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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后期先锋派作品选集 1980年代后期，李陀和其他的批评家、编者宣称——同时也促成了——一批新的短篇小说作家的诞生。在英语世界，他们经常被称为“先锋派”（the Avant-garde），很有点像是说他们是后毛泽东时代首屈一指的作家。他们现在都已成了经典作家，主要归功于李陀。这些作家包括格非、马原、余华、叶兆言以及孙甘露。上文提到的苏童和莫言因他们更具实验性的创作常常也被归入其列。还要加上残雪，无论是她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创作，都比男作家的作品更具试验性，也 “更难读”，并且创作此类作品比他们还要早一点。她的作品无论是在知性还是社会性方面，都不太符合先锋的概念，因为她的创作与被社会认可的那些男作家的“严格意义上的先锋”有距离。 到目前为止，新潮小说确实是一个潮流，而不是批评家的臆想。吊诡的是，新潮小说好像既有意逆反于自我意识的高潮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卡夫卡、福克纳、意识流以及为试验而试验的残雪），又逆反于寻根派。新潮小说的叙事并不总是依循逻辑法则和常识，但里面有很多故事事件，不乏地方色彩成分，还有虚构的历史。在苏童、李锐、格非，特别是刘恒的笔下，新潮小说甚至有新写实主义趋向，带有各种各样的自然主义的、嘲讽的、象征的、浪漫的和喜剧的意味。另一方面，余华和马原的作品，既有内容荒诞无稽的魅力，又有怪异叙述人称的情节趣味。余华是目前唯一出版了英译个人文集的作家——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翻译了他的《往事与刑罚》（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译得很好——在他的作品里，叙述者对他叙述的内容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漠；在马原那里，叙述者有意向读者表白自己是个撒谎的叙述者。他们将后现代主义引入中国，但没有像日本和台湾的新写作那样，屈从于媚俗。有了这些成就，中国文学现在在主题和创作风格上得以全面的展示。吊诡的是，尽管很多小说都隐约表现了作家在道德上对文革的疏离，但还没有一部小说能深入那个事件而揭示其全部的复杂性。老作家如刘宾雁等，批评年轻作家不直接反映和批评“社会”，但对这些新潮作家来说，毛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之于他们，就像是古老的历史。他们尽可随心所欲地虚构，或者彻底忽视这场革命。 新潮文学为学院文集的编辑提供了绝好的材料，也成了英语国家的中国和亚洲文学课堂上理想的教学内容，但新潮文学并没有像对短篇小说那样，对长篇小说也起到促动作用。这类小说有“情节”，但常常故意对有争议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事件熟视无睹，特别喜欢耽溺于个人、（伪造的）历史、（蒲松龄式的）荒诞不经和奇特的效果。赵毅衡称这类先锋小说为“元小说”；明显的历史题材就这样撇清了与不久前发生的历史现实的干系，因此很多作品似乎也是元历史的（metahistorical）。无论如何，新出版的英译文集“与中国拉开距离”，而不是减少华裔批评家通常的感叹：西方对中国文学更兴趣的是社会内容而不是其“艺术”技巧。不仅如此，尽管大多数经典先锋派作家仍生活在中国，英译文集收选的作品比较广泛，有80年代的作品选，也有流亡作家的作品。事实上，读者现在可以在已出版的好几种文集中，挑选翻译得最好的优秀作品。以社会内容为文集编辑目的的日子，已过去了。 王晶编的《中国先锋小说》(China’s Avant-Garde Fiction)为新潮小说翻译树立了很好的学院派标准。王晶只将7个先锋派作家作为重点，揭示了格非、苏童、余华、马原的不同侧面，对他们的发展过程作了深刻的揭示。大体说来，他们的想象是一座高潮现代主义的迷宫，投射出无因果关系的关于时间和世界的迷人幻象。“新小说”的“现象学”叙事也非常明显。“中国特色”好像就是热衷于元叙述游戏、玩弄虚假的历史，热衷于描写和叙述的象征方程，热衷于对异己世界意识的探讨以及时间怪诞循环的情节。 英译中国文学文集中规模最大的，是刘绍铭和葛浩文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文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这部文集是对刘绍铭等人合编的优秀文集《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集（1919－1949）》（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可惜现在已经绝版)的大幅度修订，更换了先前文集的一半以上内容，增加了诗歌和散文。从大中华的视野，将各种体裁的选择范围扩展到1949年后，译文精彩绝妙。选材很内行，既包括有社会异议的“乡土”小说，又有台湾更新潮、更先锋的作品，还包括好几篇“古典作品”以及大陆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作品；大陆文学方面，偏重于较年轻一代作家以及实验作品，而不是1980年代前期的新现实主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部收有87位作家作品的文集，居然没有收入一篇毛泽东时代的大陆小说。尽管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创作军事美学压倒了社会趣味因此不选入，但它们的独特性以及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依然有历史意义。这部文集有毫不掩饰的倾向性。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是选1949－1976年的作品，但选入的几乎全是台湾和香港文学作品。因此之故，不便将此文集作为那些敏感学生的指定读物。杜博妮和雷金庆撰写的新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提出，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发展路线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然出现了。哥伦比亚文集对散文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King-fai Tam 也编了一部完整的“散文”，或者称小品文文集《自己的园地》（A Garden of One’s Own）。时间范围是1919－1949年，但是Tam正在准备编一部续编，将时间范围扩大到现在，并且选入了台湾散文。 格里高里?李编的《汉语写作与流亡》（Chinese Writing and Exile），收入了论述中国流亡作品（特别是诗歌）的论文，以及李欧梵颇受好评的论述中国民族和地区身份的论文。1949年前出生的聂华苓和於梨华，依然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在台湾——她们的文学兴趣得以养成的地方——出版优秀的中文小说，并已在开拓“谭恩美式的”主题——自我流放的中国人的焦虑。聂的《桑青与桃红》（Mulberry and Peach）讲述的是一个女人1949年离开中国时面临的精神分裂（化为桑青和桃红两个人物，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心理）。后来她发现自己为躲避警察藏在一个封闭的阁楼上（象征她选择的避难所——台湾），最终，她从美国移民归化局逃了出来。 这部小说采取的复调手法吻合了她的精神分裂症?。高信生编的《中国海外作品的本土性：当代女作家评论》（Nativism Overseas :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对聂、於、陈若曦及其他在台湾颇富盛名的自我流亡作家作了很好的分析。 戏剧与诗歌 中国的戏剧，由于受到官方审查以及电视和其他娱乐节目的冲击——总而言之，深受观众锐减之苦，尽管出现了以高行健为代表的先锋派剧作家——长期处在自我声称的危机之中。1980年代的一些有影响和有争议的剧作，收入在两部英译选集中：颜海平编的《戏剧与社会：中国当代戏剧选集》（Theater and Society: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和余晓玲（Shiao-ling Yu，音译）编的《文革后的中国戏剧》(Chinese Drama After the Culture Revolution)。这两种文集译文都很好，所收入的也均为公认的主要作品。遗憾的是，两种文集大部分选目重复，都收入了高行健借鉴《等待戈多》创作出来的《车站》（Bus Stop）（余选本还收有高的《绝对信号》[Alarm Signal]），王培公的《我们》(WM)(他的作品当时被禁了)，魏明伦的“荒诞戏曲”《潘金莲》（Pan Jinlian）。颜编的选本收入了郑义为吴天明的著名电影《老井》编的电影剧本。颜和余的选本还收入了其他戏剧作品，这些戏剧曾对中国观众产生影响，但似乎不大可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 高行健的新剧作收在文集《中国的流亡写作》（Chinese Writing in Exile）中；《山上的树》收入了其他先锋剧作的摘译和沙叶新有名的话剧《马克思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Marx)。中国的戏剧从那时起走向了通俗化、音乐化和与外国合作的道路。令人感兴趣的试验话剧，1990年代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创作，尽管一般大众知之甚少，且并不总能得到上演。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陈小媚(Chen Xiaomei)在《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中，对1980年代的话剧和观众反应作了深刻的回顾。这部著作强调了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即某种积极的影响（对爱德华?萨义德的一种修正）。 在中国迅速商业化的社会中，诗歌是不兴盛的，与在我们的社会情况差不多。但是现在在文学史确立了地位的“朦胧”诗人——官方历史中还没有，因为很多人，如北岛、江河、杨炼等人都在流亡——一直在寻求新的意象，寻找新的译者来翻译他们敏感变化的声音。在西方流亡的诗人似乎并没有像小说家那样停止了创作——顾城除外。他在1993年自杀，骇人听闻地杀害了妻子，结束了自己的事业和生命。幸运的是，并不是很多朦胧诗的翻译都是重复劳动。后毛泽东时代的诗人（“新生代”）已加入到朦胧诗人行列，他们认为北岛过时了。几个新诗人的诗作已收在《北京/纽约》（Beijing/New York）、《红色杜鹃花：中国文革以来诗歌选集》（The Red Azalea: 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国当代诗歌选集》(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里。 普及版译本中，有一本《红土地上的女人》(Women of the Red Plai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oetry)。这部文集鱼龙混杂，既收有新出现的优秀诗人作品，又选入了毛泽东时代平庸诗人的蹩脚作品。《红色杜鹃花：中国文革以来诗歌选集》对学者来说是部编选精当的文集，因为它收入的后毛泽东时代诗人的人数最多，范围最广，不仅收有北岛之后的优秀诗人作品，也收有毛泽东去世后重获创作生命的老诗人。诗人兼编辑家爱德华?莫兰（Edward Morin）提供了诗人最详尽的诗人生平创作背景资料，并且为入选的优秀诗人配有一二首中文诗作。另外，李欧梵为此书写了精彩的导读。这些英文译文，甚至包括上文提到的多多的诗歌，因诗句时常缠绕不清，似乎有些乏味。唐纳德?芬科尔（Donald Finkel）在《破碎的镜子：中国民主运动诗歌选》（A Splintered Mirror :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Democracy Movement）里翻译的同样诗篇，也同样乏味。但芬科尔的译文不止是“意译”，有时还添加些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芬科尔一定是通过合作者才搞清楚中文意思的）。但其他文集的译文都很准确。《来自暴风雨：中国新诗》（Out of the Howling Storm: the New Chinese Poetry）以同样的方式，收入了很多中国新诗。其中很多是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翻译的，译文引人入胜而优雅。《译丛》和很多小出版社重新翻译了很多朦胧诗，包括杨炼、江河、多多、芒克的诗歌。《来自暴风雨》这部译诗集独特的地方，是收入了朦胧诗派之后新出现的7位新诗人的诗作。在《今日中国》期刊上，巴恩斯通、约翰?巴科姆（John Balcomb）和其他译者关注的仍是著名的朦胧诗人，但所译的诗歌一般都未曾有过英译。 杜博妮翻译的北岛诗歌，做到了理想中的既优雅又准确。孔慧怡等人翻译的《山上的树》、《舒婷诗选》（Selected Poems of Shu Ting），由森?格尔顿（Sen Golden）和朱志瑜负责、集体翻译的《顾城诗选》（Selected Poems of Gu Cheng），也做到了优雅而准确。《顾城诗选》收入的诗歌既有代表性，又很广泛，包括了顾城的三部诗集，并且对他个人情况以及他的蒙太奇式语言提供了相当多的信息。顾城的语言好像是孩童还没有学会说话时的语言。陈顺研（Mabel Lee）编辑出版的《面具与鳄鱼：中国当代诗人杨炼及其诗歌》（Masks and Crocodile : A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and His Poetry / Lian Yang）收入了一些杨炼自称的神秘短诗，并附有一篇解说性的批评导言。Brian Holton翻译了杨炼诗集《无人称》（Non-Person Singular）中的一些诗作。以上两种诗集都采取了英汉对照的形式。由奚密(Michelle Yeh)编辑和翻译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是一部精当的文集，编辑、装帧和翻译都非常雅致。该诗集将中国朦胧诗人和后朦胧诗时代的诗人与他们20年代的前辈以及台湾诗人作了比较。 台湾和香港的中文小说 冷战导致汉学家和美籍华人很长时间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看成是似乎相互竞争的文学，尽管双方在社会、自由和文学趣味都有很大不同——事实上，大陆和台湾直到80年代才可以读到对方作家的作品。 由中国流亡者带来在美国学术界中激发出的竞争能量，产生了丰硕的关于台湾文学方面的作品。刘绍铭编的台湾短篇小说集（同中国大陆一样，短篇小说在台湾也是主要小说类型）《香火相传：台湾小说选集》（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保持了其此前编选文集的风格，选材精良、翻译精湛而引人瞩目。齐邦媛、王秋桂编的《玉米田之死》（Death in a Cornfield），延续了这个传统，收入台湾以及移民到北美的台湾著名作家新近创作的短篇小说，再现了其精微和繁丽。 早些时候，夏志清在其权威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及其对台湾作家文学潮流的批评，以及与刘绍铭合编的《20世纪中文小说》（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中，提出了台湾高雅文学计划。颇受好评的台湾文学英译文集也有台湾本身出版的，如多卷本的《当代中国文学：台湾（1949-1974）》（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1949-1974），其中收入的大部分是1949年迁徙到台湾的大陆作家的作品。《雏声》、《青梅》和《中国笔会》（一种台北出版的期刊）也刊登了令人感兴趣的译作。《淡江评论》刊登比较文学文章。 刘绍铭和台湾的文学史家如叶石涛等，近年来也探讨了1895-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台湾文学创作（其中有的是用日文创作的）。有几部译作将收在文集中出版，或出版单行本，如吴浊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The Fig Tre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