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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作者特别提供 作者简介：徐敏，1974年生，江苏涟水人，文艺学博士，现为晓庄学院教师。 第四节 小说史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出于撰史“公正客观”的需要，几乎所有的史家都希望将自己的脸“隐藏”在历史的叙述中;至少，在必须露面的时候，能够以公正无私的面目出现。然而，书写者对主观的“隐藏”或客观立场的“强调”，又往往提领读者注意到“客观”背后的“偏见”，“主观”前提下的“公正”。 夏志清在《小说史》中便数次强调自己相对于大陆学者的“旁观者”立场，首先是政治立场的“中立”： 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时下的大陆文学史家，却不能这样做。……对大陆文学史家来说，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政治的正统性成正比。一位作家的声望，终须视他在文坛和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他能否保持对党忠贞不贰的清白记录而定。 1963年，在回应普实克批评性的文章中，夏志清再次指点大陆学者“主观的偏见”： 就现代中国文学来说，由于中国国内的批评家本人往往也参加了现代文学的创造，难免带有偏见。他们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修养也难以信赖。因此，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就更应该另起灶炉。 相对于大陆学者，台港学者的情形又怎样呢?夏志清以为同样不容乐观：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使一般人几乎毫不批判地接受了大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对于那些代表了大陆的文学成就的创作或批评作品，近年来港、台的批评家所能做的只是贬抑谴责而已。他们急于批评大陆一向的宣传，却忽略了应该寻找一个更具备文学意义的批评系统。 毫不批判地接受或一味地贬抑谴责，同样是不成熟的态度，他们基于同样的政治偏见。而海外的教育家，则因宗教立场和语言能力的不足，无法领会新文学的成就： 大陆政权易手前数年，有几位身在中国的欧洲天主教教育家，面对中国新文学的叛逆性与无神论调，极感不安，猛然加以攻击。然而由于狭窄的道德观念和语言能力之不足，这一群教育家表现得极其轻率幼稚。除了少数天主教作家外，他们把所有当代的文学作品，评斥为魔鬼之作。 因为大陆、台湾、香港乃至欧洲的文学研究者都难免政治、宗教立场上的偏见以及文学修养、语言能力的不足，无法写出一部“公正的文学史”，夏志清更觉得“寻找一个更具备文学意义的批评系统”，“另起灶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要。 夏志清对海内外的文学史研究者的批评提醒我们注意到夏的特殊身份：“美”籍“华”人：因是“美籍”，相对于大陆和港台学者，他处于“文坛”和“政坛”的争议之外;而相对于“欧洲天主教教育家”，“华人”的他又身处中国文学系统“之内”。“之外”强调的是客观立场;“之内”表彰的则是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发言权”。我们无须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这部由一位西方化的中国人用英语写作的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具有它无可替代的价值：它既不同于西方人写的中国小说史，也不同于中国人自己写的小说史。 与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性质相近的，还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曹聚仁50年代在香港书写的《文坛五十年》。对于自己的“旁观者”身份，曹聚仁比夏志清更为自觉。早在1927年，曹聚仁便下定决心不卷入政治的漩涡，只做“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于是，在北京大学听了艾思奇的演讲之后，他觉得“猛然一惊”： 一块砖头到墙头里头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 由于意识到自己根本不能被“砌进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砖一瓦”，更难成为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曹聚仁选择了到香港，作为一个积极关心政治现实的“旁观者”。发挥一个积极的“旁观者”的作用，贯穿了曹聚仁的现实政治行为和文学史写作。在《文坛五十年》开首他便交代： 我非文人，只是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一角上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已。 作为“政坛”和“文坛”的相对超然的“看客”，曹对彼时大陆的文学史研究状况也颇有微词： 在今日，社会文化每一个细胞，都卷入激烈的党派纠纷的政治漩涡中，因此，述史的人，也都受了政治成见的拘束，处处歪曲事实。一部文学史的真正价值，就看这位史家保持的公正程度，一手固不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的。 坊间所已出版的，虽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蔡仪的《中国文学史》，但都带有宣传的倾向;他们只能转述官方几个主持文艺政策的人的话，缺少自己的意见。 因此，为中国新文学写一部“客观公正”的文学史显得尤其重要。曹认为自己并非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佳人选，但是由于他差不多跟所有的现代作家都有往还，他本身已是中国文坛构成一部分之一。这样，利用自己直接参与的经验来写一部文学史，不但毫无问题，而且非常有利： 1927年以后，笔者和中国文坛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不仅是由于‘左联’和‘中华文艺界救亡协会’，俨然成为中国文坛的核心，笔者也是当时的一分子。而且笔者有机会和文坛重要作家，虽不是全部的，差不多可以说有十分之八九以上，都有过往还;今日写入现代文学史中去的作者，很多是当时的年轻朋友。因此，笔者回忆这些师友的动态，那鲜活的印象，都在眼底，或许和那些道听途说的人的想法，大不相同。 而在其他地方，他也多次强调自己是以史家的身份秉笔直录 ： 我再三申明：我所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所知、所见而加以综合分析的，绝无道听途说的间接成分。 我的回忆录，并不采用那些道听途说的材料，凭着主观褒贬人;只是把我自己所经历的种种，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 在曹的叙述里，我们又看到了类似夏志清的有趣逻辑：相对于“在内”的大陆学者而言，身在“外地”使自己获得了客观的立场;而相对“文坛”之外的人，自己又有一“圈内”的亲切与熟识。虽然他们写作的着眼点不同：在文学史的“文学”与“历史”这两端中，曹以史家的身份强调“史”的客观真实;而夏自居“文学批评家”，宣布文学批评标准的公正无偏。 主观与客观，公正与偏见，在这样的逻辑叙述中，未免面目模糊。这两部文学史，因之也常常遭受“主观”的批评。 历史乃至文学史研究，是否“客观”，一直是写作者和批评者颇为在意的焦点问题。一旦被指为“主观”，同时也意味着“带有偏见”，学术性无疑要打些折扣。但是，既然在绝对意义上没有所谓的客观立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换一种眼光和思路，对“主观性”有所宽容，接受“偏见”前提下的文学史写作?我们由曹聚仁与朋友之间关于文学史的争论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的标准，都可以看出历史见解和文学趣味的“偏见”，所以刘绍铭不妨公开了说：“偏见人人会有。刘若愚先生说对了，‘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这种承认“偏见”前提下的“公正”，确乎是一个值得注意与肯定的文学史研究者的态度。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而当中“给人最大的惊异”是“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重视”。我们知道，钱钟书和夏志清早年有个人的交往，张爱玲的《天才梦》刚刊出时已为夏志清欣赏。陈国球即指出，文学史著作并不会因为“私交”而影响“公断”，反之，“文学史”的论述往往不乏个人想象的记忆。 我们或可说，夏志清对张爱玲和钱钟书别有会心的解读，未尝不得力于个人经验的发挥：既有对作品的领悟，又有对其人其世的了解，更多时候，是“人情”与“书意”的融会与渗透，这使文学史家获得了常人难以具备的评述视角。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更由于“亲历”，叙述从容闲雅，一变“峨冠博带”式的宏论为“促膝谈心”式的闲话。 曹聚仁可以不为尊者讳，坦言鲁迅性格中的“偏激”;夏志清也可以在“追念钱钟书”这样特殊的语境中，说出他“气量的狭隘”。 由“个人经验”而获得特别的历史研究视角的，还有几位学者值得一提。一位，是研究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的何永康先生。我特别感动于他在《百年沧桑》中对“十七年”文学与历史的记忆，感动于其中清晰呈现的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阅读体验，这些，都强烈冲击着我们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单一想象”，引领我们回到那并不遥远却已显得生疏隔膜的时代。你说他不“主观”么?那些激情、那些感慨，无疑是属于作者本人的;你说他不“真实”么?他的记忆，无疑更是一代人的生命记忆，扩展开来，是一个民族的伤痕记忆。这种浸润着个人情感的小说史，比起非常“学术”、非常“冷静”的学术研究，来得更真切、更深刻、更动人，它在感性叙述中透出理性的力量，也更有历史的穿透力。 洪子诚在《1956：百花时代》中对自己“个人经验”的处理也颇耐人寻味：在“前言”中，作者冷静客观地交待了本书的命名、范畴、特征和研究方法，可在“前言”之续的“后记”中，却陷入了所叙年代个人经历的遐思和回忆。但在结尾，作者又以“然而”拉回了“自己的记忆”，将它们无情地藏匿：“然而，这种种的一切，既与本书的论题无关，也是些不关连‘本质’的‘现象’，就让它们从他的记忆中消失吧。” 拒绝将个人记忆带入正文，甚至在“情不自禁”之时也仍然“不近情理”地“压制”写作过程中浮现的图景和掠过的情绪，有论者认为，正是由于作者努力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性，使他将“个人情感态度隐藏于学术之中”，“个人的叙述出现了非个人的历史图景” ，这形成了洪子诚“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特色。但是，在《问题与方法》这部源于大学课堂的讲稿中，我们却看到了在“言说”这种“动的状态”中，对个人经验“不加掩饰”时所呈现出来的鲜活生动的历史场景。相之于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克制收敛”的学术研究，《问题与方法》别具姿态地展现了他另一面治史风格。这部文学史研究方法的讲稿，因有作者原有的生活及阅读记忆作支援，学理性的思考中时时见出一个学者的“人间情怀”;虽然在对集体与个人或荒诞或幼稚的回忆与再现中，作者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富有节制感的反省。赵园谈到这部书时说：“我由这本书感到了个人的当代经验之于当代史研究的正面意义。关于记忆的不可靠，个人经验的局限性、相对性，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个人经验的积极意义却还有待于证实与挖掘。研究20世纪，不但我们所处理的材料往往出自亲历者(创作、回忆录及其他文字)，我们本人也是亲历者。《问题与方法》让我们看到，正因亲历，避免了因理论化的简化，非此即彼的一概之论——当然前提是‘记忆能力’，拒绝将记忆规范化、标准化的努力。” “个人经验”在以上几种文学史研究中形成的特色，提领我们进入另一种文学史的想象——亲历文学史。 如果说，方法理论可以日日新，月月新，就此呈现出迥异的历史视野的话;那么，个人经验对于历史的叙述而言，则是更珍贵更特殊的稀有资源。前者毕竟可以通过“学”而“习”得，而“记忆”则因其“个人性”、“情境性”，一旦失去，不可复回。作为受到五四传统哺育并直接目击了当代中国兴衰沉浮的一代学者，他们的人生阅历与文化修养、以及有赖于此形成的情感与心理结构，都可能为我们的文学史提供别一种历史场景与意绪。在特别强调文学史书写的“体系化”、“学理性”的今天，提倡另一种充满“主体经验”的写作，乃是意识到，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文学”，都有任何一种理论与方法难以规约、难以“逻辑化”的情感与想象的剩余;而每一代的重写文学史，其意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何尝不体现于这些“剩余”? 但是，我们同时也意识到，个人经验只是给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由个人经验而到对历史细节、日常生活的关注，不过都是进入历史的通道之一，由此循进，能否获得历史的意义、或者得到富有内涵的历史想象力，让人真正地呼吸到历史的气味，仍取决于史家的史识、功力。如何阐释个人经验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也许是写作“亲历文学史”最为艰难的环节。赵园谈到“处理这种历史记忆的能力是罕见的”，确乎如此。没有这样的能力，容易使对历史细节的关注流于琐细乃至无聊;而如何使记忆获得历史的意义，又要特别警惕于“后见之明”的规范导引。似乎正因由此，赵园才遗憾于历史写作中“细节”的缺乏，提出要对历史 “一天一天”地梳理，以做到“去熟悉化”，从而获得将个人经验写入历史的能力。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到颇具史识功力的以“我”的面目出现的新型文学史? 不是结语的结语 本该在结语部分对全文做一收束。但是，我却感到有许多应该有所交待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只好在这里写下不是结语的结语。 在本文谈论的三位学者中，让我最感困惑的是海外汉学家夏志清。如果将夏志清的不同阶段的文学批评著作，以及他和别的学者围绕一些问题的论争联系起来看的话，会发现他的话语内部其实存在着很多矛盾、冲突。一个直观的印象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面世后，他一方面以坚定的姿态捍卫这部自称“伟大的”作品，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不断地暗示、追补、修改之前的缺失与不足;因此，前面的叙述被后来的增补或变更，而后来的说法又可能被另外的叙述所替换。于是，我们看到，其他学者对于夏志清小说史的个别论点和批评方法提出的批评，夏都能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或其它的系列文章中找到足以辩解的论点而“自圆其说”。这情形，颇似司马长风，对于其他学者提出的每一项批评，司马都能一一做出反驳，甲漏可以乙补，丙非可以丁是;然而甲与丙、乙与丁之间，却也可能产生新的矛盾。 如何理解以下这些相互冲突的话语，然后与之进行沟通与对话，是我在研读中深觉棘手和困惑的。 首先，夏志清的文化立场，即其自我身份的确认问题。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的《小说史》时称：“这本书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 夏志清的文学史是用英语写的，面向的是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那么，他念兹在兹的必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向世界推介自己国度里“成就最高的现代小说”。但是吊诡之处在于，在以西方文学为正典的批评视野中，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成就反而相形见绌。在夏的推荐与评价的背后，凸现的是西方的文学与文化价值立场。夏志清也许意识到这一局面实与初衷相违，于是一再变换、调整着他的观察视角和发言立场。《中国现代小说史》面世后的几十年，在不同的语境和场合中，夏志清的文学立场的表态经常变化，前后不乏矛盾冲突之处。从中，我们不难窥见他期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发言立场的努力。这一现象使我注意到夏志清在小说批评中一贯坚持的“客观化”理论。他以固执的方式强调，小说家必须跳出时代流行的思想模式，获得一个更为客观冷静的文学视景，如此，他才能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做出合理揣测，夏志清本人也正是想寻求这样一个理想的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场域。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夏志清遭遇了无法克服的现实危机。在谈到自己书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优越性时，他特别强调自己已脱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种种争议之外，站在一个纯然“文学性”立场发言，然而，在处处攻击大陆学者为时下意识形态所困扰而难于做出公正的文学评价之时，他的“文学性”同时也不由自主为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以及冷战时期的反共思维所建构，因而他的文化立场反倒显示出幽暗暧昧的“妾身未明”。 有学者指出，如果夏志清对自己的文化角色的自我离散性和分裂性有充分自觉的话，则有可能“跨越意识形态的壁垒而展开更完整的文学历史叙述”。 但是，作为一位不乏自省意识的学者，夏志清自己如何理解他的“前言”不搭“后语”?这话语的缝隙与间离向我们传达了怎样的文化信息? 其次，与文化身份角色的分裂密切相关的一个矛盾现象是夏志清的文学标准问题。 在夏的话语里，隐约碰撞着两种文学价值观念，其一是注重反叛的现代西方文学精神，其一是感时忧国的文学精神。纵观夏志清的文学研究生涯，这两种分别以“西方”、“中国”为立足点的观察视角处于不断地调整状态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夏志清开始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是自信而自觉地站在西方文学的立场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居高临下地审视，“文坛四家”所表征的“大传统”构成了这一时期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阅读视野及价值取向。我们从他的小说史中不难感受到他明显流露的文化优越与审美傲慢的姿态，其后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几乎是毫不隐讳地表达在文前书后。到了70年代，即书写“人的文学”系列文章之时，他明确地提出现代中国“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已经可以略微看到他的文学立场的犹疑。他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如西方“表示现代的反叛精神”的文学，但中国现代文学以其创作实践形成的“感时忧国”的文学还是值得倾听和了解的。同时，在反思自己以西方现代性衡量中国文学之举的不妥之时，承认“事实上，文学并无独特的本质，一种全凭美学标准或其他标准可以判定的本质”，从而呈现出文学观念上“反本质”主义的倾向。认同“感时忧国”的传统，已经潜在地质疑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全书的批评理念和自己的文化立场。而在2004年，季进先生采访夏志清时，夏志清又含糊地否认自己曾以“西方文学标准”衡量中国现代文学，提出文学标准只有一个，不分中西。 这和他早期“坚持每种批评标准都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于一切时期、一切民族、一切意识形态的文学”似又属于同一论调 。如此看来，“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显然被置于“文坛四家”所构成的“道德关怀与恢复人性”的文学传统之下。那么，当夏志清用西方文学正典的标准为我国现代文学建立“大传统”的时候，他如何看待由“文坛四家”组成的“大传统”与“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这两种文学的“传统”? 对于夏志清在《小说史》中暗含的两种文学立场、两种“文学传统”的矛盾，我曾试图予以综合理解与把握，但同时也意识到，“综合理解与把握”的过程倒极可能以一种看似清晰的答案掩盖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如何面对夏志清《小说史》中的缝隙、矛盾，对之做出更具深广的理解与评价，也许需要凭借更进一步的阅读和更深广的理论视野。 夏志清之后的小说史书写，包括近几年出版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有一个显著的倾向是，暂时搁置关于“文学价值”的判断，力图对文本进行“历史化”与“语境化”的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对“文学性”为主导的文学史观念的反拨，尽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在论文中，我曾充分肯定了他们各自的研究特色和成就。但是就我个人而言，面对当前正热火的“文学性”讨论和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又难掩内心的困惑。注重文学的“历史性”研究，很可能陷入历史相对主义的陷阱，当吴晓东先生提出这一点时，我深感戚戚。指出这一点并非空穴来风，在现有的非常出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我们看到研究者更愿意只做描述、评析而小心翼翼地回避文学价值的判断。他们只回答对象为何出现、出现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在“历史话语”中的如何被塑造的过程，而避免直接回答：它美么?它好么?它的美好又体现在哪里?因为，在我们已经广泛深入地反省所谓“文学性”的时候，说出“美”这个词时便带有风险，你必须准备好回答以下的问题：你以什么标准判断它是“美”的?这个“美”代表了哪些人的“美感”?你所秉持的“美感”是在怎样的历史政治文化语境下被塑造出来的?……这些问题，从理智上，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不能回避。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下意识地抵制这种追问，拒绝对此作解构式的思考。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文学已经深入骨髓，形成了我们关于“崇高”与“美”的信仰。这具有神圣性的“美感价值”，也许深深打上了历史的印迹，甚至不无某种虚假的理想主义的成份在内。但，如果它真的经受了知识考古学式的勘探，我明白了它的来龙去脉，我还能一如既往的在文学里寄寓我们生命中最深微的感动与最神圣的理想么?一旦破除了对文学与美的信仰，我们的生命还剩下些什么?所以，我宁愿以退守的姿态守护我的“文学性的信仰”，以沉默护卫它不可被言说的尊严。但，这样一种态度，显然又与我在正文里对他人(譬如司马长风的“纯文学”观)的批评态度有所抵牾。在矛盾与难堪中，我一次又一次的反问自己：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们书写文学史的目的又是什么?它们之于个人、之于民族，有怎样的价值意义?困惑在加深，思考也在继续，而答案，随着视界的扩展也许只能有限地接近而无法一劳永逸地获得。 作者简介： 徐敏，1974年生，江苏涟水人，文艺学博士，现为晓庄学院教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见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序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 见1978年《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 王德威对夏志清的这一观点立场，有精准的把握，参阅“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但是，夏志清的矛盾之处在于，《小说史》中对有些作家的评价，显然又受到他自己的政治意识的支配，他对左翼文学的评价较低，显然与此有关。 [1]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新文学的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 [1]刘半农：《中国之下等小说》，引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 载《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 [1]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 乔治·卢卡契：“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引自[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202页。 [1] 乔治·卢卡契：“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引自[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205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4页。海外学者李欧梵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鲁迅没有“从故乡以外的经验中取创作素材”可以看作是他有意安排在其艺术中的一种“局限”。鲁迅在家乡的世界里寄寓更深广的意义，在他早年的见闻中找出象征。参阅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7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1] 在“悼师友卢飞白”一文中，夏说他“从1942年大学毕业那年就潜心研究艾略特，把他的诗和批评读了再读”，可为佐证。《文学的前途》，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1页。 [1] [英]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页。 [1] [英]利维斯：《伟大的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2-93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1] 叶圣陶：《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引自叶子铭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79页。 [1] 吕剑：《在叶圣陶家里》，出处同上。 [1] 叶子铭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79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 [1] 李欧梵提出，正是借助于主观的叙述方式，鲁迅将自我置于反讽的位置，这种主观紧张与客观距离的结合，形成了鲁迅小说现代化的主要之点。《铁屋中的呐喊》，第7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 [1] 琳达·诺克林：《现代生活的英雄：论现实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1] 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283页。 [1] [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3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 [法国]阿兰·罗布-格里耶，“小说的前途”，引自《20世纪文学评论》(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91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1] 王晓明：《潜流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1]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9页。 [1] 琳达·诺克林：《现代生活的英雄：论现实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1] 叶圣陶：《叶圣陶选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 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文语，引自《现代生活的英雄：论现实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1] 《新文学的传统》、《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分别为夏志清的文集名。 [1] 夏志清：《人的文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1] 夏志清：《人的文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186页。 [1] 夏志清：“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引自《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1] 许道明：《插图本中国新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3页。 [1] 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卷跋里，司马长风说：“这不是一部最好的中国新文学史，但却是一部最初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年版。第324页。 [1] 参阅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1]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页。 [1] 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 司马长风：“答覆夏志清的批评”，《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版。第277页。 [1] 司马长风：《新文学史话——中国新文学史续编》，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103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1] 对于司马“纯文学”的主张，香港学者陈国球和王宏志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解和评价。王宏志从司马长风鲜明的政治立场读出他在“非政治”的前提下，造出了政治性的结果。即以作品的艺术性为工具，打击否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家。(王宏志：第19页)陈国球则将司马的“纯文学”理解为弱者反抗的武器，从消极的意义上肯定这一文学立场的价值：司马正是以“抒情”或“缘情而绮靡”的主张，去与现实世界做对接，而又抗衡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主流论述“政治先行”观点。(陈国球：第227页) [1] 参阅[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6页。 [1]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1]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1]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5页。 [1] 鲁迅在《两地书·二十四》中曾说过他的所想与所写有“为别人”和“为自己”的区分，见《鲁迅全集》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80页。 [1] 鲁迅：《夜颂》，《鲁迅全集》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1] 参见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27页。 [1] 参阅[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6-207页。 [1]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小引，第3页。 [1] [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4页。 [1] [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5页。本文中，安敏成指出，西方当代的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家们，敏感于文学模仿论之中的诸多哲学困境，甚至已经厌倦谈论现实主义。自夏志清与普实克的著作之后，西方对五四文学最具雄心的研究已转而集中于该时段文学史中其他较为边缘性的取向。从他的评论可以看出，虽然中西方学者对“现实主义”一词不约而同表示厌倦，但原因却不尽相同：西方学者是陷于其“哲学困境”，国内学者多为受限于“意识形态”的框约。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1] 夏志清：《文学的前途》，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1] 路易·阿拉贡：《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序言”。见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 对这一点，夏志清可谓耿耿在心。2000年谈“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时，他还怏怏地提到：像刘康这样在美国任教的内地学者，总说我大捧沈、钱、爱玲，而隐瞒了我也敬佩张天翼的事实。假如读者们知道我也大捧张天翼这样的共产党员、左派作家，刘教授给我定的罪名——以政治偏见褒贬作家——也就难以成立了。 [1]具体可参阅最近出版的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许道明《中国新文学史》对这几个人的章节分配。 [1] 夏志清：“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引自《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36-437页。 [1] 季进：《夏志清先生采访录》，文章来源：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newcc/index.php。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1] 参阅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3页。 [1]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引言，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页。 [1]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02页。 [1]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79页。 [1]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201-202页。 [1] 转引自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1] 普实克对夏志清最主要的批评，其一是政治的“偏见”，其二是文学研究的“主观”。参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版;王宏志在《历史的偶然》中认为，无论曹聚仁如何强调他的“求真”“求实”，他对于史料的编排与叙述无疑也还是非常主观的：其实，传统史学中所说的史家“秉笔直书”也不可能真的绝对客观，最“正直”的史家，自觉地要代表正义公理，所谓臧否是非、彰啖善恶，实际上也是下了主观的判断，这些判断背后也是隐藏着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神圣的史家与卑劣的刀笔吏其实在性质上没有分别，二者都是对于一些已发生的事件作诠释，只是在出发点上容有不同罢了。(第41页)这实在是一番很机智的议论。但是，如果我们将所谓主观与客观置于“绝对化”的立场谈论，将“主观”一词意义“普泛化”的同时，是不是无形中消解了“客观”的概念?其实，对任何事物的谈论、辨析，都是有一定前提和限制的，如果为了表现学者的机智，而无视语言运用的常识，是不是会将学术研究逼入某种死角? [1] 曹聚仁谈到，他和陈子展、曹礼吾、黄芝冈等人曾就当时胡适、钱基博等人的文学史高谈阔论，批评各家之短长，彼此意见，并不相同，而且争得面红耳赤之时，并不很少。见《文坛五十年》，203-204页。那么，由曹聚仁执笔的文学史，当然不免于“一家之见”。 [1]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40页。 [1] 陈鸣树：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序。 [1]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简短的前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1] 王光明：《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82页。 [1]“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第二期。 [1] 据说，王晓明准备写一部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视角的文学史，我们拭目以待这部新型文学史面世。 [1] 参阅陈国球对司马长风的批评，见《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46页。 [1]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1] 指出这一点的吴晓东先生是一个对“文学性”抱有虔诚的理想主义态度的学者，但这一期望对于夏志清是否可能?我依然持有怀疑态度。夏志清文化身份认同过程中出现的“分裂的主体”，是不是处于同样的文化境遇中的学人难以回避的倾向?最近由龙应台对大陆的批评文章中，我更印证了这一印象。 [1] 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原载：:苏州大学现代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所 www.zwwhgx.com。 [1] 夏志清：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