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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 发展，也是这一现代化的一个部分。这个进程是与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 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都面临着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和文化的强势压迫，在这一点上，亚洲国 家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话语，加上地理位置的临近，相互间的文化和文学交往就更加方便。 但另一方面，正因为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压力，所以往往没有更多的闲暇关注那些弱势国家的 文化。所以，与欧美和文学的频繁交往相比，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即使相互比邻，又有着 古老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印度之间，也是相当有限的，这与中国盛唐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其他 国家如与朝鲜、东南亚诸国、西亚诸国之间的交往，更是少得可怜，至少在文学交往中是这 样。而在这些民族文学关系中，中日之间只是一个例外。但中日文化和文学之间在现代的交 往，日本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译介，同样与上述的文化语境有关。因为和其他亚洲国家 相比，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率先走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 面以西方文化为师，它们对西方各种近现代文化包括文学思潮、流派进行全面的介绍和翻译 。正是在这一点上，日本走到了中国的前头，所以，日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西方文化、 了解西方文化、引进西方文化的一个极为便利的中介。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文学的译介，呈现出这样严重不平衡的格局。即占绝大多数的 文学译介，都是对日本文学的介绍，日本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思潮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被译介过来，从译介的内容可以明显第看出，中国现代文坛对日本文学发展的高度关注，而对 印度及朝鲜文学的译介，则几乎不成系统，东南亚和西亚诸国则更是寥寥无几，对他们的文 化和文学思潮发展情况，几乎完全隔膜。因此，在客观上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即考察对日本文 学的译介，就差不多展示了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文学的译介。 这里首先勾勒20世纪上半叶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从总体上说，如果以西方近现代文化和文学 的发展作为参照，中日现代文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这样两个特点： 一是日本的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早于中国，如果日本的文学近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那么， 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则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这样如果从文学思潮的演变角度看，中日之 间有着20至30年的时间差;但换一个角度看，自五四新文学开始的对日本文学的全面译介， 又是将二三十年来日本文学的历时思潮放在一个共时的空间中加以译介，周作人的《日本近 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正是设计着、应和着中日文学发展间这样的关系，也就是说，自周作 人的译介开始，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发生的文学思潮及其作家作品都同时翻译进来，为中国 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多样选择和参照。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节在勾勒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 介时，仍按日本文学思潮的发展为线索。 另一个特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日文学关系中的产生重大的影响。自30年代初期东北沦陷开始，特别是19 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开始，中日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战争打破了前 30多年两国文化间的格局，一方面，日本许多作家主动或被动地陷于军国主义的泥淖，文学 创作中原有的科学、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观念都被军国主义遮蔽，最明显的例子如武者 小路实笃、石川达三、林房雄、佐藤春夫等著名作家，他们的“变节”在当时虽然并未及时 、完整地为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所了解，但至少在客观上解释了中日文化和文学关系的某种 扭转。另一方面，就中国译介主体而言，日本民族的入侵也确实改变了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 整体印象和态度，在原本的“师生”关系之间，笼罩了一层浓厚的敌对关系。因此，战后日 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明显减少，除了战争环境的动荡，不利于外来文学的翻译介绍这个普遍因素之外，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两者之 间，日本的左翼文学和反战文学的译介有着较多的延续。以下分别对日本及印度等其他亚洲 国家的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译介概况做一个简要勾勒。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的交往向来密切，可谓源远流长。日本一向被认为是一个 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一般说来，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文化和文学主要 向中国学习，受中国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文化和文学主要是学习西欧，受西欧的 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对美国文化的全面吸收。而20世纪上半期的中日文学的关系 史，正处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不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而且对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产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日本在译介、学习和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开放性和积极性，使日本成为 中国近现代学习西方文化的榜样和中介，成为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媒介和桥梁。自中日甲 午战争以后，中国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其总数远远超过留学欧美的学生。伴随着留 学生而来的是大量的近现代留学生社团和期刊，使日本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从事政治革 命和文化革新海外基地和逃避薮。留日学生不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更是中日文 化交流的先锋与骨干，他们大量翻译日本书籍或者借助日文译本翻译其他国家的书籍，据谭 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的统计，1896年到1911年间，日文著作的中译本达95 8种以上。又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在1901至904年的中国译书中，日文本占全部译书的 60%多，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译书的原文国别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日文本始 终占领先地位。 这样的情形，同样反映在文学翻译当中。因此，与其他国家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所不同的是， 20世纪上半期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是指日本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作家 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一是指借助与日文译本对其他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文学的译介。尽 管本章主要概括的是前者，但对于现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总结而言，后者也是重要的考察对 象。 20世纪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最早应该追溯到梁启超等近代文学革命时期的译介工作。19 、20世纪之交，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大力提倡政治小说，正是从介绍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 政治小说开始的。他所翻译的东海散士(梁启超译作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记》、矢野龙溪(1850——1931)的《经国美谈》等，先是发表在《清议报》上，1901年刊行，他为《 佳人奇遇记》所写的译序即《译印政治小说序》则成为小说革命的宣言。之后到五四新文化 运动之前，对日本文学的译介较为集中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一系列小说作品，据笔者 的统计，1906年出版汉译日本小说6种，包括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砚友社成员尾崎红叶(原名尾崎德太郎，1867—1903)的《寒牡丹》(上下册)和《美人烟草》，吴寿 译，还有《寒桃记》(黑岩泪香著, 吴寿译)、《血蓑衣》(村井弦斋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编译所译)和《秘密电光艇》(押川春浪著，金石、褚嘉猷译)《澳洲历险记》(樱井彦一郎著, 金石、褚嘉猷译)。次年又有《鬼士官》(少栗风叶著,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 《橘英男》(风村居士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薄命花》(柳川春叶著, 吴寿译) 《世界一周》(渡边氏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朽木舟》(樱井彦一郎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等5部。1908年至1916年间，又有菊池幽芳的两部小说《电术奇谈》( 上海广智书局，方庆周译，我佛山人衍义，知新主人评点)和长篇小说《乳姊妹》( 上下 册, 韵琴译, 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出版)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5部小说。其中包括林纾、魏易根据盐谷荣英译本转译的德富芦花(原名德富健次郎)的小说成名作《不如归》( 通译《杜宇》)，小说通过一个女子的爱情悲剧，批判了封建伦理和家族制度。德富芦花也 是日本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中的知名作家。此书在1908年10月初版后，又先后于1913、14、15 、23年一再重印，有着较大的影响。以上这些，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中国对日本文学译介的前 奏。 真正全面的译介，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周作人的功绩无疑最为突出。1918年4月19日 ，他在北京大学所做的题为《日本30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便是本世纪最早全面介绍日本 近代以来文学发展概貌的论文。文章视野开阔，简明扼要，认为日本文学“从前虽然受了中 国的影响，但他们的纯文学，却仍又一种特别的精神。如列代的和歌;平安朝(780——118 0)的物语;江户时代(1610——1870)的平民文学，——俳句川柳之类，都是极好的例。 到了维新以后，西洋思想占了优势，文学也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明治十五年中，差不多将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提出;一直到了现在，就已经赶上了现代世界的思潮，在‘ 生活的河’中，一同游泳。”这样的概括，可谓精到。然后对自平安时代的物语开始，重点 介绍了明治维新之后的各种小说派别，包括政治小说、人生的艺术派、砚友社的“艺术的艺 术派”、问题小说、社会小说、自然主义、非自然主义，一直到武者小路实笃等的“白桦派 ”作家的创作，将30年来日本小说发展的脉络做了清晰的介绍，对五四时期及以后中国的日 本文学翻译起到引领和启发作用。之后，他还撰文介绍日本的诗歌(《日本的诗歌》载《小 说月报》192年12期5卷、《日本的讽刺诗》1923年5月作，收《谈龙集》)、狂言(一种小 喜剧)等概况。另外，他也是日本文学翻译的积极实践者，先后翻译了大量作家作品，所涉 及的文体、作家和流派也最为广泛，20年代以前，就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小林一茶、森鸥 外、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作家，翻译了《〈徒然草〉抄》、《狂言十番》、《古事记》等 古典作品，编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收与鲁迅、胡适的译校 的日本现代小说30篇。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到20年代末，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已经较为全面。首先是对日本文学概 况的介绍。除周作人外，鲁迅、谢六逸、田汉、沈端先(夏衍)、张资平、陶晶孙、崔万秋 、章克标、杨骚、韩侍衡、画室、黎烈文、林伯修都是积极的译介者，此外还有刘大杰、张我军、陈勺水、樊仲云、查士元、唐小圃等。其中，谢六逸对日本文学史的总体介绍甚力。 在20年代初期就发表《近代日本文学》(载《小说月报》1923年4卷11期)，之后又发表《 二十年来日本文学》(《小说月报》1929年29年20卷7期)等文章，并先后出版了5种不同版 本的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上海开明书店1927)、《日本文学(增订本)》(上海开 明书店1929年)、《日本文学史》(上下卷，上海北新书局1929)《日本文学》(1929年上 海商务印书馆)等，系统介绍了日本文学从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到现代发展的线索，并 在30、40年代一再出版重印，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对日本作家作品的介绍方面，继世纪初的对日本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作家坪内逍遥、尾崎红 叶等作家的介绍之后，自五四运动至20年代末，先后介绍了日本文坛自近代以来的所有文学 思潮和文学运动中的作家作品。 首先是对19世纪最后10年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介绍。在森鸥外、国木田独步、北村透 谷、通口一叶等浪漫主义作家中，前两者的译介居多。早在1918年，周作人就翻译了浪漫主 义诗人与谢野晶子的论著《贞操论》(载《新青年》1918年4卷5期)，但她的诗歌作品则没 有介绍。相反对国木田独步的介绍最多。国木田独步(1871—1908)，小说家、诗人，一生 写了几十篇短篇小说和大量诗歌、评论、书简、日记等。早期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抒情 风格，以后转向现实主义，有些作品则带有自然主义倾向，流露出感伤悲观的情绪。周作人 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是把他作为自然派小说的先驱介绍的，他也最早将国木 的作品翻译到中国，1921年8月，《新青年》地5期刊发了他翻译短篇小说《少年的悲哀》。 而夏沔尊的译介影响最大，就在同年，夏译短篇小说《女难》发表于1921年12卷12期《小说 月报》，之后，他还翻译了《牛肉与马铃薯》、《疲劳》、《夫妇》、《第三者》等，并于 1927年将此5篇结集为《国木田独步集》，书前有译者代序《关于国木田独步》一文(发表 于《文学周报》1927年第278期)，由上海文学周报社出版，1931年开明书店重版。另有一 位名叫唐小圃的译者(身份不祥)先后翻译了7篇小说：《哭耶笑耶》《侮辱》《春鸟》《 运命论者》《非凡的人》《画友》《马上之友》均发表于1923至1926年的《小说世界》杂志 ，此外还有《汤原通信》(美子译，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2期)、《入乡记》(颖文 译，载《山雨》1928年1卷1期、《负骨还乡日记》(稼夫译，载《小说世界》1924年6卷12 期)、《沙漠之雨》(黎烈文译，载《文学周报》，1927年第286、287期)。之后国木的作 品译介一度停止，直到40年代的《艺文杂志》才有《穷死》、《竹栅门》(分别载1943年1 卷3期、1944年2卷5期，钱端义译)和散文《二老人》(1945年3卷3期，黎烈文译)。另一 位浪漫主义作家是森鸥外(1862—1922)，本名森林太郎，号鸥外，中译名两者都有。鲁迅 在日本留学时，森鸥外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就 有提及，1922年7月森鸥外自杀后当月，就写下了《森鸥外博士》一文(收《谈龙集》)， 称“在日本近三十年的文学界上，森氏留下极大的功绩，与坪内逍遥并称”。最早介绍译入 中国的作品是小说《花子》(载《莽原》1926年第11期)译者画室即冯雪峰，之后他还翻译 了其他3篇森鸥外的小说，结集为小说集《妄想》，上海人间书店1928年出版。三四十年代 仍有森鸥外的作品译介，而且文体不局限于小说，有韩侍衡译戏剧《生田川》(载《北新》 1930年4卷11期)，有林雪清译的小说集《舞姬》，所收短篇小说《舞姬》(通译《舞女》 )是作者1890发表的处女作，另收中篇小说《性生活》，40年代还有发表于《艺文杂志》的 散文《鱼玄机》和《寒山拾得》(分别由魏敷训、方纪生译，载1944年2卷10、11期)。 其次是自20世纪初开始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极其作家作品的译介。这股文学思潮主要是 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代表作家有岛崎藤春、田山花袋、德田秋声、岩 野泡鸣、正宗白鸟，还有相马御风、本间久—雄、岛村抱月等美学家和批评家。这一派作家 除了岛崎藤春外，在中国的译介并不多，而且最早的译介已经是10年以后了。岛村抱月的自 然主义文论的重要文章《文艺上的自然主义》在1921年由晓风译出，刊《小说月报》1921年 12卷12期，正好配合了茅盾等一度提倡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1924年，本间久雄的《文学批 评论》也由章锡琛译出，连载于《文学周报》1924年第132至142期。但这一派作品的中译最 早要到3年以后的1927年，这一年田山花袋(1871—1930)的中篇小说代表作《绵被》由夏 沔尊译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1932年再版)，同年，岛崎藤春(1872——1943) 的散文《给儿童》也由黎烈文译出，载《文学周报》第285期，不过之后田山花袋的作品只 有40年代译出的《一件撞车案》(张我军译，载《艺文杂志》1945年3卷4、5期)一篇。而 岛崎藤春的译介要多些。1927年底，岛崎藤春自传体三步曲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新生 》由徐祖正译出，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书前有译者的《新生解释》和《藤村年 谱》，此书后又有上海开华书局和中学生书局的节译本(1934、1934年版，罗洪编译)。另 外，还有散文《夏树的实》(晓天译，载《开明》1929年1卷期)、《家畜》(侍衡译，载 《北新》1930年4卷23、24期)，1936年，黄源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千曲川素描》，由上海 新生命书局出版。1943年藤村去世，《艺文杂志》社专门编发了《追悼岛崎藤春先生》一文 (1卷3期)以示纪念，随后，周作人也发表了《岛崎藤春先生》一文(载《艺文杂志》1943 年1卷4期)，之后，只有范泉翻译的小说《初恋》(1944年第10期《文艺春秋》)和散文《 断片》(载同刊《1947年4卷1期》。此外，这一派作家的译介还有：30年代方光焘翻译的正 宗白鸟(1879—1962)的小说《向那里去》(《小说月报》1930年21卷第10、11、12期连载 )和《正宗白鸟集》(方光焘译，1932年上海开明书局出版，收论文《文学小观》、小说《 向那里去》和剧本《人生的幸福》)，40年代对德田秋生(1871—1943)的译介有《关于德 田秋声》(张我军译，日本文泉子作)和散文《勋章》(以斋译)，均载《艺文杂志》1944 年2卷2期。 作为对自然主义思潮的反动的夏目漱石，以及文艺杂志《昂》为阵地的一批唯美主义作家作 品，在20年代中后期开始，也相继介绍到中国。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文学史 上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解剖人生的深邃目光、独特的风格和技巧，拓宽了日本近代 文学的表现领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自1905年开始创作，之916年病故，一生只 有短短12年的创作时间，但留下了15部中长篇小说、7个短篇小说、2部文艺论著，还有大量 散文、诗歌等作品。最早的译文是短篇小说《梦》，发表于1925年的《小说月报》(16卷2 期)，译者署名陈箸。此外还有：谢六逸翻译的小说《猫的墓》、《火钵》(载《小说月报 》1928年19卷1期);崔万秋译长篇小说《草枕》(写作于1907年，一译《虞美人草》)， 是漱石辞去教职从事专业写作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一位自我中心的新女性藤尾小 姐，肥尽心机占有家产，将爱情视为驾驭男人的游戏，最后因失去爱情而自杀的悲剧，批判 了资本主义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罪恶。此书1929年5月由上海真美善书店印 行，前由译者序，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以至第二年就出现了两种盗版书，译文及译者序均 与真美善版相同，但署名为“郭沫若”译，一是标明上海美丽书店1930年初版，一是标明为 上海华丽书店1930年版。到1942年，又有李君猛译述本，长春益智书店出版，可见其读者之 多，影响之大。崔万秋译漱石的另一部《三四郎》，写于1908年，是漱石创作全盛期的描写 知识分子爱情生活为主的“三部曲”之一，1935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作家章克标也是 一位漱石译介的热心者，他译的短篇小说《伦敦塔》，载《金屋月刊》1929年1卷4期，而所 译长篇小说《哥儿》(载《小说月报》1930年21卷7、8、9期连载(写于1906年)，是漱石 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以作者自身的经历为原型，表现自我与社会的冲突。章克标还将短篇小 说《伦敦塔》和《鸡头序》两篇与《哥儿》等3篇作品合在一起，编辑为《夏目漱石集》，1 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漱石的代表作《我是猫》被翻译到中国，是在1934年，译名为 《猫》，译者林玫，载《文学季刊》1卷4期。此外，40年代还有散文《永日小品》(尤炳圻 译，载《艺文杂志》1944年2卷12期)和《文鸟》(仓石武四郎译，载《艺文杂志》1945年3 卷1、2期)。夏目漱石是鲁迅一生喜爱的作家之一，对他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他并 没有直接译介过夏目漱石。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提及他的名字，直到逝世前不 久，还在热心地购读他的作品。 同样不满于自然主义文学，但从唯美主义角度给予反拨的作家群，于1908年成立“牧羊神之会 ”，并以《昴》杂志为阵地，标举艺术至上主义，他们包括北原白秋、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 郎等作家，而后两位作家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也有较多的译介。谷崎润一郎(1886— 1965)是日本现代唯美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文学上受波特莱尔、爱伦•坡和王尔德等作家 的影响，他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始终体现出唯美倾向，作品常常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 虐待和施虐他人的快感，表现变态的感官享受。谷崎1918年曾到中国游历，返国后写了《苏 州纪行》、《西湖之月》等游记。1925年重访中国，结识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 作家，返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等，可说与中国有着一种特殊的因缘。关于谷崎的创作， 周作人早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提及他的代表作《刺青恶魔》(一译《刺青》、 《文身》)，但其作品的具体的翻译要到20年代末开始，1928年夏衍翻译的《富美子的脚》 (载《小说月报》19卷3期)是谷崎作品中译的开始。同年他的代表作《春琴抄》被杨骚译 成中文(书名译作《痴人之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6年又有陆少懿译本，先刊载于 《文季月刊》1936年1卷1期，同年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书后附作者的《春琴抄后 语》和《寄语佐藤春夫述过去半生的信》两文。他的中篇小说《杀艳》也于1929年由章克标 译出，载《新文艺》1卷4期，之后，其他短篇小说、剧本和散文作品相继译出，先后出版有 7种谷崎中译作品的选本，其中4种是由章克标翻译编辑的，它们是《谷崎润一郎集》(上海 开明书店29年11月出版，收《刺青》《麒麟》、《恶魔》、《续恶魔》、《富美子的脚》[ 夏衍译]、《二沙弥》等6篇，附《译者序》)、《杀艳》(上海水沫书店1930年3月出版， 收中篇小说《杀艳》和短篇小说《萝洞先生》)、《人面疮》和《富美子的脚》(均由上海 三通书局1941出版)。其他是三种分别是：《富美子的脚》(白鸥译，上海寻乐轩1929年10 月、上海晓星书店1931年8月)、《神与人之间》(李漱泉译，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10月， 其中收, 小说《前科犯》、《麒麟》、《人面疮》和剧本《御国与五平》并有译者序、作者 长篇评传、年谱)、《恶魔》(查士元译, 上海华通书局30年11月, 收《少年》、《恶魔》 、《两幼年》，有译者序，附《谷崎润一郎访问记》和作者年表)，抗战爆发后的40年代， 除了个别短章外，没有谷崎作品的新译。另一位唯美派中坚作家永井荷风(1879—1959)则 少得多，中译也有限，且直到1933年才有方光焘译小说《牧场道上》，载《文学》1卷5期。 此后仅有《地图》(周作人译，载《文饭小品》1935年5期)、《残春杂记》、《狐》(陆 少懿译，载《文季月刊》1936年1卷第2、4期)和《钟声》(魏敷训译，载《艺文杂志》194 4年2卷1期)等短篇散章。 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两位与唯美派多少有关的作家，一是石川啄木、一是佐藤春夫。石川啄木 (1886—1912)，诗人、小说家，他的一生创作经历了几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最早受自然主 义的影响，后来深省自然主义的局限，参与了唯美派团体的活动，并写过几篇影响颇大的批 判自然主义的文章，1911年“大逆事件”后思想倾向激进，他的最后一部诗集《笛子和口哨 》(1911—1912)被誉为日本社会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作品的中译以诗歌居多，20年代初 就有周作人译的《杂译日本诗3首》(载《新青年》，1921年9卷4期)、《石川啄木短歌》 (载《小说月报》1923年14卷1期)，之后还有《石川啄木底歌》(选自〈悲哀的玩具〉〈 一握的泥沙〉，汪馥泉译载《小说月报》1925年16卷1期)、和署名SF翻译的《墓碑铭》、 《家》(载《莽原》1927年2卷第21、22期，《未名》1928年1卷1期)，《没有终止的议论 后》(张没士译，载《文艺大众》1945年第1期)。小说译有中篇《我们的一团与他》(画 室，即冯雪峰译，上海光华出版社1928年5月)，1937年还有陈琳所撰的译介文章《石川啄 木的思想生平及其诗歌》，发表于《文学》第8卷第1期，对石川啄木的介绍较为全面。佐藤 春夫(1892—1964)，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牧羊神之会”团体， 创作风格也与上述作家有所不同，但他是在永井荷风的唯美主义影响下开始创作的，姑且放 在这里述及。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兼有理智主义倾向，最早的中译是张定璜 译《殉情诗抄》，载《语丝》1924年第6期。1928年，佐藤春夫的成名作《田园的忧郁》被 谢六逸译成中文，但译名变成《呵呵蔷薇你病了》，载《大江》1928年第11期。此后又有《 某女之幻想》(查士元译，载《新月》1929年2卷2期)、《指纹》(金螟若译，载《小说月 报》1930年21卷3期)和中篇小说《都会的忧郁》(通译《都市的忧郁》，查士元译，上海 华通书局1931年出版)等。30年代又有两个佐藤春夫作品译文集出版，一是《佐藤春夫集》 ，高明译, 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8月出版，内收《星》等5个短篇小说;一是《田园之忧郁》 ，李漱泉译, 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7月出版，收小说《田园的忧郁》、《阿绢和她的兄弟》 和《殉情诗集》三篇，附作者评传和年谱)。次年，长篇小说《更生记》由查士镶译出，上 海中华书局出版。整个40年代只有周丰一译的散文《童话式之人生》(载《艺文杂志》2卷5 期)一篇新译。 以1911年的“大逆事件”为转折，自然主义文学走向衰微，取而代之的白桦派作家的创作，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全盛时期，直至1924年东京大地震《白桦》杂志停刊为止，对日 本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一次大战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代表作家的 作品都有不少中译。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是白桦派的代表作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20世纪初曾倡导发起“新村运动”，建立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乌托邦模范新村，对中国 知识分子曾有重大影响，1919年，周作人曾专门撰文《访日本新村记》予以介绍，同年，《 每周评论》第36期还刊发涵庐的《武者小路的理想新村》一文。武者小路的创作在中国的译 介，贯穿了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日本作家中在中国介绍最多的一个，鲁迅、周作人、张 资平、章克标等都先后译介过他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的是他的著名戏剧《一个青年人的 梦》(写于1916年)，1918年周作人著文《读武者小路实笃所作〈一个青年人的梦〉》(载 《新青年》4卷5期)，肯定作品所张扬的社会理想。该剧本随即由鲁迅译出，连载于《新青 年》1920年7卷第2至5期(此译本后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刊印，先后共印行6次 )，同年，周作人还翻译了武者小路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篇末附有周作人、蔡元培和 陈独秀的附记，以此作为开端，20年代形成了武者小路作品中译的一个高峰。周作人先后译 有戏剧《一日里的一休和尚》(载《小说月报》1922年13卷4期)、小说《某妇人》( 载《 小说月报》1923年14卷11期)和剧本《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件事》(载《语丝》1926年第77期 )，并编译有《武者小路实笃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鲁迅译有《论诗》 、《凡有艺术品》、《在一切艺术》等文艺随笔，分别载《莽原》1926年第12、16、17期。 崔万秋译有长篇小说《母与子》(载《真美善》1928年1卷7期，同年由真美善书店出版)， 《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4月出版，收《父与女》、《野岛先生之梦 》、《画室主人》(又名《爱欲后日谭》，杨云飞译)，书后还附有武者小路答译者的亲笔 信件影印件，同年还译有三幕剧《孤独之魂》(上海中华书局)。此外还有张资平、谢六逸 、章克标等所译的10个剧本，其中包括武者小路的早期著名戏剧《妹妹》(一译《他的妹妹 》，周白棣译，五幕剧，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和《爱欲》(四幕剧，章克标译，上海金屋 书店1928年)，以及散文集《新村》(孙伯刚译，上海光华出版社1927年)等。30年代新译 不多，有小说《忠厚老实人》(一译《天真的人》，崔万秋译，上海真美善书店1930年)和 《第二的母亲》(周作人译，上海启明书局1937年)，另有译文集《四人及其他》(王古鲁 、徐祖正译，南京南京书店1931年8月，收《四人》，《张男的末日》，《一个家庭》，《 婴儿杀戮中一小事件》，《养父》等5个剧本)。二次大战中，武者小路的思想有了转变， 转向支持日本的军国主义，但中国文坛对这一点了解不多，所以40年代仍有译介，比较重要 的是他的长篇小说《黎明》由张我军译出，1944年上海太平书局出版，另外还有一些短篇小 说、散文、文论的译作和对作者的介绍文章发表，但显然无法与20年代的热闹场面相比了。 白桦派的其他两位作家有岛武郎(1878—1923)和志贺直哉(1883—1971)也由不少译介， 主要集中在20年代末到抗战前期间，鲁迅、周作人等也有译述，此不赘述。 白桦派之后，是以菊池宽、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新思潮派文学，包括久米正雄 、三本有三、葛西善藏等，这些作家在中国的译介，以前两者居多，其中芥川龙之介与中国 交往诸多，容后专述。菊池宽(1888—1948)，小说家、戏剧家，曾与芥川龙之介等一起， 成为《新思潮》杂志同人。他在中国的译介多集中于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鲁迅最早关注 他的作品，1921年译出其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载《文学周报》17期，《新青年》9 卷3期)，之后译出的小说作品有长篇小说《再和我接个吻》(葛祖兰译, 上海国光印书局1 928年9月初版，1929、1936年再版，书前附有忍公、沈端先[夏衍]，都良，子恺的评论4 篇 。此书还有胡思铭编述的节写本，题为《第二接吻》，上海中学生书局1934年11月出版，可 见有不少读者)、《新珠》(周伯棣译，上海大陆书局1932版)和《结婚二重奏》(浩然[ 夏仲康]译，上海长城书局1933年10月版，另一译本为张品译, 济南渤海丛书社1933年12月 版)，短篇小说《投票》(胡仲持译，载《现代小说》1929年2卷3期)、《败北》(沈端先 译，载《新文艺》1929年1卷2期)、《谣言的发生》(侍衡译，载《小说月报》1929年20卷 4期、《恩仇之外》(郑心南译，载《小说月报》1930年21卷1期)等，另有《菊池宽杰作集 》(黄凤仙译，上海集成书局1931年6月出版，收《忠直卿形状记》等短篇4篇)。他的戏剧 代表作《屋上狂人》、《父归》、《藤十郎之恋》等，都先后译入中国，前两者在20年代初 就有译本，分别为田汉和方光焘译出，载《少年中国》1922年3卷12期和1921年3卷3期，后 者于1929年由胡仲持译出，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之外还有菊池宽的其他剧本10多种。 2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其标志是1921年小牧近江、金子洋文等创刊《播 种人》杂志，1923年东京大地震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机关杂志《文艺战线》创刊，至1934 年为止，日本文学经历了10多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期。不过，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人数 众多，文学观点的纷争和组织分化组合不断，使这一文学思潮和创作变得相当庞杂。大体说 来，从1921年《播种人》杂志的创刊到1925年《文艺战线》创刊为止，是初创时期;1925年 至1927年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普罗艺)成立到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纳普)成立为 止，是斗争、分化和组合时期;1928年至1934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考普，前身是纳普 )解散为止，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统一时期，也是高潮时期。若是从总体而言，这一派作 家人数众多，主要有金子洋文、叶山嘉树、藤森成吉、小川未明、前田河广一朗、林房雄、 平林泰子、小林多喜二、小山内薰、村山知义、秋田雨雀等作家，还有平林初之辅、臧原惟 人、青野季吉等无产阶级文学的评论家。自20年代后期中国兴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来，对 于日本整个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和频繁的译介，在这些译介 者中，既有五四前后留学日本的作家知识分子，又有二三十年代留学或流亡日本的青年一代 作家，前者如周氏兄弟、谢六逸、田汉、张资平、欧阳予倩等，后者如任钧、杨骚、夏衍、 林伯修、楼适夷等。但由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本身处于高压和边缘状态，加上苏俄文学 施加的影响，而中国无产阶级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自身的复杂性，不管那一批译 介者对于日本这一文学思潮的了解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偏差乃至隔阂，所以，对于它们的译 介也就显得十分庞杂，处于其中各种派别的作家、理论家的作品都有介绍。其中译介作品较 多的小说作家有：平林泰子、小林多喜二、叶山嘉树、中野重治、林芙美子、小川未明、林 房雄等。戏剧家有前田河广一朗、村山知义、小山内薰、金子洋文、藤森成吉等;评论家有 臧原惟人、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片冈铁兵等，而对秋田雨雀的戏剧、小说和散文都有较 多的翻译。 与译介无产阶级文学的热闹场景相对的是，对大地震后崛起与日本文坛的另一个文学流派“ 新感觉派”和后来的“新兴艺术派”的译介要冷清得多了。在这一派的代表作家中，只有横 光利一的作品有相当的译介，横光利一(1898—1947)小说家，1924年与川端康成创办《文 艺时代》，发起“新感觉派”运动。梁希杰翻译的小说《街之底》(载《文学周报》1928年 第307期)是横光利一作品最早的中译。之后又有小说集《新郎的感想》，郭建英译, 上海 水沫书店1929年出版，收短篇小说《新郎的感想》、《点了火的纸烟》、《妻》、《园》4 篇;还有《春天坐了马车》(章克标译，载《小说月报》1930年21卷3期)、《拿破仑与轮 癣》(黄源译，载《文学》1933年1卷1期)、《蝇》(张一岩译，收入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 出版的《日本新兴文学选译》)、《马克思的审判》(易炜译，载《文艺月刊》1934年6卷4 期)《妇人》(郭建英译，载《矛盾》1934年2卷5期)和《母》(古巴译，载《中国文学》 1934年1卷3、4期)，其中除《蝇》外，他的其余代表作品如短篇小说《头与腹》、长篇小 说《上海》(1931)等都没有获得及时介绍。而另一位代表作家川端康成则只有一篇《旅行 者》被译出(高明译，载《矛盾》1934年2卷6期)。 中日战争爆发后，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出现了一个转变，首先是总体数量锐减;其次是对于如 武者小路实笃、林房雄、佐藤春夫等与日本军国主义同流的作家，译介完全或几于停止;第 三是对于反战文学译介的增多，如对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作品的大量翻译，对于反映侵华 战争残酷、非人道现实和战场记实类作品译介的增多。 20世纪上半叶对印度文学的译介，则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系统性方面，都无法与日本文学 的译介相比。对印度文学概况，除了许地山的《印度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 31、35、45年再版)和柳无忌的《印度文学》(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出版)外，就很 少有对印度文学发展全貌的介绍了。即使从译出的作家和作品来看，也以古代史诗和民间故 事、传说、童话居多，现代作品绝少。其中包括金克木译的印度古代诗人伐致呵利的《三百 咏》(选译，载《文学杂志》1947年2卷6期)、王维克、朱名区译的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 的七幕戏剧《沙恭达罗》(分别由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广东汕头市立第一小学出版部1936 年出版)和卢前译《孔雀女》(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出版)。郑振铎译《印度寓言》(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收55则)和刘北茂译《印度寓言》(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收106 则)。还有4种版本的印度故事集，共收130多则。辜怀根据英M.MacNicol的英译本译出的《 印度女子诗选》(上海女子书店1934年，收古今女子诗歌110首)等。在译介者当中，有刘 半农、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丽尼等作家，也有柳无忌、季羡林、孙席珍、金克木、伍蠡甫这样的学者。 朝鲜文学的翻译数量更少些，它开始于30年代初，较为集中的是诗文选集《韩国文苑》，赵 素印译，上海槿花学社1932年10月出版，全书上下两篇，上篇6卷为文选，下编3卷为诗选。 故事有《朝鲜民间故事》，(刘小蕙译，上海女子书店1932年初版，1933年第20版) 、《 朝鲜现代儿童故事集》(邵霖生编译, 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版)。童话有《朝鲜童话》(吴 藻溪译，北平世界科学社1934)、《朝鲜现代童话集》(邵霖生译, 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和朝鲜作家张赫宙的长篇童话《黑白记》(范泉译，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版)和他的散文 集《朝鲜春》(范泉译，上海文星出版社1943年)，还有《朝鲜短篇小说选》(王赫编, 长 春新时代社1943年)。 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对《天方夜谭》的译介上，据现有资料，20世纪最早的翻译可能是周桂笙的《一千零一夜》，刊登于吴研人主编的《采风报》上，是节译。稍后，又有无锡人钱楷重译的《航海述奇》(1903年)。1904年，周作人将英译本《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译成《侠女奴》(1904年)，发表于《女子世界》第8、9、11、12期。1905年由小说林社出版单行本。而最早的教为完整的译本是奚若翻译 的《天方夜谭》，从英译本以文言文译出，共收故事50个，190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叶绍钧校对，作为当时新学制中学语文科的补充读本，全 书分4册，共选50则故事，此译本后多次再版。此后至建国前，又有7种不同的选译本或缩写 本，其中，纳训译本相对所选内容最多、最全，全书共分5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此外，还有若干种单篇故事的选译本。波斯文学的翻译同样以民间传说、故事、童话为主 。唯一的例外是波斯诗人莪默(Omar Khayyam,1048—1122)，通译欧玛尔•海亚姆，他的 伊朗传统的四行体诗，类似中国的绝句。1859年英国诗人爱•菲茨杰拉尔德把他的四行诗译 为英文，此后他的四行诗闻名欧美。最早将莪默的诗译入中国的是胡适，1919年胡适翻译了 《希望》一诗，刊登在《新青年》第6卷4期上。之后，郭沫若开始介绍和翻译莪默的诗，19 23年发表了题为《波斯诗人莪默伽亚默》的译介文章，1924年出版了莪默诗集《鲁拜集》， 收译四行诗101首，此书在之后的20多年里一共出了4种版本，至少重印了8此以上，对中国 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