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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作家、翻译家和知名学者于一身的贾植芳，他的魅力是深厚的，他的形象丰富而多面。对生活在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而言，贾植芳无疑是一个传奇。这个出生在晋西南的偏远山区，幼时因体弱多病而拜禹王庙的大柏树为干爹，乳名“跟来”的男孩，其92岁的生命为理想和追求所贯穿，充满了奔波、动荡、牢狱、抗争和思考。 自上世纪20年代末，随兄长离开汾城老家去省城中学读书起，贾植芳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程，这半个世纪的磨难，也成就了从一个山村孩子到知名的“七月派”作家、翻译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炼狱之路。正因为他的历经坎坷和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其作为现代左翼作家和特立独行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几乎盖过了他作为卓有建树的翻译家形象，而要理解和评价其译介工作的成就与特点，也的确需要同他的生命追求相互贯通。 贾植芳笔名冷魂、鲁索、霍达森、张四、杨力、Y•L、南侯、王思嘉等。1916年9月29日出生于山西汾城(现襄汾县)南侯村。中学时代起就发表文学创作，1935年春因参加进步社会活动而被教会创办的北平崇实中学以“思想不良”之名开除，随后投身“一二•九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入狱。1936年保释出狱后即流亡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经济科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左翼文学活动，并开始给左翼文学理论家胡风主编的《工作与学习》杂志投稿。抗战爆发后辗转回国，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主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接受短期训练后，以随军翻译等身份先后在中条山区、西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战争，几度出生入死。不久与胡风相识，并向其主编的《七月》杂志投稿。1943年因谋划策反日伪军阀郝鹏举，被徐州的日伪政府军警监禁。抗战胜利后出狱来到上海，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以写作为生。期间的作品先后结集为《人生赋》(海燕出版社1947)、《热力》(文化工作社1949)和《人的证据》(新潮出版社1949)等出版。1947年因著文抗议当局的腐败专制，又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入狱，经多方营救于次年出狱后，藏身上海西郊的农户家中，埋头一个月时间，写下20多万字的论著《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棠棣出版社1949)。旋即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而避难青岛，直至解放战争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贾植芳先后任上海震旦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监禁11年后被判13年徒刑，1966年期满出狱后回复旦大学接受监督劳动，在十年文革中又屡遭种种折磨。1979年起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做资料员。1980年平反复职，结束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磨难，回到中文系任教，并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 贾植芳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的成就和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七月派作家的主要成员，他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集《人生赋》、散文集《热力》、中篇小说集《人的证据》，及《贾植芳小说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自传《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等作品，晚年还发表了大量回忆散文。钱理群评价贾植芳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认为其在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追求上，都与鲁迅等开创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有着紧密联系，并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残酷战争中的历史乐观主义，“他们对抗人的丑陋与堕落，追求人的价值、责任与存在的意义”(《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读<贾植芳小说选>》《复旦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如果按照现代学科的划分，他的学术实践广泛涉猎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文学领域中，他又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通俗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多个学科中表达他的观察与思考，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对贾植芳而言，学问之道，不仅是一个认识论过程，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践行，是全身心投入现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实践。他曾反复申明：“我是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长大的文学青年，是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化密切联系社会人生的传统，在鲁迅开创的文学为人生且改造这人生的文学道路上前进……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性质、结构和组织机制等，我始终保持着不竭的探讨热望，并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现实生活。”(《狱里狱外》第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实践之知有别于理论之知和技术之知，它直接以生活世界为对象，实际上涉及了人类文化的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使科学的自我理解得以回到最终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哲学是人文科学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其最终理想。作为一个从封建体制和传统文化中反叛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积极投身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生活实践，以强烈的主体精神参与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文学在内的各种活动，将自由的人格追求和国家的独立、民族文化和文学复兴的使命紧密结合，从而使他在文化学术上的追求，具有强烈的个体实践性和创造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士大夫“知行合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在贾植芳历经半个世纪的漂泊和磨难后，在花甲之年才开始了一个人文学者通常的那种平静而忙碌的学术生涯。在其生命的最后30年里，他以一个“七月派”知名作家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新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和学术体制中确立了自己的岗位。如此来看贾植芳多方面的成就，同他与中国现代民族生死与共、苦乐同享的实践和精神体验的关系，似可以炼狱与飞升作比。犹如蚌病成珠，他的所有文化和学术造诣，都是其无法安宁的生命燃烧的凝聚，是奔腾不息的情感体验的表达和精神探索的痕迹。我想，他在翻译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留下的印迹，同样不是以一个职业型或者专家型翻译家的尺度可以衡量的。 贾植芳的英文是1930年代初在美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北京私立崇实中学(今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所学，1936至1937年间留学东京大学社会科时学会了日文。通过这两种语言，他先后翻译了许多外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学等多个领域。他的翻译活动，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间有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空白，这正是他生命中最为漫长的牢狱生涯。在第一阶段，先后有《人民民主的长成与发展》(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该书由日本西泽富夫等著，日本世界经济研究所编，介绍东欧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住宅问题》(恩格斯著，上海泥土社1951)、《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俄巴哈鲁蒂著，从熊泽复六的日译本转译，上海文化工作社1951，“未名译丛”之一，1953再版)、《论报告文学》(捷克基希著，上海泥土社1951)、《契诃夫手记》(契诃夫著，“未名译丛”之一，上海文化工作社1953。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再版)、《俄国文学研究》(俄谢尔宾娜等著，上海泥土社1953)等问世。后者从当时苏联等国家的英文期刊选录，编译了关于拉吉舍夫、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克罗连科、高尔基等著名俄苏作家的研究论文26篇，及时反映了国外俄苏文学研究的现状。另外，1949年他还为正气书店校阅了从日语翻译的《露和字典》。 这些译著的出版，虽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也是贾植芳的翻译成果最为集中的时期——但事实上，他的翻译活动，不仅早在日本留学时代就已开始，而且许多重要译著，并不是在安静的书斋里完成，相反都伴随着烽火硝烟、白色恐怖和种种政治斗争的风浪。其中，早年翻译的三部文学作品，更因颠沛和动荡而散佚。在晚年的忆旧散文《遗失的原稿》及自传《狱里狱外》等著作中，他曾多次提及这三部译稿的传奇。 首先是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1871—1919)的剧本《卡列尼娜•伊凡诺夫娜》。早在1937初夏，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贾植芳就利用课余时间译完此作，并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取得联系。在获得初步出版意向后，他对译稿从头校改，希望能一举顺利出版。就在译作即将完成时，“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交战，贾植芳决计回国参加抗日，从神户乘英国公司的轮船取道上海回国。船行中途时，正逢上海沦陷封港，只好改泊香港。于是，在香港居留近两个月后才回到内地。临行前，他把所有行李都寄放在香港的朋友家中，其中就包括这部译稿。十年后日本投降，几度出生入死的贾植芳终于在1946年到上海，并托香港的朋友打听那些行李所在，接到回信得知，那些行李虽有遗失，但书与译稿还在，不久即可以寄来。这已是1948年秋天了。当时贾植芳因在复旦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创办的《学生新报》上发表揭露专制当局的《给战斗着》一文，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以“煽动学生”罪逮捕，关押在南市区看守所已经一年有余，直到那年冬季方被胡风设法保释。回家后听妻子任敏说起，不久前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一堆稿件，当时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骚扰，她正寄居在郊区的朋友家里。收到邮件通知后，她即去四川北路邮局取出，并决定把书稿送到胡风家保存。为了避人耳目，她雇一辆三轮车，还把稿件裹在一条床单里。车到时，惊慌之中付钱下车直奔胡风家，竟忘了拿车上的包裹。当时鲁迅夫人许广平恰好也在胡家，听说里面还有稿件，一起奔下三楼，但三轮车早已不见踪影了。在许广平建议下，胡风当即在《新民晚报》遗失启示，但终于杳无音信。这部安德列耶夫的译稿就此消失。 话说出狱后的贾植芳，为避国民党特务的白色恐怖，携妻子任敏潜赴青岛，化名贾有福，以商人身份寄居在一家小店里。此时的青岛已临近解放，外侨纷纷回国，许多外文书籍都散落坊间。贾植芳从路边摊头上买到一批廉价外文书。在不到半年隐居生活里，潜心翻译了三本书稿。一是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Edward J. O’Brien)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Son Of The Morning: A Portrait Of Friedrich Nietzsche );二是匈牙利剧作家E•维吉达(1887-1954，Ernest Vajda)的多幕剧《幻灭》;三是从日文转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这是根据日本加田哲二氏岩波社日译本转译，并参照了1948年版的俄译本。另外他还从日译本译出德国社会学家卡尔•魏特夫(亦名魏复光，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1955)一书的部分章节(日译本书名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译成中文。 当时，他把三部译稿寄给了在上海《大公报》工作的朋友刘北氾，请其转给出版社。等到他在1949年7月回到解放后的上海时知道，30多万字的尼采传记已经付排，自己的译序也在《大公报》发表。那时私人出版社的新书已经改由新华书店经销，政府规定需事先报登广告。就在出版社为此书登记广告时，报社一听说是尼采的传记，就质问：怎么现在还宣传法西斯?出版社老板吓出一身冷汗，只好将译稿退还了。 收回退稿后，贾植芳想起在另一家出版社的《幻灭》译稿，这是原作者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品，虽据英译者介绍，二战时作者曾不满匈牙利当局而被判劳役，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政治面貌”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为稳妥起见，他托在京的友人向匈牙利使馆打听维吉达的近况。得到的回复是，作者现在寓居美国，正在好莱坞工作，“对现在的匈牙利还不理解”。为了避免再次引起政治麻烦，他便要回译稿，但原作却被出版社遗失了。这位维吉达，就是后来在好莱坞赫赫有名的浪漫戏剧片剧作家西德尼•伽里克(Sidney Garrick)，《璇宫艳史》(The Love Parade)、《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和《绝代艳后》(Marie Antoinette)等电影的编剧，按照当时或六十年代的政治标准，显然是从社会主义祖国投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作家”了。1955年贾植芳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罪名被逮捕入狱，这两部译稿连同家里的所有藏书，包括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译稿均不知去向。只有恩格斯的《住宅问题》一书最为幸运，1951年即由上海泥土社出版。 贾植芳翻译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在新时期平反复职后。与30年前相比，他的译介工作更多地转向文学学术。先后主编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1986)英译本，校译了《勃留索夫日记钞》(任一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主持编译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选集《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特别是倾注大量精力，在陈思和等协助下，从1990年代初开始，主持大型资料丛书《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只因出版经费的原因，这部大型资料丛书一直无法出版，其部分内容后选辑为《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上、下册)，于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提携、鼓励和推荐年轻译者开展外国文学和学术的译介工作，在他的学生当中，如张国安的《天声人语——日本散文选》、任一鸣的《勃留索夫日记钞》、张新颖的《人之子——耶稣传》(路德维希著)、宋炳辉的《伍尔夫日记选》、孙宜学的《狱中记》(王尔德著)等书的翻译出版，都是在他提议和推动下完成的。在他晚年所作的大量序文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为外国文学作品或研究的译著而作。 作为“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贾植芳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视野，从一开始就与外来文化思潮有着深切的关联。他晚年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谈到在崇实中学学习时，就十分迷恋和崇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耶稣、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等，宿舍的墙上挂满了这些外国文化名人的肖像。在他为青少年开列的五部文学作品中，除《西游记》外，其余四部都是西方作品。他说，《神曲》、《堂吉诃德》、《鲁滨逊漂流记》和《浮士德》等5部作品，“实在大有助于我对人生境界的认识、理解和评价。我少年时读之，老年时又读之，越读越有味道，真实百度不厌。”(《我的读书生活》) 正是贾植芳对外国文学的长期阅读、翻译和研究，逐渐形成了其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但他的精神资源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规整的现代学科可以框范的，他的践行也非作家、翻译家或者教授、学者所能限囿。从这个意义上看贾植芳的翻译实践，显然非职业翻译家可比。对他而言，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拓展和引入参与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外来资源，而翻译本身就是这种实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的翻译选择完全取决于对文本对象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学术价值的内涵和倾向。尽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重点，但同样不受国别、学科、源语言和文体的限制，戏剧、随笔、传记，乃至经济、社会和文学研究的学术著作等等，都是他的译介对象。 正是据于这种开放宽阔的文化视野，他对中国近代以来数量众多的外来文化和文学翻译的价值，给予高度肯定。新时期之初，他就明确提出，“外国文学作品是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在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贡献与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与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理论并列的重要组成，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与创作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他认为，如果没有清末海禁的被迫打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和接受西方文化与文学，并开始译介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外国文学，对其进行由内容到形式的“创造性模仿”(周作人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外国文学的引进和借鉴，很难设想文学革命的发生和由此开始的中国新文学史。退一步说，如果这样，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程就决不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形了。 他提醒学术界，其实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曾把翻译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和借鉴，作为治史立论的出发点，只是建国之后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压力以及文学观念的褊狭，才导致对翻译文学价值和地位的忽视，翻译文学被贬为可有可无聊备一格的次等文学，翻译家在文学出版界也只能敬陪末座。他的这种理念，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学术实践中，就是大力倡导和支持对中外文学关系和翻译文学的研究，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等著作中，不仅反复申述同样的论点，并身体力行，把现代翻译文学资料的整理提升为学科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突破了中外文学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机械划分，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 他还进一步分析文学翻译活动的性质，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文学活动，译本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译者的文学和语言素养，以及对原作的理解和判断程度，因此，一方面它是译者在具体文化语境中对历史和现实的见解表现，另一方面总是有其成就与不足之处。所以对于享有世界性声誉的著作，就更需要一代代人的重译劳动，从而日趋完整地再现作品的原始风貌和它的真实艺术境界。同时，由于社会和生活的变化，来自生活的语言本身也在变化，无论词汇还是语法结构，都有发展和进步，当代人的重译，既可以纠正因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漏译和误译之处，其语言和表达方式，也会更适合于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张新颖译《<人之子——耶稣传>中译本序》1995)。这就把文学翻译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当中，将个体的文学翻译实践历史化、语境化，实际上启发了中国翻译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预示了从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等不同学科展开文学翻译研究的可能性。 贾植芳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两周年了，4月24日是他的祭日，此文就是为先生的两周年祭而作。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有幸入门以来，人生的每一步，我都感受了先生注视的目光，许多东西已融入身心而不自知。有两点应该在这里提起，作为文章的结尾： 一是先生常常鼓励我以及和我一样在学校教书的弟子：教书是你的职业，读书是你的本分，但读书、教书之外，一定还得著书立说，这是事业，同时也要尝试编书和译书，这些都是现代人文知识分子舞台。他这“五书”当中，就有“译书”一项。 二是先生去世前一天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两年来常常萦绕耳边。这时候他因肺炎并发心衰和肠梗阻，说话已非常困难。他问我：你翻译了一本书吧?他说的书，就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汉语诗学：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美国加州大学奚密先生所著。只是先生没能看到。 2010年3月11日夜写于北京万有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