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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已收入王德威、季进主编的《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一书，若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一節 境外、流寓与离散 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作为封闭的帝国开始对外有了新目光，一个从地理意义上的走向世界举动，迈开了帝国的蹒跚步伐，也撼动了摇摇欲坠的体质。从官方意义的官吏陆续出国游历考察、派驻外交使节、留学生赴洋深造，到民间士人的政治流亡、流寓、经商，老百姓的移民，新的流动版图其实铺陈了由外窥内的目光调整。就历史与思想层面的考察，这可以是中国近代化的思索起点。无论是仕绅阶层，还是职业官僚，当着眼于知识分子的流动意义，每一趟的举步，都蕴含着新的经验结构与心灵目光。文化的播迁与碰撞，往往在知识分子的流动历程中带出了空间化的时间经验。移动的旅程是摆渡的时间，在心灵与形式之间探索种种新的可能。无论考察或流亡，周游各国的体会却加速检验古老帝国的衰颓时间。每一种新式的时间意象，都可视作每一流动的地理背后转换的时间意识。黄遵宪在伦敦写作〈今别离〉遭遇的是现代技术时间，却修正了千古以降诗词传统的离愁别绪，「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写电报、「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写时差、「自君镜匣来，入妾怀袖中」写照片。梁启超在往夏威夷的渡轮上以公历记载日记，康有为在日本悼念戊戌遇难弟兄的「百年夜雨神伤处」到流亡期间完成未来愿景的《大同书》、文人间交游共享的诗歌新意境「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甚至象征新图像时代的仙台医专的鲁迅「幻灯片事件」，都一并说明了地理的流动生成了需要被自我内在处理的「现代」时间意识。 是故，在具备文人性格的知识分子身上，出走与落脚之间，心灵的踪迹无异可以视为空间化的时间感。时代交替，文人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回旋，敏锐的现代体验往往是文学生产的动机与动力。而文学发生意义的场所，在于启程、行旅、落迹，每一时间的缝隙都可能是一个现场，文学意义的现场。 作为汉语文学的发源地，中国大陆位处中心的视野长期成为被观察与参照的主流生产。其实早在明代时期的一阵台风将沈光文误送到境外的台湾岛屿，却开启了台湾文学的发展轨迹。文人的境外流寓隐约预示了迥异的文学实践及可能。随着不同阶段的历史际遇，殖民、移民，任何形式的迁徙流动，重塑了心灵体验与存在之感。尤其清末民初恰是遭逢忧患世局，人口的大举迁徙与文人的移动，其实可以看做千年来文学体质与文学版图的重大转变。近代汉语文学的表述随着广泛的境外经验必然遭遇的异地、异族、异文化冲击，文人由外在因素影响(殖民、流亡、经商、出使等等)而自主或被迫的迁徙中，体验的已是「现代」的氛围。这当中浮出地表的是西方帝国的殖民势力，挟带启蒙式的文明与技术，整顿了东方的存在体验与时间感。换言之，写在境外的汉语文学重新架构了文学的意识。近代的汉文学表征的不仅是悠远的汉语写作传统，而是扣紧境外经验的生存之感所遭逢的现代性风暴。而境外的迁徙及行旅在某个程度上指向了离散意识(diaspora consciousness)正可说明举步及落脚的两难。当离散这个词汇从犹太传统的解释范畴，扩大为涵摄了生存暴力威胁的被迫式散落及迁徙的社会学概念 ，更凸显了近代以降迁徙的历史现实。无论身份认同、文化归属、经济困境、异族矛盾，或多或少都在迁徙者身上留下印记。固然并非所有境外的写作者都有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现实重担。但晚清以降的时代裂变所造成的生存结构经验的改变，座落于中国境外的台湾岛屿及南洋的汉语写作者，就其心灵及时间层面所折射存在感，又岂能置于风暴之外。更精确的说法，文人在境外流动当中戚戚焉的存在体验，其实隐含了汉文学的新特质。就其现代性冲击的对照而言，近代汉文学具备了汉语的文学生产中别具现代意义的存在样态：飘零而自足，保守却求变。既以传统诗词寄寓家国胸怀，表征时事;却也相濡以沫以共享的传统教养所散发的光晕安顿己身，另谋出路。换言之，新旧、古典现代序列位移的时代缝隙中，文人在迁徙移动中的审美姿态及存在感性，诉诸于文学实践的精神结构，我们不妨以离散现代性概括之。最初的离散都从一段行旅做为起点，有的短暂流寓，有的长期移居，有的继续流动迁徙，循环不息。个中的差异，不在时间长短，也不在旅程多寡，或有无归返故乡。而本文意图以离散现代性勾勒的是一种在境外流动过程中建构文化主体与认同的存在特质。无论忧患之身与流亡之躯，写在境外都是一种越界及跨界。跨越的不仅是国界，而是心灵与时间的边境。于是，我们不妨扩大解释：所谓离散，始于行旅却不止于行旅，而是迁徙中游移的主体意识及认同。这不局限于霍尔(Stuart Hall)所指称的文化身份 ，还包括本文所关注的现代性意义下的审美意识：以诗存身。 无可否认，中国人的旅行经验开始的很早 。早在汉代的史书就记载了班超、张骞等人的异域见闻。而唐代以降的玄奘《大唐西域记》、郑和下西洋时绘制的航海图，及其助手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等记载旅程的文献，对于域外经验的风土民情叙述，也从不马虎。不过这些素朴的旅行笔记，大体仍作为单纯行旅中的相应产物。至到清代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一位从未跨出中国封闭疆界的文人，却在历代中外文献资料中考察撰述了中国地理学上具备重大意义的《海国图志》，以纸上的文字地图深远的拓开了清帝国底下知识分子的视域。「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地图背后的目光，由外窥内，倒置上下，因此天朝自尊、夷狄位阶都有着转变，在地理认识与想象空间上影响了诸多晚清时刻走出帝国僵固空气的知识人。因为帝国存亡的危机，现代科技器械导引的战争败局，以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经验，在时代的趋势中逼使着有识之士的主动及被迫出走，从而在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面向深刻启动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变。 但出走的当下，除了避难与讨生活的中下层的流民及难民，其余在文化及文学场中具有象征意义，甚至具备文化资本(capital)的硕学通儒、知识官僚、感性文人、绅商阶层，流动的踪迹就不仅是个体意义的行旅。因此本文的目光，锁定在走出晚清时刻，知识阶层的文人离境以后发生的文学流动意义及文学生产的可能。摊开文人的流亡、流寓路线，推敲可能绘制的文学地图，可以发现文人坐标的位移启动不仅是文学的离境，还是文学在新的地理空间意义上有了特殊的经验结构。若以传统词汇的「域外经验」描述近代汉文学的旅行遭遇，有趣味的部分不一定是窥异猎奇的「域外」，而是伴随行旅无以回避的文学生产空间。从三界(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掀开序幕的近代文学历程，着眼在区域流动的界面，旅程的足迹往往是最值得注意的部分。走出中国大陆，活跃周游在日本、台湾、港澳、南洋的所谓「旧文学」文人，屈指一数就有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丘逢甲、章太炎，丘菽园，潘飞声、许南英等人。而新文学时期，因为留学流亡、国共内战、日本侵华等因素在东亚、东南亚区域流动的文人，也有胡适、鲁迅、苏曼殊、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陈独秀、张我军、刘吶鸥、锺理和、胡愈之等等洋洋洒洒一长串 。这些行旅者有的短暂逗留、有的流离颠沛、有的落地生根、有的埋骨异地，其自身单纯或复杂的旅程形式不一，古往今来也不足为奇。流动旅程的背后固有家族谱系、个体生命与时代氛围的描绘。但文学的意义不纯然响应个人生命体验，恰是可以探勘旅程中文人相互缠结且相应开展的文化生产。诗文唱和的文字因缘，交游接应的公共事业，活络了晚清民初时刻汉文学的想象与实践空间。 在这群流动者的历史图像中，可以初步勾勒几个近代汉文学的播迁型态及文人的流动类型。从派驻使节、官方游历及考察经验开始，这些走出中国疆界的使节大体具备文人特质。在感受异域经验之际，转化而成的文学目光与养分，滋养着文学形式的思考。学者饶宗颐就新加坡个案所分列的三种文学类型考察：「日记、游记」、「地志、杂述」、「散文、诗、词」 ，大体揭示了数量相当庞大的境外「旅行文献」。这其实可以看作是寄存了「异域」档案的汉文学书库。书库往内刺激文人想象与知识经验，往外则延伸为文学离境的生产空间，汉文学流动的档案夹。无论是有幸成册的文学作品，如驻日期间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1879)、左禀隆驻新加坡时期(1881-1891)的《勤勉堂诗钞》，或众多散落于文集及报刊当中聊备一格式的篇章，这些因流动经验生成的文学终要在汉文学网络中建制归档。我们可以视其为「使节型」的流寓型态。由于跨步出境的意愿，有其主动求知与政治的现实考虑。域外生命体验尤其敏锐，也担负教化与传达新知之功能。换言之，个体目光的调整，其实是拓展背后的集体视域。文学的境外遭遇，着眼经验层次的实证面，其内在反思落实于文学表达格式，相应有了改革的需求。文人在境外的写作现场，可以说共享着后来梁启超倡导的「新民」氛围。在结构意义上，汉文学是主动生成应变的主体，向新兴现场开放。 第二种因为家国氛围而离境出走，也同样揭开帝国之眼的流动文人，可以视为「流亡者」。因政治力量的压迫及国家局势的崩溃，主动或被动的流寓，都蒙上了政治流亡的意味。维新失败避走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固然是典型的亡命天涯。而乙未割台内渡避难者，如丘逢甲、许南英，或滞返台湾隐遁余生者如洪弃生、王松等人，甚至流亡台湾任职《台湾日日新报》的章太炎，肩负的依旧是时代流亡包袱。走在家国之外，客寓他方，既可以是地理意义，又何尝不是心灵版图。综观其一生的流动足迹，构筑故旧诗友网络，抒发忧国之胸怀以寄乱离之身，如同是延长遗民空间。相对历代遗民型态，值此世纪与新旧交替的遗民，重复了传统的结社唱和，却开展了焦虑的救国抱负。特殊的「现代」处境(新兴异国势力、文明与技术)有效的将乡愁及黍离之悲转化为介入时代的契机。流动本身可以调度流亡光环，另辟事业战场。无论政治意义的革命保皇，还是文教理想的保教保种，政治或文化遗民都是一体两面。文学的实践意义，着眼的应是资源挪移，那移植往外的现场，是另一个文化想象与政治舞台。 至于相对官方意义的民间行旅，无论商业贸易、旅游过境或谋生移居，没有政治光谱，也相对欠缺文化加持。他们一般没有巨大的文化象征，只是乱离之世以文字汲汲营生的文人。这应该是「最大宗」的流寓文人。清末时刻受聘新加坡《叻报》主笔的叶季允是如此，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学南来文人如巴人、艾芜等更多这样的例子。其中除了郁达夫的失踪南方还有几分影响力及传奇意味，真正移居异地而能有所开展，另起炉灶的还当属晚清时刻流寓新加坡的丘菽园为重要起点。早期南洋财力雄厚的流寓者不乏其人。从学徒崛起为事业家的陈嘉庚、在砂劳越拓殖有成，参与办报、革命事业的黄乃裳都是著名例子。但丘菽园的巨商家庭背景，搭配其深厚的文学根柢，相对让其文人习性与实践能力创造了更大的挥洒空间。从文社、办报、兴学，接济文人政治活动，所有近代文教及政治事业他几乎全力动员也参与其中。而文学场的作用隐然成形。挪用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理论，文学之于此等流寓文人，成了功能性的「耗费」(Expenditure)资本。这可以命名为第三种「名士型」流寓文人。 无论名士风流还是饱满自足的文化资产，流寓而移居异地，作为忧患时代的新兴知识分子，他的舞台需要文化光环的中介。网络中原文人南渡，主持南洋的文化事业，文学耗费的背后积累为当地文学空间的资产，推动地方文教建设。丘菽园能够调度的资源多，实践力强，且同时开辟多个活动场。其搭建的舞台以儒者之姿回应近代中国局势，也招收弟子延续自身的文化教养。在文教蛮荒的南洋，丘菽园是新兴文化场的明灯，一个文学起点的象征。可惜急速耗损的财富却与个人文学与文化事业的式微成正比。但丘菽园到底为边陲南洋打开了文教折口。 第二節 汉文学的地图与空间 各类型的流寓文人所建设的文学空间，其中颇具观察意义的则是相应而起文学公共领域。文人办报、组织诗文社、推行儒学、孔教运动、办学堂等公开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开辟了文学园地及推动文化存续。文人交游的相互响应及抬举，应是文学公共领域背后的轴线。流动、流寓、流亡三种表述，彷如三种姿态。但文人在区域文学空间相互交织迭错的交游网络，却是一体的汉文学经验。相对不同的离散路径，恰好为整体的汉文学勾勒不同的现代性线索。 文人位移的标志，既重新塑造了空间形式，也直接暴露的空间的内在型态。因为游移者既有其主观意愿，也有其不得已;文人所代理或代言的「文学」，随着文人足迹的移动而成主导产物，诉说着空间化的生命体会。走出晚清的中国文人，调整后的视野，有了眼光下的革命。文学的形式革新，纳入新兴经验与现代意识。从海洋贸易的观点出发，境外由海路往南方延伸的边陲地带，华人踏足在南方异域也早有记载。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还是一部最早的私人南洋旅行纪录。只是百年来的商贸及朝贡关系，南洋移民不绝，却不曾有文化生产。倒是晚清随着官吏文人南下，才真正开启了新兴的文学空间。其中以新加坡如此弹丸之地，先后就有使节左禀隆创办会贤社、继任者黄遵宪开办图南社进行征联比赛推动文风。黄尤其意识到「窃冀数年之后，人材蔚起，有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 。就文化生产而言，其奠定了以文学而教化的南来文学轴线。此外，承接富商父亲遗产的丘菽园作为接济政治流亡者的海外地标，先后接应了康有为、容闳、梁启超。丘作为诗才卓约的文人，抱负却不小。他先后纠结了一群流寓诗人群体，其中包括流亡在台湾之外的丘逢甲、许南英，滞留台湾的谢道隆、王松、洪弃生、郑香谷。更有大陆的黄遵宪，以及小说界的先锋林纾、曾朴等人。换言之，丘菽园既有古典诗学的教养，又以小说理论回应着新时代的小说界革命。当然，更开办《天南新报》(1898-1905)、《振南日报》(1913-1920)参与中国境内的政治议题，在移民社会联系当地土生华人开办女子学堂，试图以雄厚财力介入中国的文教政局，也规划海外的文化场 。丘菽园以文人品味及文化资本积累成而的文学空间，最大的意义在于构筑近代汉文学内部文人交游的区域文学场，同时以宴饮酬唱、诗文互通的迭错网络交织而成文人的心灵经验。对此延伸的意义，丘菽园是相当清醒且有所意识的：「近四五年中，余所识能诗之士，流寓星洲中，先后凡数十辈，固南洋荒服历来未有之盛也」 。丘菽园主导的新兴文学场，不应只视作个人事业格局，而集结不同文人资源推演的文学互动现场，实乃呈显出颇具生产力却也新旧暧昧的汉文学实践。无论是相互依存的流亡及遗民氛围，还是维新后保皇或革命的政治高潮，文人寄托其间的文学活动，是以诗文唱和胸怀，也在政治信念里互通有无。但恰是这样一个流动形构的文学空间，其内在经验是重迭错置的。在个体心灵意义上既可各取慰藉，好比丘菽园的《红楼梦分咏绝句》(1898)为核心构成的海外红楼文化圈，众文人响应酬唱，寄托遗民身世，成了世纪交替的红学现象 。但文人也面临政治立场及认同差异的现实，而后有丘菽园与康有为的绝交复交，与丘逢甲的疏远。换言之，迭错的文学网络，指向了美学空间的心灵交流，也展现了地理迁徙有其流动的现实需求和意义。 当我们试着理解汉文学作为动态的文学空间，文人移动的代表意义其实颇有可观之处。就在晚清时刻，甲午战争的结果将台湾割让日本，引起了一批流亡人潮。从明郑、清领经营下来的文学版图却在此刻凸显了汉文学的重要意义。在抗拒异族殖民，寄托黍离之悲的需求下，汉文学有了抵抗姿态。无论流亡在外，或滞台及归返的文人，初期的文学态度始终是抗拒的。流亡者的空间，其实相对亡国之悲的封闭心情，其相互牵引的网络则是开放的。丘逢甲流亡期间交游的粤东诗人群，兴学办校其实开展了其自身更大的活动能量。台湾林朝崧成立的栎社，以弃绝的朽木自诩。而诗社高举的汉文学旗帜，象征弃而后生，以汉诗寄存余生。台湾的诗社林立，成了遗民以诗的内在空间过渡存在的时间。汉文学在这样的氛围中，为总体经验切割出流亡界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