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曾与韩南先生互教互学——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张惠英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简单谈一谈您与韩南先生的交往。 张惠英：听到消息，我非常遗憾、非常难过。我是1982年至1983年受邀去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我当时去的时候，韩南先生还不是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 那时的社长是研究日本历史的。我去了以后，韩南先生对我是很热情的。当时我们没有明确谁是导师，但我是把他当作导师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为什么您把他当作导师呢? 张惠英：因为我过去以后，他知道我是研究汉语方言的，而且具体方向是吴语。韩南先生是做宋元以来近代白话文学的，对于吴语小说作家特别重视，对《金瓶梅》非常熟悉。他知道我去了以后，就特地跟我说，能不能把冯梦龙的《山歌》方言的问题给他解释解释。我很高兴，说完全可以，你正好教我英文，因为我是中文系出身，英文还需要提高。就这样，我们俩人互教互学。我花了很多精力在吴语小说的书面文献资料上，后来，我把给他准备的对冯梦龙《山歌》解释的笔记、资料，发表在日本汉学家古屋先生创办的刊物《开篇》上。 一方面韩南先生让我把《山歌》中难以解释的谐音讲给他听。另一方面，他原先在哈佛东亚系教近代白话文学，如《红楼梦》等，后来他特别为我开设《金瓶梅》，当时学生约有二三十人，他把日本1963年大安株式会社出版的最好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送给我，让我去学。我在国内没有接触过《金瓶梅》，那时是禁书，在国内没有研究，都避而不谈。 中国社会科学网：所以韩南先生实际上也影响了您的研究方向是么? 张惠英：对，他觉得我既然懂吴语，对方言有一定的基础。在注意方言本身的同时，也可以注意方言文献，就是在文学作品、方言文献当中来研究方言问题。以前对于这些文学作品，都是从文学方面谈，从来没有从语言方面谈。即使涉及到语言，由于研究者本身不是行家，所以说的一些话，总是隔着门的。 所以，我跟韩南先生读了最好版本的《金瓶梅词话》以后，在我的研究领域中，就出现了对《金瓶梅》语言研究的专题方向。在一年哈佛访问学者期限结束后，填写导师的时候，我填的是韩南先生。后来韩南先生到北京来讲学，到文学所讲他的白话文学研究，我都在场。后来韩南先生访问了钱锺书先生，朱虹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他们会面的情况，钱锺书先生对他评价非常高。 我回国之后，写了有关《金瓶梅》中所用方言的文章，发表在《中国语文》上，其时吕叔湘先生任主编。文章发表后，我还给钱锺书先生看了，题注下面说明，我是听完韩南先生的课写的这篇文章，钱先生还给我回信，称我作“韩南先生的高足”，讲得非常客气。然后我把钱锺书先生的信，复印后给韩南先生寄去，他觉得我当得起钱先生这种很高的评价。 后来，韩南先生每年都要到北京来，他的重点就是到北京图书馆来看书，其中一个点就是我们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图书馆，在王府井，就是考古所那个地方。他每年来我们都见面，他夫人也经常在一起。通过朋友介绍，我们还请他夫人教中国人英语。 对韩南先生我非常佩服，后来我们哈佛燕京学社的同学在南京大学聚会的时候，我有一篇文章就是写《<金瓶梅>研究的中美交流——谈我和金学研究》(《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我简单回顾了我听韩南先生课的情况，以及我抓到的问题，而且我认为金学研究当中，就是吴晗的关于《金瓶梅》的历史讲述，和韩南先生的《金瓶梅》版本研究，是最值得重视的两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概括一下，韩南先生的为人、性格方面是怎样的? 张惠英：韩南先生非常谦恭，他的研究非常深入，就像钱锺书先生说的，他比我们搞汉学的还汉学，正如《读书》杂志上讲的，像韩南先生这样的学者，是很少见了。 他的为人，就像中国的饱学之士那样，非常谦恭，从来没有看到他张扬、高傲、居高临下的样子。对于你发表的意见，他都非常谦顺、温和。从来都是一种听取的态度，不会轻易提出他的反对意见，他会听着，思考着。所以台湾的一些学者，都把他当做最好的导师。 能到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的学者，都是有一定基础、有潜力的学者，但是我们都非常钦佩他的学问、为人。他的夫人是德国人，她总是忏悔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罪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