化功能 一 自近代以来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刚刚从天朝大国的千年美梦中惊醒过来，便发觉自己已处于虎狼环视的境遇：先是西方列强,继而是俄国、日本，都先后觊觎中华，践踏国土，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不管身处哪一个阶层，只要稍有责任感，他都会意识到，以民族整体的角度考虑生存处境是不可避免的事，于是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以民族眼光审视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在自身民族生存的焦虑中，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作出相应的评判，同时，又难免根据与中华民族的强弱对比和相互关系，对之作出富有情感色彩的反映：对傲视全球的西方列强爱恨交加，一方面忍受着强权下的屈辱，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从器具到体制乃至文化的先进和发达;对比自己更弱小、或者已经完全殖民化了的国家，如波兰、印度等，则在同情中包含一种深深的恐惧，而对其中反抗命运、最终获得独立解放者，则感到一种鼓舞和激励;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则是，对于某些原本与自己相当而后来居上甚至反过来以势压人的国家如沙皇俄国和日本，则在钦佩之中夹杂许些不甘。这种世界观念，当然会反映在文学活动中，尤其在中外文学的交往中，表现为对他民族文学的翻译、介绍、评判，也相应地在自身文学运动和文学创造的方面，体现为从内容上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到具体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的提倡，这在自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之后的近100年中，虽然张弛有变，但从没有完全断绝过。 当然，面对生死存亡的命运，最为迫切的课题是如何摆脱困境，因而西方国家自然成为中国百年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中最为关心对象自是必然，中西文明优劣、中西文化关系也就始终成为时代文化的最重要的主题，反映在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及其研究领域，甚至出现用中西文化关系替代中外文化关系的现象，并长期以来不以为奇，而中国与那些弱势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则在各种文化话语中被相应地边缘化了。 这种边缘化的具体表现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相对于强大的中西关系话语而言，“弱小民族文学”(泛指20世纪上半期处于殖民状态或被西方列强压制状态民族的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虽曾在各种文学史著中有所涉及，但一般均作为文学史某一阶段(如五四时期)的外来因素之一被提及，系统的梳理和整体的研究则明显薄弱。80年代之前新中国的文学研究，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中外关系角度往往压抑和忽视中西文学的关系而特别重视中俄(苏)文学(其次是中日文学)的联系，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只是附带提及;80年代后，随着社会、思想和学术对世界的全面开放，则又特别强调中西文学关系，而中国与弱势民族文学间的关系则相对更加被忽视。已有的研究往往囿于单纯的外国文学研究视野，即使在“翻译文学史”研究中也往往囿于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惯例而对此缺乏系统的梳理，更没有与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相联系，这一状况至今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以来对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作为中外文学关系史上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清理和检点翻译成果，厘清其在各个时期的译介背景和译介内容，不仅可以弥补现有研究在此方面的不足，而且可以揭示其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的特殊功能，更有助于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内涵和特殊性的认识。本文即意在指出，现代以来对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的重要性，在探讨其在各个时期的译介背景和译介内容的基础上，以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为主体，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特别是在与中西文学关系的对照比较中，初步揭示其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构成及其演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以期引起学界对中外文学关系中另一个层面的关注，努力将这一边缘性的学术话语纳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讨空间，从而完整地揭示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性质。 二 “弱小民族文学”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在对外国文学和文化思潮的翻译和介绍中所特有的概念，与此相近的还有“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等名词。它的出现正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出现的以民族整体为视角的世界观的产物，从思想渊源来看，“弱小民族文学”概念的出现，与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有关，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伴生物之一。 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近代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对近代文学观念的提倡，他的《新民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著名论文正是其民族主义思想在文学观念中的鲜明体现，这些观点对陈独秀、鲁迅等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20世纪上半期，正是中国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经受了空前动荡和变迁的时期，同时，这也是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的高峰时期1。早在1904年，陈独秀在政论《说国家》2中论述国际大势时，就从中国的遭遇，讲到国家民族主义，并将世界分为“被外国欺负”的国家和列强国家两类，前者指波兰、埃及、犹太、印度、缅甸、安南(越南)等，后者指“八国联军”英、俄、法、德、意、美、奥、日等。到1921年他所发表的《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3一文中，则正式出现了“弱小民族”这一概念，用以指称印度、波兰等殖民地国家，这或许就是现代话语中“弱小民族”概念的起始。 与此同时，这一概念被沿用于对外国近、现代文学的译介中。鲁迅、周作人、茅盾等新文学作家很可能是这一名词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倡导者。与思想领域中“弱小民族”/“列强”相互对应一样，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上，“弱小民族文学”也是作为西方文学的对照而存在的。它从周氏兄弟的早年翻译开始，到1921年《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出版时，这一名词已经被普遍接受，并开始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国共之间的分裂和日本对东北、华北、乃至全中国的侵略，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趋于激烈，反映在文艺思潮方面，就是左翼文艺思潮和民族主义文艺思潮同时展开4，前者应和了国际左翼思潮而活跃起来，中国左联的成立及其活动是其明确的标志。同时，在国民党政治权威的支持和赞助之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30年代初终于形成一个强大的潮流。这时期，“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则同样发挥其文学的社会功能，“弱小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在进一步深入人心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歧义。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人继续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思路，借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配合文论和创作等其他文学话语，在中外文学的沟通中曲折地表达了对时势态度，在他们那里，五四时期形成的“弱小民族文学”的概念一直得以沿用，并基本形成稳定的所指。而民族主义运动的提倡者、参与和同情者对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活动所采取的态度则显得相对复杂，对其所产生的历史意义，今天也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不过单单从中外文学交往的角度看，他们的译介至少在客观上有助于对这些国家文学的了解。 因此，在考察20世纪上半期的中外文学关系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一种现代文学话语，“弱小民族文学”的所指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现代文学话语的整体中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对它的语义分析也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综合考察主客体两个方面的因素。这种语义的变迁，一方面取决于运用这一话语的主体意图及其政治、文化立场，如上述“民族主义文学”提倡者与鲁迅、周作人和茅盾等人之间在译介的用意上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又取决于对世界局势和国内现实文化复杂变化的分析。因此，所谓“弱小民族”，其含义并非一成不变，它是相对于本民族国家的现状及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而言的。自西方资本主义起始以来，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本身的消长更替不断，先是荷兰、葡萄牙，后是西班牙，再是英国、法国、德国，而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战争中形成的对立和联合阵营又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族间的强弱关系发生了改变，相应地，站在中国立场上看其他民族，强、弱民族的指认也会有所更改，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对意大利文学和日本文学的译介态度上就有体现。作为法西斯主义在欧亚起源地的意大利和日本，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和民族形象与弱势民族有着很大的区别，在30年代之前，他们也曾被中国看作是“弱小”但最先起步进行现代化的民族看待，但30年代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两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对立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兴盛，对于日、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反映在具体译介过程中，则体现为数量的减少和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等方面，而在当时，正是中国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一个高峰时期。 因此，20世纪上半期“弱小民族文学”的所指，是相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的世界地位和民族处境而言，同时在中外关系中又是相对于中国与西方强势国家的关系而言的。由此可以理解，在这一概念的使用中，其所指偶尔也会包括俄国和日本，但一般都将这两个国家被排除在外，因为甲午以后的日本、近代以后的俄国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已经摆脱了“弱小”和“被外国欺负”的地位，相对于中国而言已经进入“强国”之列。因此，20世纪上半叶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所指，从国别(区域空间)角度看来，一般是指：1，欧洲弱势民族(英、法、德、意、俄等国外欧洲诸国)的文学在中国的译介;2，除日本外其他亚洲国家(印度、朝鲜、越南、土耳其等国)的文学在中国的译介;3，在并不精确的意义上，还被用来指称对古代西方经典文学(古代希腊罗马、波斯、阿拉伯和印度文学)的译介。 三， 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外文学关系中，尽管对西方文学的译介在数量和详细程度方面基本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弱势民族文学译介同样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在外来压力增大，民族矛盾激化，民族主义思潮高扬的某些历史时期，这一方面的译介显得特别活跃，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它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相互呼应，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一翼。 从译介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其与社会和文学思潮相呼应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对“被侮辱被损害民族”文学的提倡，应该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从1918年至1921年，先后刊登了挪威、波兰、丹麦、印度等国家的译作，其中包括易卜生、显克微之、安徒生、泰戈尔等作家，特别是刊登了“易卜生号”8，对中国文坛产生的影响更大。这时期，鲁迅、周作人、沈雁冰等新文化人士是译介弱势民族文学的得力提倡和实践者。 20世纪20年代在弱小民族文学译介方面规模和影响更大的当属《小说月报》。自1921年由沈雁冰(茅盾)主持杂志的革新后，依托鲁迅、周作人等文学研究会主将的支持，该刊发表了大量弱小民族文学译作和介绍文章，还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9集中翻译介绍了波兰、捷克、芬兰、乌克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犹太等8个民族的作家作品。茅盾在该期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背景的缩图》一文中指出，应特别注意与该民族文学产生有关的三点，1，属于何人种;2，因被损害而起的特别性;3，所处的特别环境。然后罗列波兰、捷克、芬兰、乌克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6国。在该专号的《引言》中，他申述了“为什么要研究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的理由，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提倡者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凡在地球上的民族都一样的是大地目前的儿子;没有一个应该特别的强横些，没有一个配自称为‘毫骄子’!所以一切民族的精神的结晶都应该视同珍宝，视为人类全体共有的珍宝!而况在艺术的天地里，是没有贵贱，不分尊卑的!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正的正义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10 到30年代，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对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便又出现一个高峰。1934年，《文学》杂志就推出了“弱小民族文学专号”5，其中包括茅盾的题为《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和化鲁的《现世界弱小民族及其概况》等译介文章，并载亚美尼亚、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阿拉伯、秘鲁、巴西、阿根廷、印度、犹太等17个国家的26位作家的28篇作品。鲁迅去世后，这一译介传统在第二代作家中得到继续，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由徐懋庸、黎烈文等翻译的《弱小民族小说选》。次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了鲁彦翻译的《弱国小说名著》，有王鲁彦、艾芜、施蛰存、卞之琳、赵景深等，还有较为职业的翻译者如孙用、钟宪民等。《译文》杂志还在1937年推出了《西班牙专号》11，集中译介西班牙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社会思潮相对应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其在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方面的表现，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译介过程中或许是一个较为特别的现象，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的一面。 自1928年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便成为其必须，国民党本来具有的民族主义被大力发展起来。从理论上讲，“三民主义”应包括民主、人权等知识分子启蒙主题的核心内容，也应该包括社会平等和大众解放的内容，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它们却只是一纸空话，只有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权力努力倡导并试图用以实现文化统一的思想核心。加之蒋介石个人的儒家思想基础和民族主义倾向，使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一心只想在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旗帜下统一民众的思想文化和舆论，毫不顾及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在这种批判中形成的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社会理想，也不考虑受压迫阶级由于贫穷和苦难而酝酿着的阶级反抗情绪和翻身欲望，而只是一味为了政权的稳定而千方百计扑灭它。从政治稳定出发，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张扬和阶级翻身的鼓吹都有点深恶痛绝，因此理所当然地支持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一些御用文人正是利用了这一文学资源，为政治国民党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话语编织，如上海的《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和《现代文学评论》23就在倡导“民族主义文艺”的同时开始组织和刊登“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文章。 但从整个国际国内的文化背景看，民族主义思潮本身又有着比较复杂的构成，其中果然包括国民党政权的意识形态维护并在文艺界寻找一些代理人(如“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提倡者王平陵、朱应鹏等)，他们是在不同于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和政治背景上，接过这一现代话语，为权力意识形态服务，这一点早在当时就被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左翼作家所揭露和批判13。对于民族主义者此时倡导和译介弱势民族文学，茅盾认为他们不是多情地对民族解放运动表示支持，而是把欧、亚一些国家富有民族特点的文艺，作为“民族主义文艺”的同调或援手。 但是，除了少数御用文人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之外，民族危亡的客观现实所引发的民族情绪高涨的因素仍然是大多数译介者的主要动机。对民族文学的提倡者或者同情者，我们还不能一概以国民党政权的“鹰犬”视之，何况，在文学理论的倡导和外国文学的译介之间还不能完全划上等号。这种复杂的情形反映在“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活动方面，还表现为对民族主义的提倡者与具体译介者之间的交错，译者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区别等等。比如30年代在南京出版的《矛盾》月刊12，虽然带有国民党官方色彩，但其中的作者和译者多为具有中间色彩、甚至包括许多左翼文人在内。它在1934年所推出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中，刊有秘鲁、波兰、丹麦、捷克、匈牙利、立陶宛、罗马尼亚、马来西亚、芬兰、新犹太、澳大利亚、保加利亚、朝鲜、西班牙、葡萄牙、爱沙尼亚等16个国家24篇作品，另外还有两篇译介文章《新土耳其诗人奈齐希克曼》(徐迟)和《西班牙散文作家俞拿米罗》(金满城)，译者包括施蛰存、王鲁彦、孙用、黎锦明、伍蠡甫等文人，就很难将他们归于国民党御用文人之列。 四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文化情景中，居于不同政治立场，采取不同文化态度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政治和文化思潮，以及相应的文学思潮采取不同的态度，这在弱势民族文学译介中，集中地体现在鲁迅、茅盾等左翼文学运动的主将身上，他们在20世纪上半期对于这一译介活动前后迥然不同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复杂构成。 在现代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周氏兄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周作人一生共有110万字，无论从译作的总量、国籍，还是从涉及的作者之多，都是现代翻译家中少有的14。其中，从20世纪初期到20年代初，除了译介日本和欧洲的近现代文学外，主要重视俄国和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早在1909年，他就翻译了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1914北京文明书局)，1911年又翻译了育坷摩尔的中篇小说《黄蔷薇》等。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中，以《域外小说集》最重要 15 ，他也一再提及其翻译的用意：“当时我所最为注重的是波兰，其次是匈牙利，因他们都是亡国之民，尤其值得同情”，“中国革命运动正在发达，我们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响，对于所谓被损害与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比强国的表示尊重与亲近”。 20不过，他早期对弱势民族文学的提倡更多地受其兄长的影响，在五四运动退潮后，周作人逐渐转向对日本文学和古代两希文学的译介。相比之下，鲁迅先生则是开拓和倡导弱势民族文学译介最早同时影响最大的人，虽然在《域外小说集》时期的译介影响有限，但其介绍的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在现代翻译文学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局面，客观上奠定了译介弱势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之后，他还在其所主持的《文学》、《译文》等许多文学刊物和丛书中，继续提倡对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并对新文学的第二、第三代作家和翻译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鲁迅当时对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提倡具有明确的意识，他在后来这样概括他的意图： “注重的倒是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收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夏目漱石和森欧外。16 “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力眼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余波。”17 茅盾是除鲁迅之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如上所述，在主持《小说月报》期间，他所翻译的短篇小说大多是弱势民族国家的作家作品，据统计，仅1920年就有译作30余篇，1921年多达50余篇。与鲁迅一样，他的倡导和翻译实践同样具有明确的意图： “我鉴于世界上许多被损害民族，如犹太如波兰如捷克，虽曾失却政治上的独立，然而一个个都有不朽的人的艺术，使我敢确信中华民族哪怕将来到了财政破产强国共管的厄境，也一定要有，而且必有，不朽的人的艺术!而且小说这‘艺术之花’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里爆出新芽来!在国际——如果将来还有什么‘国际’——抬出头来!”18 “三四年来，为介绍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之热心所驱迫，专找欧洲小民族的近代作家的短篇小说来翻译。当时的热心，现在回忆起来，犹有余味”19 但在30年代，随着政治和文化局势的转变和阶级矛盾的激化，鲁迅和茅盾对于弱势民族文学译介却采取了另一种态度。他们站在左翼无产阶级文化的立场上，对有着国民党政权背景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则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竭力凸现其阶级论的立场。茅盾指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过是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尖锐时，它就“迅速法西斯蒂化”，鼓吹“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毒气弹，屠杀遍中国的不肯忍受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层层宰割的工农群众!屠杀普罗文学家!”。21而鲁迅则尖锐地斥责民族主义文学的“实质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民族主义文学的信徒，不过是洋奴变来的破坏工人运动的特务而已。他们以“民族”为幌子，掩盖阶级矛盾，为买办阶级服务，充当统治阶级的鹰犬，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只是“尽些送丧的任务”22。对“民族主义”权力话语压抑阶级对立和压迫的事实，鲁迅和茅盾等新文化人士不惜采取偏激的态度和反对立场，由此也延伸到民族主义运动倡导者所借以发挥的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活动中，这一时期，他们几乎停止了这一方面内容的译介，而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俄苏和日本的左翼文学。 对照鲁迅和茅盾等新文化人士前后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看到民族主义话语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不同内涵，它在不同的场合，被不同的主体所引用、伸发，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时从这些集作家、翻译家身份于一身的个体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译介活动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可以看到翻译活动本身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含义，以及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看到翻译活动与文学思潮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正是充分意识到了其中的意识形态含义，才使他们对同一事物采取了绝然不同的态度。 到20世纪40年代，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时代的共识，一方面大规模的战争环境极大地冲击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出版活动，另一方面，时代需要直截了当的呐喊，战争文化也使借助于文学译介活动来表达现实态度的方式显得过于委婉曲折，或者简直趋于无效。因此，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译介，除了与战争关系密切的一些作家作品如战争纪实类等作品外，虽然在西南大后方、上海孤岛等某些时期和区域仍有一些人在作可贵的坚持，但在数量和质量的总体上要低于前两个时期，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也不例外。 五 一个现代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除了要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主权外，还必须通过自己的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以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完成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这种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身份确认，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的体现，也是拒斥外来文化霸权的前提条件，它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争取自身合法性，从而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的必要途径。特别是在这一文化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其文化身份的确认就显得尤其重要。尽管后殖民理论产生的背景，主要是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掀起之后，传统的殖民压迫已从军事、政治方式转向经济和文化方式。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则还处于世界规模的“殖民时代”，以后殖民理论来分析“殖民时代”的现实似乎并不妥贴。不过，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虽然一直处于存亡边缘，国土也曾大面积沦丧，但始终不曾完全丧失主权，因此，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抗外族的侵略外，文化上的殖民与反殖民斗争仍然有着完整的回旋余地，民族主义思潮和话语始终作为现代文化话语的底线而存在，并成为对抗外来压力的一种凝聚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借用后殖民理论中有关现代身份的论述，对于分析中国文化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紧张，以及解决方式，说明相应的看似复杂多变的文化活动所隐含的功能，具有相当程度的有效性。同样，它对于阐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构成，梳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也具有启发意义24。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就是指中国文学中所出现的那种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对应、在世界观和文体等方面体现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否认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社会和思想思潮及其在文学体现，认为这些因素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否定和抛弃的东西。这不仅缩小了西方文学现代性的内涵，因为社会主义思潮同样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反叛文化，只不过与现代主义取不同的路向;而且，这种观点还割裂了西方现代文化的世界背景，即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近代殖民运动的基础之上的，它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相互依存，是人类历史现代性的两个侧面，因而在资本殖民压力下出现的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体现了它的现代性特质。对于这种现代性的否定，正是居于殖民文化的立场，意欲将现代化后发民族永远钉在文化线性发展的进化程序上，这种观点在中外文学关系的叙述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西文学关系替代整个中外文学关系。 若居于中国主体立场,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外来资源加以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引出中外文学关系的另一种叙述和展开方式。20世纪中国的外来文学资源，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即西方强势民族的文学和俄、日等新近崛起的民族文学，而“弱小民族文学”同样是中国外来文化和文学多元资源中的一种。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外动因和整体关系中，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及其产生的影响，在现代民族身份的确认、集体情感的文学表达和文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构成要素。 和对强势民族文学的译介相比，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借用形象学的概念来说，在此类译介活动中所“描述”的异国形象更具有“乌托邦”性质。在中西文化和文学关系中，中国主体构建了自己属于“弱小”一类的民族身份，而在对弱势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译介中，则体现了中国文化主体对自身民族身份的另一种定位和认同，同样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身份自我确认的一种有效途径，它与前一种阐释自我身份的途径并存，并作为对前者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舒缓了中西关系中的阐释焦虑。 自近代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经受了西方列强的压制和入侵，而列代志士则不断地寻求强国之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民族意识的高度觉醒。在对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开放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学习西方近代以来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成果，作为更新和复兴民族文化、进行文学现代化的主要资源，但另一方面，向强大的敌人学习这一过程本身，压抑了自身的民族情感，特别是积聚了太多被欺凌的屈辱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从民族现代化战略的意义上是十分明智的，但“师夷”、“制夷”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民族的自强和文化的繁荣，在完成这一过程中, 作为“受欺负”、“被损害”和“弱小”的民族，中国主体在近代以来积累了太多被压迫的体验需要表达，太多的压抑感和屈辱感终归需要释放，需要在相应的对象身上寄托这一份情感。这种释放和寄托除了经过创作加以直接表达之外，译介也是一个有效途径。于是，中国人在那些同样受英、法、德、美等西方强国压制的弱势民族身上，看到了与自己同样的命运，在他们的文学中，听到了同样的抗议之声，体会到同样的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情感。同时，译介活动本身也为民族文学创作的集体屈辱体验和情感的表达找到了文化和文学上的价值依据。而一批敏感的新文化人士，正是居于这样考虑，正是为了唤起独立自强的激情，寄托屈辱的民族情感，促使新兴的中国新文学与民族现实命运的紧密结合，才大力提倡、积极译介那些“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如果说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学习是一种理智的选择，那么，对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作为一种情感的释放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补充和认同，同样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构成。而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中重视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研究，正是揭示这种曾被长期压抑的情感，分析其释放方式的文化功能的重要途径之一。 而这一课题的深入展开，又需要面对许多复杂的问题，同时又在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史中呈现出一些未被重视的领域，它对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对开掘中国文学的现代资源都有重要意义。比如弱势民族文学译介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它又涉及到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的重新评价。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方式”或叙述话语，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有一个兴盛和消长的过程，它的兴盛是以民族意识的觉醒为思想和文化前提的，是建立在民族成员“被损害”的共同经验基础之上的整体性认同的表现，因而也就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民族内部的其他社会文化关系：比如阶级和阶层的矛盾、激进与保守的对立等等，从而使这种书写在应对社会问题时有着明显的局限，所以一旦其他矛盾突出时，便会被其他有效的书写方式所取代，也容易被权力阶层加以意识形态化的改造，这似乎与民族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相似。又比如，对弱势民族文学译介活动的研究，还会涉及到翻译的中介语言问题。在20世纪的中外文学交流中，大量弱势民族文学作品都不是从原文译出，而是借助于强势民族译本转译。译入语的限制势必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限制作家作品的选择、评价;带上西方译入者的文化价值评判，借“强势话语”的中转来表达“屈辱”，无意中又遭受一层新的“屈辱”，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时和现在研究者的判断呢?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语作为一种语言乌托邦，是否体现了“弱小民族”身份表达者的抗争意识，是书写意图和书写中介之矛盾的对抗性解决方式呢?在这个意义上，结合鲁迅、巴金等同时又都是世界语运动积极参与者的事实，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是否就是这种反抗意识的体现呢?这些问题，就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了。 2001年6月18日初稿 2002年3月8日改定 --------------------------------------------------------------- 1 参考英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 2 载《安徽俗话报》第5期，1904年6月14日。 3 载《新青年》第9卷第5号。 4 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评价，文学史从来沿用自30年代以来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实际忽视了民族主义的当时历史处境中的合理性，故不能将其提倡和参与者全部归入国民党御用文人之中。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开始有客观的评述，参见李新宇、倪炜的相关论述。 8 载《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期。 9 载《小说月报》1921年10月，第12卷第10号。 10 同上，署名“记者”。 5 指1933年7月创刊于上海,由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等10人集体编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积极倡导或参与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专号”载《文学》第2卷第5号，1934年5月1日出版。 11 载《译文》杂志1937年4月16日第3卷第2期。 23 三份刊物不仅在观点上相近，作者成员也有交叉。均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前锋周报》创刊于1930年6月22日，终刊于1931年5月;《前锋月刊》于1930年10月创刊，至1931年4月终刊，共出版7期;前者由黎锦轩，后者由朱应鹏、傅彦长编辑，《现代文学评论》李赞华编辑，于1931年4月创刊，至1931年10月终刊，共出7期。三份刊物不仅在观点上相近，作者成员也有交叉。均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13参见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载《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署名石萌。《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1931年10月23日，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320页。 12 《矛盾》月刊自1932年4月创刊至1934年6月，共出16期，其中1934年6月1日出版的第3卷第3、4合期为“弱小民族文学专号”。 14 参见王有贵著《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15其中周作人翻译了13篇，包括收入第一集中的波兰显克维之的《乐人扬柯》、俄国契可夫的《戚施》和《塞外》、迦尔洵的《邂逅》、英国淮尔特(即王尔德)的《安乐王子》等5篇。第二集中的芬兰哀禾的《先驱》、美国亚伦波(即爱伦坡)的《默》，法国摩波商(即莫泊桑)的《月夜》，波斯尼亚穆拉淑维支的《不辰》、《摩珂末翁》、波兰显克维之的《灯台守》、《天使》和俄国斯蒂普涅支部的《一文钱》。还有翻译小说集《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陀螺》(1925年，北京新朝社)等。 20 参见《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版。 16 参见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1981年出版。 17 参见鲁迅《“题未定”草(三)》，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第335-336页。 18 参见茅盾《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画》，载《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2期，署名“记者”。 19 茅盾《雪人•自序》，1927年4月作，载《雪人》，开明书店1928年5月版。 21 茅盾在《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四期，署名石萌 22 同注13 24 参见《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著，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