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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结评[①]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要：西方诗经学经历了传播、译介、研究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各种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将其理论运用于《诗经》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加拿大学者多布森将语言学运用于《诗经》创作年代的考证，结论基本与我国传统诗经学关于其创作年代的考证基本一致。而美籍华裔王靖献运用套语理论对《诗经》所进行的数据分析，却对多布森的《诗经》创作年代的“连续阶段”提出疑问。 关键词：《诗经》 创作年代 语言学 套语理论 一、简述西方诗经学的形成[1] 《四书》《五经》是中国的儒家经典，明清之际，随着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而开始向西方传播。 16-18世纪为西方《诗经》学的形成期，其特点是以教会学术为中心，将《诗经》中的“上帝”比为西教的“上帝”。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t,1577-1628)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成为中国经籍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康熙年间，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用拉丁文著有《诗经研究》(稿本)，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5)选译的《诗经》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收入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其后又由英、德、俄三国翻译出版。法国最大的汉学家宋君荣(Antione Gaubil 1689-1759)曾译过《诗经》，1749年寄回欧洲后，一直藏在教堂内，未曾与广大读者见面。 进入18世纪之后，教会学术逐渐褪色，还《诗经》以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法国耶稣会士孙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1695-1767)精通中国古籍，用拉丁文译有《诗经》，附有详细注解，1830年由巴黎著名汉学家朱利斯·莫尔(Julius Mohl)编辑，德国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社出版，书名《孔夫子的诗经》。这是刊行于欧洲的第一种《诗经》全译本。之后，弗·吕克特(Freidrich Rickert，1788-1866)根据此本转译成德文，名为《诗经·出自孔夫子的中国诗集》。被英国学者詹宁斯誉为欧洲最佳韵译本的作者是维克多·斯特劳斯(Viktor von Straus)，书名为《<诗经>：中国经典式的诗集》。此书有一篇长达六十多页的序言，对《诗经》及其文化背景和后来影响作了概要的评述。此外，还有克拉默(Joham Cramer)(1844年)和嘎伯冷兹(H.C.Von Gabelentz)(1864)的《诗经》德译本和佐托力(A·Zottoli)的拉丁文译本(1879-1882)。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有两部《诗经》俄译，第二部译者王西里认为，《诗经》是一部真正的民间歌集，他竭力反对中国儒家对《诗经》的传统解释。1957年，前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什图金(1904-1964)的《诗经》全译本。1838年和1872年，法国终于有了两部《诗经》全译本。1896年，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 1835-1919)再次翻译了《诗经》，这是第三部法文全译本。1871年，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以《中国经典》第四卷出版，这是一部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译作，至今仍被西方奉为“标准译本”。1891年，英国又出版了阿伦(Clement F.R. Allen,1844-1920)和传教士詹宁斯(M.A.William Jennings)的《诗经》译本。 20世纪最为突出的两个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译作。韦利的翻译，第一次打破了《诗经》风、雅、颂的次序，将《诗经》分为婚姻、农作等17个门类来进行编排。在译本的附录中，他把以《诗经》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作了一番比较。因此，他的翻译研究已完全越出儒家传统的樊篱，成为纯粹的文学研究了。高本汉在中国语言、文物、先秦典籍方面均有所建树，他从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对《诗经》做了深入探讨。他的《<诗经>注释》(1946)和《诗经》(1950)英译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公认为《诗经》西播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20世纪下半叶，美国汉学兴起，《诗经》西播的中心从法国移至北美，进入了以研究为主的时期。我国学者周发祥先生认为，此一阶段的研究大致可分为：诗体研究、民俗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套语理论的应用和意象研究[2]。至此，《诗经》的翻译与研究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西方的《诗经》研究便开始冠以诗经学的字样。 二、语言学研究与套语理论所引发的创作年代之争 1、语言学研究结论 加拿大学者多布森(W·A·C·H·Doboson)在论文《语言学证据和<诗经>创作年代》[3]中提出，某些诗歌的语法系统接近早期古汉语(EAC: Early Archaic Chinese)(前11和10世纪的青铜碑文)，而另一些则接近于前4世纪和3世纪的晚期古汉语(LAC:Late Archaic Chinese)文本。由此，他假设《诗经》创作的年代顺序为： 表1 1st Period (第一阶段)Sung (颂)c. 11th &10th Cents. B.C.(前11和10世纪) 2nd Period (第二阶段)Ta Ya (大雅)c. 10th & 9th Cents. B.C.(前10和9世纪) 3rd Period (第三阶段)Hsiao Ya (小雅)c. 9th & 8th Cents. B.C.(前9世纪和8世纪) 4th Period (第四阶段)Kuo Feng (国风)c. 8th & 7th Cents. B.C.(前8世纪和7世纪) 他认为，某些EAC中的语法功能在LAC中能找出可辨的对应字，这些对应字构成“对子”。例如，古汉语中一系列的词出现在动词前，表示能力、意愿、假设和相像。表“能”的对子有：“克”(EAC)——“可”(LAC);两名词之间的连词对子有：“越、曰”——“及”，“以”——“与”;在动词前使用的不定替换词的对子有：“攸”——“所”;用于祈使语气的委婉词对子有：“俾”——“使”。这些对子中的词出现的先后正好与《诗经》中的四部分的次序一致：颂-大雅-小雅-国风。 这些对子并不一定存在逻辑上的关联，但这些对子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词位，这表明他们在古汉语中不是静止不变的，部分对子在意义上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为证明其假设，多布森将“对子”在《诗经》中的分布作了统计，这些数据是以诗歌为单位来计算的，而不是以句数来计算，因为诗歌中诗句重复较多，如以出现次数来算会是一种误导。下面是其统计数表[②]： 表2 Sung(颂)TaYaHsiaoYaKuoFeng Chou(周)Lu(鲁)Shang(商) 克(EAC)52 942 可(LAC) 6713 能(LAC) 59 胥(EAC) 2 51 相(LAC) 153 相(aid，帮助) 2 2 相(look at，看) 543 曰(EAC)21 1022 及(LAC)8 13 4 聿(过渡) 854 以(EAC) 2 274 与(LAC) 1821 攸(EAC) 1 125 所(LAC) 113117 俾(LAC) 2 51 使(EAC) 153 很明显， “对子”中EAC里应用的字基本成递减状态，反之，LAC中的对应字却成递增状态，只有最后一对例外，这样便基本应证了他的假设。为进一步证明这一假设，多布森对各个“对子”进行了详细的分解。 (1)“克”、“可”、“能” 在EAC中，“克”在动词之前，表示能，允许、可以，在LAC中，“可”位于动词之前，表示允许、可以，“能”也一样，表示能够。这三种形式都在《诗经》中出现，但“克”主要用于颂和大雅中，而“可”和“能”则主要用于小雅和国风中。“克”还作为动词“征服”出现，“能”最先出现在小雅中，在大雅里，能的意思为“忍受、忍耐”，后来以“耐”的形式出现。“能”在西周青铜器上为“宁”。这个演进阶段可由下表表示： 表3 克“conquer”(征服)can/could(能，可以)“conquer”(征服) 可 could(可以)could(可以) 能“endure”(忍耐)can(能)can(能) endure(忍耐) (2)“胥”和“相” 在EAC中，“胥”在动词前表示这个动作所产生的活动的相互参与性(比如说动作发出者和接受者)。这个功能在LAC中由“相”、“交”、“交相”取代。 胥、相、相交，都在《诗经》中出现，比如：“无胥远矣”((you) should not behave distantly towards each other)(223.1)和“不胥以糓”(are not good to each other)(257.9)和“誓不相好”(at this point (we) do not (any longer) love each other)(29.2)。在这些用法中，胥不仅表示“相互”，而且在下面的句子中还表示一行为反作用于另一行为。如：“尔之远矣，民胥然兮”(if (you) behave distantly towards (them) the people will reciprocate by doing the same)(223.2)。“维予胥忌”(Towards us, you reciprocate by hating (us))(264.5)。因此，从历史上来看，相互的意义在“胥”开始使用时要宽一些，而“相”要窄一些。“交相”只出现一次(223.2)。在《诗经》的其它篇章里，“交”有“交叉、交融”等意思。“相”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assistant”(助手)，“assist”(帮助，支持) 和“appearance”(面相)，“look at”(看)。“帮助”的用法要早于“看”。 (3)结构连词“越”、“曰”、“聿”、“及”、“以”、“及” 在EAC中，两名词间简单的连接词为“越”，在LAC中为“及”。在LAC中，“与”经常作为两名词间的连词，而在EAC中相对应的词为“以”。“及”和“与”都作为结构连词。例如：“侵镐及方”“invaded Hao(gao) and Fang”(177.4)和 “生甫及申”“give birth to Fu and Shen”(259.1)还有“望楚与堂”“gazed towards Ch’u and T’ang”(50.2)和“与子借老”“with you, together will grow old.”(31.4). “越”在较早的诗歌中为动词，但我们发现“曰”是作连词的。比如：“其湛曰乐” “their joy and ,happiness”(220.2)。并且，曰与及、聿一起出现在其它用法中，形成一个系统。“越”在EAC中以“曰”的形式出现，后来又换为“聿”。“及”取代了早期的连词功能。“以”出现在EAC中，在《诗经》的早期诗歌中，以“与”为LAC中的相对应的字，主要出现在国风中。 (4)“攸”和“所” “攸”和“所”在《诗经》中都为不定替代字。例如：“廘(下面还有一个“匕”，词库中没有)廘攸伏”“the place at which the deer lie”(242.2)和“兽之所同”“the place at which the animals gather together，”“民之攸墍”“he in whom the people find rest”(249.4)“小人所腓”“stallions behind which the lower ranks follow on foot”(167.5)。“攸”主要在颂和大雅中使用，而“所”在小雅和国风中使用。 (5)“俾”和“使” 在EAC中，“使”、“底”(zhi，去掉广字头上的一点，词库中没有)和“作”是构成祈使委婉语气的一组字，在LAC中，由“俾”和“使”所取代。例如，在《诗经》中，“无使军劳”“you should not make the nobles tired”(57.3)和“无俾民忧”“do not make the people suffer”(253.2)，“胡俾我侖(由病旁罩着)”“why make me suffer”(192.2)，“老使我怨”“as (we) grew old, (you) made me resentful”(58.6)。在《诗经》中，俾出现得早些(颂、大雅、小雅)，使晚些(大雅、小雅、国风)。但“使”是有证可查的EAC形式，这个只有借助于更多的青铜碑文研究来解决了。 2、套语理论研究结论 二十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古典文学教授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提出了套语理论，他的学生阿伯特·洛尔德(Albert Lord)将其理论发展扩充为一套完整的批评体系，这是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创建的一种研究古典诗歌的理论，特别是荷马史诗的研究，但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欧洲各民族的古代叙事史诗的研究，之后延及东方，被运用于日本、印度、朝鲜等国的古典诗歌研究。王靖献先生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诗经》研究，得出了6条结论，关于《诗经》创作年代只是其中一条。他的这项研究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并于1974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东一西、一长一短，一为叙述史诗，一为抒情诗，如果生搬硬套，仅仅对来自两个不同文化传统而且并无渊源关系的作品之间的偶合之处加以排比，未必会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因此，参照帕里-洛尔德理论的套语定义：“在相同的韵律条件下被经常用来表达某一给定的基本意念的一组文字”[4]，根据中国语言与韵律的特点，王氏对套语理论作了相应的修正和补充，给《诗经》套语下了这样的定义：“不少于三个字的一组文字所形成的一组表达清楚的语义单元，这一语义单元在相同的韵律条件下，重复出现于一首诗或数首诗中，以表达某一给定的基本意念。”[5]依照此定义，王氏对《诗经》中套语的应用作了如下数据统计： 表4： 《诗经》套语分析 类别诗行数目全行套语百分比 国 风260869426.6 小 雅232653222.8 大 雅161620912.9 颂7349613.1 根据表4分析数据，可以统计出《诗经》诗句总数是7284行，而全句是套语的诗句是1531行，即占《诗经》总句数的21%。这一数字正好通过了杜根(Joseph Duggan)在分析古代法语诗歌时所作的“口述创作”的限定线。由此，王氏认为，《诗经》基本上是口述创作，而这类作品的特点就是套语的重复出现，所以，他又列出下表： 表5：各类诗中重复出现的诗句 分类诗句数目重复数目百分比 国风260828210.8 小雅232627111.6 大雅16161116.8 周颂33772.07 鲁颂2432911.9 商颂15421.3 从表5的数据分析，国风在迭句与渐次重复的密度在各类诗中并不是最大的，位处第三，在《鲁颂》与《小雅》之下。由此，王氏提出一个反证[③]，一个对多布森依据语言分析得出的关于《诗经》创作年代的“连续阶段”的反证，所谓“连续阶段”，即是：《国风》源于《小雅》，《小雅》源于《大雅》，《大雅》源于《颂》。他认为，《国风》与《小雅》基本上都是同一时代的作品，其影响是相互的。 从语言学研究与套语理论应用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的过程来看，关键的问题在于重复诗行的计算分歧上，正是这个分歧导致他们的结论相异。多布森特别强调，因为诗歌中诗句重复较多，如以出现次数来算会是一种误导。而王氏应用的套语理论，重点就在于套语的重复运用。 3、结论考察 东汉郑玄(127-200)的《诗谱》是最早的较为系统地研究《诗经》创作年代的著作，在《毛传》的基础上，《诗谱》建立起按照次序排列和解释各诗的完整体系。但因其以《序》立论，有失偏颇。近代学者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中指出：“……《周颂》最早，是周初的产品。《大雅》、《小雅》、《桧风》、《唐风》、《魏风》次之，是西周末到春秋最初期的产品。《周南》、《召南》、《王风》、《郑风》、《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较晚，是春秋时代的产品。论起篇数最多的，那自然是春秋时代。”依照这个说法，《诗经》的创作年代先后应为《颂》、《大雅》、《小雅》和《风》，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周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勾画出《颂》、《雅》、《风》的历史演进过程：《颂》诗是尊神敬祖、充满宗教色彩的庙堂文学，《雅》诗是尊祖敬人，渐重人事的宫廷文学，《风》诗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民间文学[6]。这一过程可通过黄典诚先生在《诗经通译新铨》中的图表清楚地显示出来[7]。 南： 周、召 恋、婚、离、禅、战、 风(东周) 农等歌 社会人事 风： 郑等 雅言 小雅：多言人事 《诗》 雅(西周) 配乐 大雅：多言祖宗 祖宗神祗 周：对越神祗 颂(王周) 鲁：称颂祖先 商：述德报功 从“兴”的起源、发展以及在《诗经》中的运用，山东大学王承略推导出同样的结果[8]。他说，“兴”的本义是一种舞蹈形式，而上古时的“诗”，其本质是记事的，是一种史，是关于国家大事的政治、宗教尤其是祭祀的文献。由以诗为史发展到以诗抒发个人的怀抱和情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由作为舞蹈形式的兴，发展为诗歌艺术方法的兴，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以诗为史的《雅》、《颂》时代，兴的形式和方法就已经形成，但其实质仍然是记实和铺叙，而对审美的、艺术的“兴”使用较少。随着诗与史的分离，诗越来越多地用于抒发个人情志，也逐渐地具备独立的文学品格，诗创作中“兴”的方法便得到广泛的应用。由此可见，“兴”由少到多的应用在客观上构成了诗创作年代的明显标志。 表6 分类总篇目兴诗篇目百分比 颂4025% 大 雅31413% 小 雅743851.4% 国 风1567347% 从表6情况分析，《颂》、《大雅》、《小雅》、《国风》的次序是基本符合事实的。下面，我们再看看《国风》中的详细数据。 表7 分 类总篇目兴诗篇目百分比 魏 风7114.3% 郑 风21523.8% 桧 风4125% 齐 风11436.4% 召 南14643% 豳 风7343% 邶 风 鄘 风 卫 风 39 17 43.6% 王 风10550% 陈 风10660% 秦 风10660% 周 南11763.6% 唐 风12975% 曹 风4375% 将表6和表7综合起来看，从《商颂》到《魏风》，兴使用较少，从《郑风》到《小雅》，增加较多，从《陈风》到《曹风》，超过50%，并呈递增态势。《国风》和《小雅》之间作品的创作年代应该有一些重叠现象。 参考文献： [①] 吴结评，女，四川宜宾市人，英语语言文学教授，比较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翻译。 [②]括号中EAC和LAC由笔者加注，以使图表更清晰。 [③]王氏在其著作中曾三次提到这个反证，见《钟与鼓》第43、60、68页。 [1] 马祖毅，《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载《文学评论》，1993.6 第70-81页。 [3] Dobson，William A. Linguistic Evidence and Dat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T’oung Pao51，1964.p323-334. [4] 谢谦译，《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页，1990。 [5] 同上，第52页。 [6] 李金坤《<诗经>作年考略》，载《唐山师专学报》，1999.1，第79-85页。 [7] 黄典诚：《诗经通译新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 [8] 王承略：《从兴的角度对<诗经>中某些部分创作年代的推测》，载《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6.6，第83-84页。 The Debate on the Dating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ook of Poetry WU Jie-ping (English Department,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studies on the Book of Poetry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ransmission,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At the third stage, a variety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re employed in the research of the work. and quite a few achievements has been made. The Canadian scholar ,W·A·C·H·Doboson, applies linguistics in the dating of the composition and he reaches the conclusion near to the traditional studies of China. However, the American Chinese, C.H.Wang, applies the theory of formula in the dating and his result questions the validity of Dobson’s theory the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prosody shows a series of what he calls “successive stages”. Key words: the Book of Poetry dating of the composition linguistics theory of formula 附：该论文2010年8月发表于《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感谢作者向本中心提供稿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