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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裴多菲•山陀尔 说起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Petöfi Sándor, 1823—1849)，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无过于他的格言诗《自由•爱情》了。稍稍扩大一点，大约要数他的《民族之歌》(1948.3.13，又译作《国歌》)和《我愿意是激流》(1947.6)。前者是激昂慷慨的政治抒情诗，写于1848年诗人发动佩斯起义(3月15日)的前夕，他呼吁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地利帝国统治，体现了作为民族解放斗士的一面;《我愿意是急流》则是他写给伯爵之女森德莱•尤里娅的一首热烈又缠绵的情诗。文革后，中国女作家谌容又让其小说《人到中年》(1980)的男女主人公傅家杰、陆文婷反复吟诵，再经明星演员达式常、潘虹在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82)中“广而告之”，自然令不少人耳熟能详了。世纪之交，它更以对照阅读的方式，与朦胧诗人舒婷的爱情诗《致橡树》等作品一起，被编入高中语文课本，如此，这位十九世纪匈牙利短命的革命诗人的浪漫形象，便深深烙刻在中国“80后”、“90后”们的心里。 不过，这两者加在一起，也未必抵得过那四句格言诗的影响广泛。说得极端一点，正因为有那首格言诗的深入人心，才使另两首诗乃至整个裴多菲在一百多年的今天，仍赢得了不少的中国读者。谁知道有多少男女老幼，可以脱口吟出这首“五言绝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呢?它不仅简短易记，朗朗上口，其内涵也同时包含了政治和爱情的双重意蕴，更重要的是因为鲁迅，正是鲁迅在殷夫身后“替”他发表了这一译本。 殷夫是谁呢?殷夫原名徐祖华、徐白、徐文雅，殷夫和白莽是他的笔名。1910年生于浙江象山，1923年秋入上海民立中学，开始了新诗创作。三年后在浦东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9月转为中共党员，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1929年因投稿与鲁迅相识。1930年秋任共青团中央干事，负责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等。在1931年1月17日遭国民党逮捕之前，已有三次被捕三次释放的经历了，2月7日，被害于上海西郊龙华(与柔石、胡也频、冯铿、李伟森等左联青年作家一起，世称“左联五烈士”)，时年22岁。 1933年2月7日，在殷夫等五烈士三周年祭之际，住在大陆新村的鲁迅，悲愤中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悼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文中引录了那同样著名的四句译文，它是烈士生前随手写在(德译本裴多菲诗选)该诗原文旁边的批注。如此，才将这一我们熟知的“译本”公诸于世，流传开来。如果没有鲁迅和他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不要说这首格言诗，甚至整个裴多菲形象，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或许会是另外的情形。 这话其实并不过分。许多人知道，裴多菲的这首题为《自由•爱情》的格言诗，在中国不止一种译本。据笔者所知，较有影响的译本就有八个或者更多。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源于殷夫手笔的五言绝句式的译本是最为流行的。这里强调“源于”两字，是因为前引四句，实在已不是原原本本的殷夫译本，而在流传中不知不觉有所修正了，这一点容后交代。这里先要说的一点是，为我们所熟悉的“五言绝句式”译本，是几十年来流传于中国读者的过程中，多个译本之间“自然竞争”的结果。 该诗原为匈牙利民歌体自由诗，所谓“格言诗”本非诗题，只是标明它在体式上的特点而已，真正的诗题应是“自由，爱情”。 原诗匈牙利文如下，括弧中为字句对照的直译： SZABADSÁG，SZERELEM(自由，爱情) Szabadság, szerelem!(自由，爱情!) E kettö kell nekem.(我需要这两样。) Szerelmemért föláldozom(为了我的爱情) Az életet,(我牺牲我的生命，) Szabadságért föláldozom(为了自由，) Szerelmenet.(我将我的爱情牺牲。) (pest, 1847. január I.)(佩斯，1847.1.1) 其实，在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所引殷夫版译本之前，至少已有三个中译本了，译者依次是周作人、沈雁冰(即茅盾)和殷夫自己。 周作人是用四言六行的文言体翻译的，署名独应，载《天义报》1907年第8、9、10册合刊： 欢爱自由， 为百物先; 吾以爱故， 不惜舍身; 并乐蠲爱， 为自由也。 这里的“并”，通摒;蠲(juān)者，免除、舍弃也。这大约是该诗最早的中译。 1923年是裴多菲诞辰一百周年，当时正主编《小说月报》的沈雁冰在该刊第14卷第1号发表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百年纪念》一文，其中所引述该诗被译为如下六行自由体： 我一生最宝贵： 恋爱与自由， 为了恋爱的缘故， 生命可以舍去; 但为了自由的缘故， 我将欢欢喜喜地把恋爱舍去。 第三个译本就是殷夫自己的了。1929年5月，殷夫给主编《奔流》月刊的鲁迅寄去一篇译稿，即奥地利作家Alfred Teniers所作的裴多菲传记《彼得斐•山陀尔形状》。14日，鲁迅收到来稿，马上决定刊用，并致信殷夫欲借用Alfred Teniers的原本以作校对，殷夫接信后亲自将书送去鲁迅住处，这便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6月25日，译文校毕，鲁迅又去信，认为“只一篇传，觉得太冷静”，并让人给殷夫送去珍藏多年的德译本裴多菲集。这两本“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裴多菲集，是他留日期间从德国邮购而得的。他建议殷夫从中再译出十来首诗，与Alfred Teniers的传记一同刊出。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奔流》(第2卷第5期“译文专号”，1929年12月20日)上的题为《黑面包及其他(诗八首)》的9首裴多菲译诗。其实一起发表的还有一首，那就是《彼得斐•山陀尔形状》一文所引的那首七言两行的《自由与爱情》： 爱比生命更可宝， 但为自由尽该抛! 其实，这才是在殷夫生前有意发表的《自由•爱情》译本。1931年2月7日，23名“共党分子”在龙华被国民党枪杀，其中包括殷夫等鲁迅所认识的五名左翼青年作家。悲愤中的鲁迅翻开殷夫留下的那本“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裴多菲诗集，在这首《wahlspruch》(格言)诗旁，他发现了殷夫用钢笔写下的那四行译文。于是，在为烈士两周年祭而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把它抄录了下来。从此，裴多菲的这首短诗便广为流传，成为众多青年爱国志士的座右铭：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另外三个译本分别由孙用(1902—1983)、兴万生(1930— )和飞白(1929— )所译，都相继发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其中，孙用译自世界语本，收1951年文化工作社出版的《裴多菲诗四十首》;兴万生是匈牙利文学翻译家，直接从匈语译出该诗，初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版的《裴多菲抒情诗选》;飞白是湖畔诗人汪静之之子，自己也写诗，他自学多种欧洲语言，所译该诗也依匈牙利文，收《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传统卷》(漓江出版社1989年8月版)。以下分别是这三个译本的译文： 自由， 爱情!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孙用译) 自由与爱情，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 我宁愿牺牲生命; 为了自由， 我宁愿牺牲爱情。(兴万生译) 自由，爱情—— 我的全部憧憬! 作为爱情的代价我不惜 付出生命; 但为了自由啊，我甘愿 付出爱情。(飞白译) 对照原文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依原文的自由体式，用散体译出;语义逻辑上也都比较忠实于原作。但具体处理方式各有不同。相对而言，兴万生译本与原诗最为接近，从体式、语序到韵律，近乎直译，也许是规范化翻译最为理想的译本。孙译将原诗首行拆分为二，又将第3、4和5、6行分别合并，分分合合间，变异出原诗所没有的由短至长的梯形格式，同时原诗并不严格的尾韵似在译本中更加淡化了。飞白译本看似对应了原诗的行数、语序和尾韵，但3、4和5、6句之间也有语序调整，体式上形成了长短相兼的特点。 在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一诗多译、一书重译的情况并不少见。但短短6行的一首格言诗就有那么多译本，而且受到鲁迅、周作人、茅盾、殷夫等两代新文学重要作家的关注，实在并不多见。这当然与中国新文学对外来文学思潮开放传统的大背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以鲁迅为精神核心的对“摩罗诗人”和弱势民族文学传统的大力译介的传统密不可分。其实，与上述七种译本相关的六位译者中，周作人、茅盾、殷夫和孙用四位，都与鲁迅有直接的交往，即使是兴万生、飞白这样的职业翻译家，他们对裴多菲的兴趣和译介实践，也都间接地受鲁迅精神传统的影响，因此，说鲁迅是近百年裴多菲中译史的灵魂，一点不为过。 从20世纪初开始，以东欧为代表的弱势民族文学就是鲁迅译介外国文学以催生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关注重点，而在东欧作家中最受鲁迅推崇的，除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外，就是这位匈牙利肉品商人的儿子(“沽肉者子”)了，“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鲁迅《奔流》编校后记十二)。早在留日期间的1907年，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裴多菲的生平和创作特色，称其“纵言自由，诞放激烈”，“善体物色，著之诗歌，妙绝人世”，“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是一个“为爱而歌，为国而死”的民族诗人。次年又翻译匈牙利作家籁息(Reich E.)的《匈牙利文学史》之《裴彖飞诗论》一章，“冀以考见其国之风土景物，诗人情性”。他还在日本旧书店先后购置裴氏的中篇小说《绞吏之绳》，又从欧洲购得德文版裴多菲诗、文集各一(就是后来借给殷夫的那两本)等。1925年再译裴氏抒情诗5首(载《语丝》周刊)，并在之后的《诗歌之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等诗文中一再引用裴氏的诗作。尤其是1925年所作的散文诗《野草之七•希望》，引用裴多菲“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语，给裴氏原话的轻松语义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并成为鲁迅思想深度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他熟知并创造性阐释裴多菲的典型一例。 不仅如此，上述其他裴氏译介者，除殷夫之外，其弟周作人所译此诗，正是与鲁迅一起留日，并受其影响而共同译介弱势民族文学的时候;茅盾的译介理念同样也受鲁迅很大的影响。孙用本是杭州的一个邮局职员，他与鲁迅的相识几乎与殷夫相似，即因在《奔流》月刊发表莱蒙托夫的译诗(1929年)，而与担任主编的鲁迅先生开始交往，随后又将其据世界语译出的裴多菲长诗《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鲁迅看后即称“译文极好，可以诵读”，还认真地校阅修改，甚至此书的出版垫钱，并亲自制作插图，写校改后记。经两年的努力，译作终于1931年11月在上海湖风书店出版。 其实，裴多菲中译和介绍者的名单还可以列出许多，其中包括沈泽民(1902—1933，茅盾即沈雁冰的弟弟，这又是一位早逝的革命家)、诗人覃子豪(1919—1963)和冯至(1905—1993)、作家赵景深(1902—1985)、翻译家梅川(1904—?，原名王方仁)、诗人吕剑(1919— )和翻译家冯植生(1935— )，等等。 本文无意梳理完整的裴多菲中译史，但概括起来，裴多菲的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史似乎显示了这样的轨迹：它从鲁迅的个性觉悟与民族社会变革、个人与大众之关系的思考，到殷夫的爱情、自由与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血染风采的浸染，再到谌容小说中革命反思之下的爱情抒发，最后，在舒婷及其更年轻的中国人那里，演化为单纯的爱情哲学(革命已经从历史的反思走向抽象的升华)。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裴多菲在中国所激起反响的变迁，似乎一步步荡涤、褪去了浪漫主义的革命激情，但他毕竟在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历程，中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身影，而格言诗《自由•爱情》，就是这个身影的标志性手势。 最后再交代一下所谓第八种“译本”，也即本文开篇所引的四句。“译本”两字之所以加引号，只因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翻译，而是在引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文本。对照一下可以看出，它是以殷夫(白莽)的译本为底子，只在首末两句各改一字，即将首句的“宝贵”改为“可贵”，末句的“二”衍作“两”。之所以把“以讹传讹”的变异文本拿来分析，一则实在是因为它流播太广，且不说一般的口头传诵，或者网络中的引用，即便是白纸黑字的报刊文章，乃至那些专业性的论文，包括以外国文学译介、甚至专门讨论裴多菲该诗之不同译本的文章，在引用时一面注明是殷夫(白莽)所译，一面所引却又是这里的“第八种译本” (笔者在无意间发现后，费时不多就又发现十多例)。 这里我无意“咬文嚼字”地追究所谓学术规范，相反，对这样的衍讹与变异是饶有兴味。因为若仔细品味，这传讹之作还真有点儿意思，甚至还觉得，这种改动反使殷夫译本更加精彩完美了。首先，改“二”为“两”，明显更加符合现代汉语对基数和序数词的区分，表达更加清楚精确;再说把“宝贵”的“宝”字改为“可”，也有两点值得肯定：从词义看，“宝”属会意字(词)，从“家”、从“玉”，家中藏玉也，故现代汉语的“宝贵”一词，乃从珍稀、难得之实物的比喻义而来，词义被凝聚在对象化的喻体上，虽也含珍贵、不易获得之意，但显然没有副词“可”所蕴含的意义空间大。而“可”作为语气兼程度副词，既表示“值得”，也表示强调，词义更多地体现出主体判断的倾向，故而与“宝”字相比，更富于意义的弹性(汉语中的“可”字极富意义弹性，吕叔湘等现代语言学家对副词“可”的词性、语义和语用有许多研究，可作参考)，也更契合《自由•爱情》一诗所表达和强调的主体价值选择的主旨。从音韵形式看，“可贵”与“更高”也更对仗(尽管仍是“虚对”)，这也符合殷夫译本把原作的自由体式格律化的翻译定向和动机。 或许会有朋友笑我，如此为错讹之文巧作辩护，有违翻译伦理。但既然“讹本”如此流行，必有某种道理吧。为使我的歪理能更加成立，我还做了一番“考证”。我问自己：到底是从何时、谁那里开始出现这一“错版”的殷夫译本呢?我在有限的资料收集中往前追溯，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源头”，那就是当代诗人吕剑写于1953年的一篇文章。时年正值裴多菲诞辰130周年，为纪念这位匈牙利爱国诗人，吕剑于当年元月写下了近8000字的题为《裴多菲•山陀尔》评论，并刊于《人民文学》月刊第2期。作者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诗歌编辑组组长。文章全面评述了裴氏的思想和创作，并引用了多首裴多菲译诗，当然也包括这首格言诗(P40)，有意思的是，引文后括弧内虽标注为“白莽译”，但首末句则分别是“生命诚可贵”、“两者皆可抛”了。这也就是我所谓的“第八种译本”。 不管诗人吕剑是有意的“偷梁换柱”还是无意间的错讹，或者这一变异还有更早的源头，但我想至少说明，这就是诗人吕剑所认可的那首裴诗，同时，它也反映出这个错讹译本在当时已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并进而通过吕剑与《人民文学》的“名人名刊”效应，强化了这个错讹本的社会影响度。如果我们在紧绷的学术规范之中，偷偷地给自己放一次假，不去拘泥于版权和引文出处的言必有据，那么，这样的错讹又何尝不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呢? 语言史上有这么一个“传奇故事”，说爱斯基摩语言中有几十甚至上百个有关“雪”的词语，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距离北极最近的大陆边缘地带，雪与生活的关系太密切了，因此他们的语言中不仅有“地上的雪”(aput)，还有“正飘下的雪”(qana)」、“堆积的雪”(piqsirpoq)和“雪堆”(qimuqsuq)，等等。语义学家的解释是，语言反映并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的某种欲求。裴多菲这位英年早逝，富于激进浪漫情怀和救世冲动的诗人，其关于“自由”与“爱情”的区区一首小诗，却在从屈辱中挣扎并拼力夺回尊严的20世纪中国，赢得如此多的关注，拥有如此多的“译本”，不正是折射了现代境遇里的中国人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未来的某些共同看法和愿望吗? 2010年1月10日夜写于望园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