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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是一个具有相当潜在活力的学科分支，它处于20世纪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交叉地带，每个学科的进展与变革信息都会具体地通过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而得到传递，并相互启发，而近年来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变革已经向中国比较文学显示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 中外文学关系 影响研究 研究范式 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中国文化被迫融入世界格局的过程中发生、发展起来的，其中外来文化思潮，特别是欧美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是一个公认的明显事实。正是随着这一事实日益成为人们认识和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提，自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至今，把本来被人为地割裂为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部分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已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同时在这一学科中，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以至于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潜在活力的学科分支。而作为一个专门考察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课题，它的跨文化性质又决定了其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天然联系，正是这种天然的联系，导致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都对之倾注大量的精力，也获得了许多成果，虽然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处理中外文学关系时所采取的方法、立足点和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异，但关注的热情则是共同的，因此，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两大学科交叉领域的特色已经越来越为学界所瞩目。这样，它的研究状况就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对两个学科发生意义：它可以及时地将一个学科研究中的新进展带给另一个学科，或者是研究资料的发掘和丰富，或者是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改进和变革，而后者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言，特别是对比较文学这一年轻的学科而言，尤其显得重要，因而也更值得加以分析和总结。本文拟就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角度，兼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命题的启示意义，发表自己的浅见，以加入有关的学术讨论。 现代性反思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启示 自80年代中期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些进展不仅体现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的丰富系统和拾遗补缺、对作家作品的辨证评价等具体方面，更重要的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背景的空前清醒的认识，这就是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化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部分来看待，并将这种意识贯注到对这段文学史的总体评价和具体研究中。 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国家的文化强势下被迫启动的，相应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在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刺激下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化过程，与东、西方世界在资本主义发展后的文化交流过程相伴随。百年中国文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追求现代性进程的记录，国家民族的劣势地位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普遍失望，他们只好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趋向作为革新传统的思想资源，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西方化的过程之中，同样，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反思也被纳入西方话语之中。虽然也有一批清醒的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保持着质疑和批判，多少体现了对中国文化在强势文化压力下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艰难努力，但这种反思在不断尖锐的现实矛盾中，往往仍被时代文化的西化主潮所掩盖。而这样的反思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越来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重视。在当代文化交往和研究中，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已成趋势，这种对话主要是在东、西方之间进行，而反思“西方话语”的霸权，追问现代性、世界性的标准，揭示其相对性，就必须将欧美帝国主义的现代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性作区分性考察，辩明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前者与先发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相结合，而后者是与后发性资本及殖民地文化相结合的事实，已经越来越显得必要，也开始被文化和文学研究者所意识1。 这样，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所编造的普遍现代性的神话在质疑中得以逐渐去蔽。如果说还有一种普遍的文化现代性存在并可以被谈论，那么，它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西欧的(包括西方的)现代性，另一面是第三世界的现代性，两者间是一种互为依存的表里关系，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先发与后发，先进与后进的对立，因为西欧(西方)现代文化的形成和展开，正是建立在对于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殖民基础上的。那种以为只有西欧(西方)的现代性是真正的现代性，而第三世界的现代性是残废畸形的现代性或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现代性的看法，实际上正是西方话语垄断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入，本身就是全球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具有前提意义的一部分，它不仅增加了现代化的文化品种，而且也提供了一种对欧美现代性批判的新视角。 当代文化研究的这一进展，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在中外文学关系时，如何认识与处理以下两者间的关系，已成为研究者必须重新考虑的问题：即中国文学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 2。以往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影响”的单纯描述，将单一的“外来影响”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动力资源，将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视作对立的二元，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论点正在得到进一步的清理。这样，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或揭示中国文学中所包含的世界性因素23，也已成为讨论和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必要前提。 其实，包括“世界文学”、“文学的现代性”在内的一些概念，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们虽然在学理上有着貌似普适性的释义，但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学为评价标准的，即便是由歌德最早提出，又有马克思给予重新解释，后来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理论前提的“世界文学”概念，也具有同样的生成语境。而真正普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它在价值准则上不应该以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学为唯一标准，在形态上也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理想状态，而是一个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不断变化的动态流程，在“世界文学”的构成因素中，欧西文化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应是一个二元一体的存在，文学现代性的双重构成不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差异和冲突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作为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中国20世纪文学与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主从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不是一种出自民族主义的一相情愿，而是在去除了西方中心主义阴影之后的对世界现代文化真相的一种揭示，也是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学术眼光。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科交叉地位，联系了学科间的变革信息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它的重要性就尤其突出。而上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在对中外文学关系的学术反思中取得的。同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又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首先就是以中西影响研究的方式展开的，从学科发展的眼光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学科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一部分。 作为交叉地带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关联，这一关联在客观上有它的历史渊源，具体体现在自80年代初中国比较文学再次复兴之后，学术队伍的交叉两栖特征——许多比较文学学者都具有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背景;在学术课题的确立、研究视角的限定等方面，也往往带有两个学科的交叉特性;不仅如此，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和关联，在主观上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因此，它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学科发展中对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的探索，对比较文学学科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这种特殊的关联，首先体现在两个学科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身处20世纪末的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比较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样，必然同样带有时代文化的种种印记。回顾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引进、发展、和终于成长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过程可以看到，它几乎是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发展同步，这也意味着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和由此而来的文化特性。它们同样是在西方强势话语下，通过不断地引进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而发展起来的，而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有着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化战略的动因，它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因此，在有关比较文学学科中国化的学术讨论中，同样面临着如何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问题 3。 其次，这种特殊的关联也体现于两个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相关性。 文学史的事实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中，是在外来文化思潮，特别是欧美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从文学观念到文学思潮，从创作方法到具体的表现手法，都明显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就特别强调实践的因素，这样，相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的逻辑因素而言，历史的维度就显得尤其重要，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比较文学两个学科中都有着各自的体现。 从国别文学角度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历史，决定了以此为对象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必须以众多的事实联系为基础，所以也无法脱离对影响事实发掘，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有着特殊的关系; 而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角度看，作为比较文学两大基本研究方法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分别是从国别文学间的历史联系(影响与接受过程)和逻辑联系(文学本质的共同性)两个层面确立的，前者与国别文学史学科的联系更加紧密些，而后者与平行和阐发研究相联系，同比较诗学的关系紧密些——事实上，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实本身，就是中外诗学理论相互阐发的绝好实践，这比研究者主观上的推测和理论上的假定更具有学术价值。因此，作为一种对跨文化(民族)文学关系的历时性考察，影响研究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与国别文学史发生交叉重叠，而且一些研究方法和范式更容易相互借鉴、转化。 因此，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两大学科交叉领域，它的研究状况就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对两个学科发生意义：它可以及时地将一个学科研究中的新进展带给另一个学科，或者是研究资料的发掘和丰富，或者是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改进和变革，而后者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言，特别是对比较文学这一年轻的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就尤其显得重要，因而也更值得加以分析和总结，正由于它的研究方法、研究进展所具有的跨学科意义，这一领域也已经越来越为学界所瞩目。 影响研究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优先地位及其局限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国外特别是西方文学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事实联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它在文学研究中带来两个方面后果，一是两者间事实关系本身的内容，即对中外文学交往事实的清理、勾勒;二是在研究中必须表明对这些事实联系的评判态度，即对被勾勒出的事实联系的评价，评判这些事实联系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理论实践具有怎样的意义。这就决定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在中外文学关系中的特殊优先地位。对于前者，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有着许多施展身手的空间，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也确实是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前提。换一个角度，我们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也可以看出它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因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研究理论，本身就具有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史学背景4。因此，作为比较文学学科中具有较大学术传统的影响研究，它也就成为最具跨学科意义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对于后者，影响研究又有着明显的局限。 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立足于中国文学，果然要首先清理中西文学间的事实联系，但文学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清理中外文学联系的事实显然不够，它并不足以说明民族文学的独创性，而且，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关系的发生，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作家个体的具体创作中。而一旦在研究中具体地对待某一个影响个案，总免不了带有武断的成分，正如陈思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联系其实无法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4;更进一步地说，即使确认了种种事实联系，也还是无法说明作家的独创性的发生及其内涵。换句话说，文学研究如果拘泥于中外文学交往的史实考据，就无法最终对作家的独创性作出价值评判，而缺乏审美价值评判的文学研究，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必须超越单纯的事实联系，必须在引入中外文学逻辑联系的同时，深入作家创作主体和文学文本内部给予综合分析评判。 这就意味着，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受到了挑战。有意思的是，对于中外文学研究界来说，这种挑战和质疑同时来自于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两个学科，而且集中体现在20世纪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中。 挑战首先来自比较文学学科内部。50年代末期，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向传统的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提出了挑战，认为法、德、意传统的比较文学只限于两种文学的外贸，只研究文学的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甚至不能完整地研究一部艺术品5。其实，不论是50年代末期美国学者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挑战，还是之后兴盛起来的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都表明了这样的道理：比较文学的学科在西方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半个世纪以前对影响研究的质疑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的批评前提，即平行研究学派产生的文化背景同样值得追问。从学理的因素而言，平行研究理论的提出，具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传统学科背景，因而看到了影响研究对于文学性忽视的弱点，这是美国学派的合理之处，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纠偏意义，但在另一方面，美国学派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话语的产生，也有它的文化背景，这一文化背景正是这一学派理论出现的潜在动力：正是不满于几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一直出于“影响受体”的地位，美国学者才提出以文学性为原则的平行研究方法的6。 同样，这种挑战也来自于中国，来自于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领域。由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首先起步于中西文学交流史实的梳理，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尽管其中一部分中国文学学者在研究中并没有明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因此它的变革当然首先应当包含着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反思。正如陈思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民族文学间的事实联系果然重要，但在外来影响日趋广泛、中外文化交流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今天，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如果仍局限于法国学派式的勾划文学影响线路图的研究模式，则无异于唐吉珂德与风车作战7。 那么，20世纪文学研究到底应该怎样超越这些事实联系，确立中外文学间的逻辑关联?这是20中国文学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处理中西文学关系时必需明确的问题，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倾向。譬如说，在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即在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萌芽、生长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中国主体面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所作出的选择、过滤和创造性转化，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这正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因素，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中期出现的“伪现代派”的命题 ，既不能用来作为文学世界性的标准，也不能评判作品艺术水准高下。其实，西方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的一种反叛和批判，而在反叛西方殖民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义上，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本身就有着西方现代派文学所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其发生和演变的背后，已经隐含着自西方资本殖民主义形成以来所出现的世界资本和文化格局在殖民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对比关系，隐含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是无法以西方现代主义作为标准加以直接衡量的。这样，包括中国“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在内的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潮，都可以在世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揭示出新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解构，至少在理论的启发意义上，使我们有可能在探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的发生时，避免陷于欧洲中心主义强势话语的垄断的危险。当然，这种危险的克服不是这些西方理论本身已经完成的，它需要中国研究者的不断实践努力。 正是出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深入思考和中外文学关系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考虑，陈思和教授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命题，它基于世界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流程的认识前提，将20世纪中国文学置于东、西方世界文化大交汇、大冲撞的背景之下，从中国文学主体发生的角度，辨析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面对西方文学的刺激，在外来文化、自身传统和现实境遇中作出创造性转化，从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进程，真正以同西方文学平等对话的态度，发掘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从而进一步反思“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消极影响，挑战传统的“冲击——回应”的中西文学关系模式。 从学理与价值背景看“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启示 如上所属，与所有人文学科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出现一样，比较文学学科在西方发展演变的事实说明，民族文化的地位、学术主体的文化价值趋向与学科研究中学术观点的提出、学术范式的确立和变革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联在理论表述中往往更多地以学理的、逻辑的面目出现，而多少遮蔽了背后的文化价值动机，而这种动机恰恰是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其实，纯客观的、完全超越现实文化的学术思潮、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是难以想象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更是如此，这在近年来也已经为国内部分积极寻求学科变革的比较文学学者所意识8。 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在全球文化体系中所处的“后发性”地位，中国比较文学界理应对学科研究的方法、范式作出属于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这对于从70年代台湾学界提出“阐发研究”以来的积极倡导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者们来说，或许有所进一步的启发。而且，从学术活动的国际交流来看，同一个学科在不同的文化价值背景和文化语境下，某些学术研究类型和范式在各自学科体系中地位的大小、高低均不相同，比如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比较诗学在东方的地位就大于西方，因为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地决定了它的强烈的跨文化性质。 而有关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命题，正是变革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现状，确立新的研究范式9的有效尝试。它是教堂山会议之后，传统的影响研究在东方学术实践中受到的另一次挑战，其用意不仅在于超越传统的文学史料的考据方法，引入平行研究的价值评判。如果这样，它不过是美国学派的主张在中国的重复而已。它是中国学者发出的，具有跨越中西文化性质并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模式的一次挑战;它出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是中国学者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者基于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的考察和百年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实践中提出的命题，是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文学研究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它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在传统的影响研究中引入了接受研究的主体性，因为这一主体性也带有“普适性”，事实上任何一种影响的发生都需要经过主体发生，没有一种文化影响是单向度的机械的输入(输出)。“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这一命题在进入中西比较文学时所据的理论前提是，中国文学的主体(包括作家个体和民族主体)是因历史的具体限定而处于文化弱势的主体，这种接受影响背后的文化动因是什么?为什么这种影响接受会大量地不对等地的发生，会在中外关系中产生文学贸易的逆差(不仅是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逆差，也是文学标准和趣味的逆差，学术话语的逆差)?在这一学术前提下，试图从立足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开拓一种更加切合中国文学跨文化背景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并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方法启示。比较文学的影响接受研究果然可以说明影响和接受的事实，但这种说明常常遮蔽了文化前提，遮蔽了对权力关系的追问，原因在于它没有对现代化的西方标准从根本上加以质疑，而是在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在现代化的“先发”、“后发”的时间顺序下，在既有话语权力关系的前提下讨论中西文学关系的。而“20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正是在对上述问题质疑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它包容了影响接受研究中对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信息的考证梳理和对接受主体性的重视，同时还质问是什么样的主体，是在什么话语下谈论的主体?从而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的不可割裂的一部分，揭示其世界性因素的内涵，这才是“20世纪世界性因素”命题的要害所在。 这一命题的提出及其给学界带来的启发和影响，正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中所具潜在活力的一个证明。 其实，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中，也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所潜在的启发价值，以及和这种潜在性并存的研究误区和困惑。由于20世纪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紧迫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和民族文化的巨大转型之中，加以内外战争和政治运动连绵不断，这就导致了这一世纪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运动格外地受种种社会和思想思潮的影响和干扰，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一特殊性质，决定了文学史学科在整个20世纪文学研究中地位的特殊性，同时也决定了比较文学的传统影响研究在清理中外文学交流史实方面的相对有效性(尤其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但这一相对有效性同时也很容易被无意间夸大，并在整体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百年中国文学的作品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经典性”，这似乎已经是学界的一种公论10;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概念、原理和研究范式却普遍地受到西方化的影响，这样，西方原有的比较文学理论范式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尤其是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尽管还在大量的被运用，但从一开始就似乎缺乏相应的有效性，类似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失语症”11和“伪现代派”的争执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多以中国古典文论范畴与西方古典或现代的范畴比较，而对于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形成的一些新的变通范畴，则往往看作西化的产物，而忽视其中包含的现代化意味;同样，对作家作品的影响研究也容易流于中国对西方的“被动接受”的状况描述;而平行研究虽然声明寻找中西文学的共通性，但事实上对中西双方评判上的不对等现象相当普遍，往往对西方作家的艺术审美创新评价较高，而中国作家则只能在历史价值上作相应的肯定。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不断走向深入，这种有效性的缺乏也日渐充分地显露出来。“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命题，正是中外文学关系这一交叉领域的实践中，给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带来启发意义的范式变革的一次成功尝试。 当然，学科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的反思、研究范式的变革并不限于一个方面、一种角度，它的展开也与研究者各自研究对象的特征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文学史研究与诗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与上古、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就有很大的不同，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形成各自相对有效的研究类型，而在不同的研究类型之间，不同的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会有程度上的差别，比如在上古和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中，由于民族文学交往程度的相对有限，在对民族文学的发生、文学样式产生和演变的研究中，“原典实证”10研究仍有其相对有效性。 但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深入，必须以中国文化的革新和传承的需要为立足点，必须以中国学术界的文学研究实践为依据，明确中国学者的文化价值立场。因为，学术活动的价值目标是学术发展的精神和现实动力，它必然会影响对学术研究方法、类型的选择、借鉴和批判改造，影响对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若要为世界提供新的学术内涵，就应当确立自己的出发点，应立足于本土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实践需要和价值诉求，认真检视本土学术活动的价值立场，认真反思学科背景，对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类型给予清理批判，并在批判中确立中国学者的新范式、新类型，从而在具体实践中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 在这一意义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如果说，台湾学者倡导的比较文学“阐发研究”的实践活动，与中西文化碰撞的具体历史情景密切相关，那么，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当这种碰撞交流中的不平等因素有所改观，至少我们能够正视这种不平等历史现实，当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回顾这100年的历史就尤其显得重要，包括反思“阐发”实践背后的历史动因，应该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任务。在这一点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应区别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它增加了超越本民族的学科意识，着重反思“关系”的动因，对于影响、接受、阐发的实践和事实进行谱系分析，揭示其“主动寻求”和“无奈选择”背后的价值诉求。 在笔者看来，利用和发挥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资源，重新确认“比较文学”学科、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和范式的文化背景，从而在不断的变革和尝试实践中推动学科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考察国外比较文学学派的文化价值背景，即法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论和美国学派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背景，揭示其学理背后的文化立场，分析其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揭示其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这应该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在于比较文学发展史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二是反思比较文学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学理背景，结合具体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中借鉴和改造原有的学术研究方法资源。从学理背景看，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各自出自传统文学研究的子学科，因而多少具有如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传统学科的背景，完整有效的文学研究应该是各种分支研究的协同结合，这样，一方面可以对比较文学发展中的历史问题给予重新评价(如影响、平行、类型、阐发的研究方法等);另一方面，就学科未来发展而言，这对比较文学方法论的进一步确立、研究类型和范式的建构和变革，就都有了具体的学科依据和改造资源。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话仍然具有警示意义：“在文学学术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相互协作，共同完成中心任务：即描述、解释和评价一件或一组艺术品。比较文学……现在它必须设法重新回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和批评的主流中去。”11，只是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来说，这里的“当代文学学术研究和批评的主流”必须也只能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是世界的而不是民族的。不论来自什么样的学科背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都应该从研究实践出发，在各自学科的发展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置于跨文化的文学背景中加以改造，从而在发展和变化中进一步确立这一新兴学科的地位。 ---------------------------------------------------------------------- 1 参见韩国忠北大学全炯俊教授《“20世纪中国文学论”批判》，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2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3 这一概念最早于1993年由陈思和先生提出，参见陈思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些想法》，载《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 4 如比较诗学研究中有关“中国文论失语症”的争论。 5 雷马克的概括非常直接明了，他甚至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争看作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两派力量的争论”，参见雷马克《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62页，北京师范大学1986年版。 6 参见陈思和《关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些想法》，载《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 7 参见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51-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8 这并不是说韦勒克的挑战出于民族主义的意识，相反他恰恰反对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但即使在他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也透露了美国文化的特殊背景：“甚至在美国也能发现这种文化扩张主义。总的说来，美国不大受这种影响，一半是因为它可供吹嘘的东西本来不多，一半也是因为它不大关心文化政治学”，“在美国，我们站在大洋彼岸注视整个欧洲……”，这至少可以说明，为什么这种挑战来自美国而非欧洲。同时也意味着，韦勒克的理论尽管以“普遍的人”、普遍的文学的立场自居，但其考察的视野仍只是美国加上欧洲。 9 语出1999年夏陈思和与《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成员的一次学术讨论。 10 参见乐黛云等主编《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第125-189页，“第四章：研究领域：范式的形成及其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1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一书中引入并强调了研究范式的概念，认为与研究方法相比，研究范式讨论更关乎比较文学的学科的根基。它不同于研究方法，它是界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实践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相对而言，研究方法可以游离出既定的范式甚至超越学科去发挥普遍的效用，而范式则只能在学科的范围内演绎自己的角色，它具体表现为各种研究类型。按此，“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命题本身属于一种研究类型，但它对比较文学的范式变革具有启发意义。 12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近年更有一些极端的观点，如葛洪兵《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等，此文载《芙蓉》杂志1999年第6期。 13 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14 参见严绍汤《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 15 参见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