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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文学的两重主体性及其分类研究述要 如何对待20世纪大量的翻译文学，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可以开拓出一片学术研究的新的空间，也可以更加全面地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多元丰富的格局及其演变脉络，甚至还可以引起对既有文学史观念进一步反思。一旦意识到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文本在20世纪中国文学空间中的存在及其重大的作用，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将会引发许多新的实践路径。怎样将翻译文学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如何通过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资源，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1999)中特别分析了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尴尬处境——它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被当作外国文学，而国外文学视野中它又完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范畴——并从理论角度仔细分析了作为国别文学之独特存在的翻译文学的性质，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对国别文学的意义应该予以更多的重视，这确实指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从新文学研究的历史看，早在二三十年代，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和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但之后的文学史著述则很少涉及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了。80年代以后，尽管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更多地注意中外(特别是中西)文学的之间的关系，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存在，还是没有真正纳入文学史研究的框架，而更多地把它等同于“外国文学”。而近年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的进展，确实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新面对20世纪大量的翻译文学作品，将翻译文学的历史作用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托和启示。 作为中国文学空间中一种大量存在的文本集合，翻译文学有其特殊的性质。相对于原创的国别文学作品而言，翻译文学在艺术创造的主体性因素方面有着独特的构成，我把它称之为翻译文学主体的两重性。中文剧本《哈姆雷特》，是英国人莎士比亚的原创作品，同时也是中国人朱生豪(梁实秋或者方平)的再创作品，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外国文学中译本中，包含了两个创造主体，一个是原创作者，一个是译者。不管研究者对翻译文学的两重主体作怎样的评价，对翻译文本的民族归属最终持怎样的观点，都是以其特殊性为前提的，而研究的展开也可以从这一特殊性开始。现在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在翻译文学文本所包含的艺术创造性因素中，除了原作者的独创性因素外，翻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也应正视，后者在诗歌等特殊文体的译本中无疑体现得更加显著。我认为，以国别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待翻译文学，同样可以抓住双重主体性这一问题的关键展开。 从逻辑的角度，在译入国文化和文学语境中来分析翻译文学的性质，它的创造性因素在何种情况下成为具有相对独立、可以分辨分析的东西呢?在这里，我们的研究不能陷于两个极端，一方面，翻译家对原作审美信息的转达和原创作家对生活(体验)信息的转达具有某种同构性，翻译活动中的审美信息传递必定需要主体创造性的参与，但必需意识到这种创造性是以特殊的方式体现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以原作与译本之间跨文化跨语言的差异性等同于翻译主体的独创性，因为这就意味着将语言之间在转换(翻译)中体现的绝对差异性(在某种情况下体现为“不可译性”)，等同于艺术创造本身。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创造性的参与，但与独创性本身不完全对等。翻译者所面对的首先是已经通过语言文字固定下来的文学文本，这种由外语文字组成的文本对象本身首先就是一种限定;但而原创者所面对的则是自由独立的感受、体验、经历和构思，他可以在某些方面因循过去的作品，也可以完全放开手脚去虚构编排。因此，在原创与翻译之间，终究存在着这样的区别：一则是有意识地独创和无意识地因循的熔铸;另一则是有意识地因循(转达)和无意识地独创的结合。两者都包含有创造性的因素，但实践主体在参与过程中的总体目标并不一样。尽管翻译过程中总免不了有主体创造性的参与，也不管译者的翻译动机中包含了怎样的其他目的，但主体对翻译的预设目标首先应该是传达原作的意义和结构，至少所有的译者都毫无例外地会打着翻译(即转述)的旗号。而文学原创则正好相反，不论作家实际上受已有文学经典或传统的何种影响，但其工作目标首先总是体现主体的独创性。正如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中所说的那样，“一部作品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作品题旨的确立，结构安排，情节编排，形象塑造等方面，而在这些方面，译者没有付出多少实质性的劳动。” 从翻译文学的主体看，晚清以降特别是20世纪初以后，在中国大量的翻译文学活动中，大致有这样两类译者。一是与新文学运动关系密切的人物，他们是著名的新文学参与者，他们既有新文学创作，并以其创作及文学主张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影响的意义上，即使是林纾这样作为新文学对立面的作家或批评家也在考虑之列)，另一种则是相对远离新文学运动的职业翻译家。这样两种身份划分并非壁垒分明，有时还会出现在同一位译者的不同时期，比如周作人的前后期翻译活动，但对于分析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关系而言，这种区分还是有其必要性。在这里，美国比较文学和翻译文学学者利弗威尔(Andre Lefevere)对译者的区分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他把文学翻译者概括地区分为两种：即自认为是作家的译者和“集翻译者和文学家、在创造的艺术家和学识渊博的学者于一身的”的译者。他认为，前一种译者的目的不仅是要给自己的多元文学体系增添外国风格，而且还要为文学流派的抗争作准备，所以这类翻译文学中的风格往往容易走极端。后者“只不过是将外国文学作品变得可读，而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却超群脱俗”。(《超越过程：文学与文学理论中的文学翻译》)其实，对利弗威尔有关两类译者的描述是否合理可以商榷，也可以对之做适当的修正和补充，但他对两者翻译动机的大致区分，对探讨翻译文学与国别文学的关系确有启发意义。 而要探讨现代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将翻译文学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并使这种研究具有相对的可操作性，我认为从文学翻译的两重主体性入手，对这两种不同类别的文学翻译者及其翻译文本进行分类研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作为职业翻译家的译者，他们除了具有中外语言和艺术素养外，往往对于所译原作及其原语国的文化语境有着丰富渊博的学识，在“转述”原作的意义上他们的翻译实践有着相当的优势，但这些素质同样可以在身兼作家和翻译家的译者身上体现出来，因而并不是他们独有的。与后者形成区分的是，他们往往与文学的现实发展特别是具体的文学思潮和流派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文学的现实倾向和原作的文本(及语境)发生冲突和差异的时候，他们往往仍坚持对后者的如实介绍和呈现，莎士比亚的译者朱生豪、左拉的译者毕修勺和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等基本上属于这一类。他们的翻译活动和译作当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艺术手法和语言的借鉴等方面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并非与时代历史文化的发展大势绝缘，但在其与具体的时代文学思潮之间，往往很难勾画出明显联系线索来。更进一步说，在他们的译作中，若要分辨出两重主体的创造性成果，则必须通过与原作的比照，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加以估价论定，在这种研究中，译文与原文的具体对比就显得至关重要，它的参照系也主要是文学翻译史而不是翻译文学史。 在身兼作家和翻译家二任的译者中，由于他们身处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具体的文学传统、文学发展的现实倾向有着特别的敏感，加以他们在文坛中的地位和影响，使他们的翻译从译本的选择、翻译的方式到对原作的评价，都容易带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目的性，也即在意识形态或文学层面带有对本民族文学的启蒙主义色彩，因此，他们往往在中外之间寻找(或建立)文本和文本历史语境之间的各种联系，也就是说，这一类翻译文学，原创者和译者两重主体之间以独特的方式统一在译作中，从而对于(或希望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作用。事实上这种作用和联系往往能体现在文学思潮流派倡导和形成、文学创作的主题、体裁、表现手法和文体风格等较为明显的层面。又由于他们本身就是新文学作家，他们文学观念、艺术追求(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就必然同时反映在其创作实践和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中，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翻译和创作实践是这类作家同时采用的两副笔墨，两种表达方式，揭示两者间的统一、差异、矛盾和对立，更可以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语境和主体内部的丰富、多元性。20世纪上半期许多文学翻译者如鲁迅、周作人(早期)、茅盾、郭沫若、巴金、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穆旦等应都属此列。在对这一类译者的翻译活动的研究中，尤其在探讨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时，译入国的语境是特别重要的背景，而译本与原作之间的对照研究虽然作为前提仍具备，但在研究中并不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说，研究所追问的不是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地或对等地转述了原作，而是追问具体的转述(不管是忠实的还是歪曲的)所发生的原因、情景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这种研究最主要的参照系应该是中国文学史和翻译文学史，而非文学翻译史。与对职业翻译家之译介的研究相比，它对身兼作家和翻译家二任的译介活动和译作，在译入国文化语境中的研究，与国别文学史有着更加密切的关联。 二，汉语资源的清理与现代翻译文学 汉语写作作为一个问题被郑重地提出，本身就表明当代一部分作家在汉语写作的主体意识、资源意识和写作实践意识等方面的高度自觉，这应该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的民族文化特性的最重要的体现途径，也是汉语写作走向成熟和深入的一种标识。 汉语写作这一概念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语言特性，但作为一个完整文学流程(它包括文学的写作、欣赏、批评、研究和教学等在内的文学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显然远不止于此。同时，它也不单是写作者应该关注的问题，而是参与这个文学流程的所有人都值得关注和分享的。当然，对于写作者而言，这种意识无须以明晰的、理性化的方式加以表现，而且，作为一个写作实践的个体，即便在这一方面有明确而强烈的意识，也必须与自己的写作特点结合起来，更不能脱离自己具体的写作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可以对于一些理论、思潮、口号等等不予理睬，他(她)只管对付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就可以了，毕竟作家都需以自己的创作说话。当然，我不反对作家也来认真从理论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能够拥有两种思考和说话的方式，驾驭两种笔墨，毕竟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大师当中也不鲜见。但这个问题对于以批评和研究为志业的人来说，就有所不同，尤其是在面对汉语写作的主体意识和资源问题的时候，就不仅有讨论的必要，而且应该尽可能地考虑汉语写作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不说一定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至少应该使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得以推进，而不是也仅仅以“作家只管埋头写作，只有作品本身才有说服力”等等加以敷衍。 借用语言学的一个术语做一个比方，这是言语与语言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作家的写作是个体的“言语”实践，它是个人化的具体的实践行为和创造性活动;而对于汉语写作主体意识和语言资源的理论思考则是“语言”问题，它在具体的汉语空间中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超出汉语的场域，借鉴其他语言场域中的写作实践，反过来，对于现代汉语写作的一些理论思考，也可以为不同语言写作的某些普遍性问题提供新的资源和案例。前者更多地涉及个体写作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及其背后的意识和无意识成分，后者则更多地在较为普遍的意义上思考写作的语言资源以及相关的主体意识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写作的主体意识觉醒与现代汉语资源的清理是紧密相关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不是体现在爱国情绪和民族意识等等空泛的层面上，它必须与现代汉语的历史及其现状有着清醒的意识和不断发掘、追问的努力，必须将现代汉语的体系加以历史化的拷问，在具体的历史演变中，寻找现代汉语背后的文化机制。因此，清理汉语的传统和外来资源，考察汉语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这些资源的选择和取舍，分析这种选择背后的文化动因，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汉语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不仅因为汉字是至今唯一尚存的象形文字，它在漫长的文化演进中，携带了极其丰富的汉语文化遗产的信息，即使从现代白话文的兴起开始考察，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相当复杂的，它是在传统文化活力渐趋衰退，外来强势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下，经过短短的一个世纪而形成的。在民族命运叵测，传统价值体系溃散的情景下，汉语在以西方语法规范为主宰的理论模式下加以改造，必然会在现代汉语中留下许多痕迹，也会把许多古代汉语的传统资源排除在外。因此，要使当代汉语写作避免某些平面化、单调化的倾向，重新焕发生动的创造力，发掘汉语的各种历史资源，清理汉语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选择，就显得极其必要。事实上，许多作家、批评家和包括语言学、文艺学在内的理论家都已经对这一课题展开各自的思考和探索。在文学批评界，就有郜元宝对于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写作的系统思考，王光东对于民间方言资源问题的探讨，还有孙犁、汪曾祺、林近澜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对于古汉语资源的重新发掘和利用等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拓展了现代汉语的传统资源，检视汉语写作历史中的具体取舍的得失。除了以上几种探讨和实践的角度外，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个重要资源，即现代翻译文学中的语言资源。 在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中，翻译文学占有特殊的地位。从翻译作品的数量而言，它在汉语文学出版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半稍逊)，其数量之多，当属世界各国中屈指可数之列。在现代以来的历史中，除了全面战争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时期之外，翻译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接受)一直兴盛不衰。同时，它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同样有目共睹，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文化地位有关(美国出版物中翻译只占几个百分点)。同时，它对于中国现代汉语写作的影响也不容回避，单单林纾的翻译小说对现代作家的影响就足以表明这一点。而且，许多现代作家往往同时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们的翻译活动，既为文学传播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与他们的创作实践形成程度不一的互动关系，比如鲁迅、巴金之于俄苏文学、郭沫若之于歌德、徐志摩之于哈代的诗歌、穆旦之于英美现代派诗歌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近现代翻译文学的持续兴盛，正是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同步，它与现代汉语写作一样，是现代汉语形成的另一重要实践域，而当写作主体与翻译主体交叉重合的时候，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就已经是一种不折不扣地现代汉语实践了。它相对于作家来说，就是除了写作之外的另外一种表达手段。尽管翻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转述已经成形并独立于写作者的文学文本，翻译者不可能像写作一样完全听由自己创造力的驱使，但那种将翻译看作是纯粹工具性的转换，显然是一种狭隘的翻译观和语言观。 因此，翻译实践正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学和文化系统的相遇、相争的场所。用一种语言(母语)去陈述另一种语言的文学文本，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特别是对于语言和文体形式感极强诗歌翻译，更是常常言不尽意，甚至被认为是对原作的一种背叛、篡改和重写，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对于母语的一种锤炼、考验和磨砺。在这种跨语际的交往实践中，母语与另一种语言在词语、句式、表达、文体、结构，乃至风格等各个层面上的一一对应才得到历史性的建立，比如“小说”之于novel 、story或 fiction，“上帝”之于God等等，而这种对应过程的逐步建立，正是汉语现代化过程中的极为重要的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近现代以来的翻译文学对于现代汉语的形成具有无法回避的重要作用，从今天的立场看，这种历史作用或许并不是值得一味肯定或者否定的，但作为一种形成因素，应该加以重视，并应将具体的实践放回中外文化和文学交往的历史语境当中加以分析。它与这一百来的历史过程中古代文言的渐次退场和在民间多元方言基础上的普通话主流地位的建立，同样是现代汉语形成历史的重要场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