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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已收入王德威、季进主编的《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一书，若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历来，世界各大城市的唐人街，都给人一种神秘、保守而又充满暴力的印象，而美国的唐人街更是如此，许多中外电影都围绕着这个印象制作出一幕幕血腥的帮会仇杀场面。在外面的人(outsider)看来，唐人街代表着保守、落后、肮脏与罪恶。在许许多多有关唐人街的历史记载中，这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强调： 旧唐人街虽然位置优越，但外观显得陈旧，声誉也不好。这个街区几乎都是些快要倒塌的房屋和贫民窟。这些房屋少则两层，多达四、五层，分布在狭窄的巷道之间，巷道不分昼夜，到处人满为患。这些楼房的底层被变成仓库、餐馆、商店之类，楼上则用着住房、出租公寓或旅店。多数楼房都有暗室或地下室，那里有鸦片烟馆、赌场，以及其他不可告人的犯罪场所。 . ……杜邦街是唐人街的起点，一度曾居住着大批美国妓女，据一位卫生官员说，他们属于“最低贱的人。 ……罗斯巷一度被称着“谋财害命”巷，因为那里的白人妓女占有的财产比华人还多。而且那里发生过凶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载，都来自白人史学家的著作，因为早期的华人移民多是商人或“苦力”出身，根本没有“书写”历史的能力和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作品或许可以为窥知真相打开一扇窗户。于是，“水仙花”(伊迪丝•伊顿)创作于19、20世纪之交的《春郁太太及其他作品》(Mrs. 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1912)首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一 “水仙花”：“美德不是白人的专利” 同为欧华混血儿，出生于同样的家庭，伊顿姐妹对自己族裔性的认同却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伊迪丝•伊顿取用广东话取笔名为“水仙花”(Sui Sin Far)，尽其一生把笔锋指向种族、性别歧视，在为中国人争斗的同时也为妇女尤其是工人阶级妇女说话。温妮弗瑞德•伊顿却起了个日本笔名Onoto Watanna，编造了一套日本家史，创作了“灰姑娘”系列的发生在日本的浪漫故事，十分迎合当时的西方读者。 由于种族、文化的偏见，十九世纪以亚洲人为主题的英美文学中，充斥着亚洲人的漫画式形象，华人被描写为“古怪”的、“难以理解”的、“不可教化”的“异教徒”，唐人街因此被看着肮脏污秽的罪恶渊薮。但“水仙花”的态度却迥然不同。在她的笔下，华人的形象是有血有肉的，丰满的，他们的情感是真挚的、细腻的;而唐人街也充满了邻里、亲戚间互帮互助的温暖亲情。 在《春郁太太及其他作品》中，有《一个嫁给中国男人的白人妇女》这样一篇动人的故事： 故事的女主人公米尼(Minnie)是白人妇女，她与白人丈夫詹姆斯(James)的婚姻很不幸福，因为詹姆斯自私、自大、没有家庭责任感却热衷于政治和“妇女投票权”(women suffrege)。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在外争取“妇女投票权”的人，在家却有“虐妻”的暴力倾向，最后迫使米尼与他离了婚。米尼本来是个速写员，离婚之后，由于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无法找到工作，而孩子偏偏又生病了。走投无路之际，米尼抱着孩子，企图跳水自杀。在紧要关头，华人商人刘康希(Liu Kanghi)救了她。刘康希把米尼带到了唐人街自己的亲戚家居住。刘家过的是华人大家庭的生活，他们对米尼和孩子的照顾非常细心周到，让米尼感受到了华人大家庭的温暖。更难得的是，在米尼四处找工作却没有着落的时候，刘康希再次伸出援手，让米尼给自己的商店作绣花的工作，使她过上了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时，前夫詹姆斯巧遇米尼，看她比原来漂亮、精神很多，又想复婚。尽管詹姆斯以要夺回孩子相威胁，米尼勇敢地与之斗争，坚决拒绝了詹姆斯的要求。与此同时，米尼答应了刘康希的求婚，与刘结为夫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并生了一个混血的孩子。然而，故事的结局是悲剧的：作为华人商会改进会的成员，作为娶了一名白人妇女的思想开放的华人，刘康希总是想要变革华人社区的一些成旧习俗和规章制度，遭到“反对进步者”的仇恨和突然袭击，不幸被枪杀了。 故事在揭露白人对于华人的种种偏见的同时，通过女主人公米尼的观察，我们看到了唐人街的华人家庭成员之间互帮互助的关爱之情： 他[刘康希]把我带进了亲戚家里，这是一个华人大家庭，他们都是友善、单纯的人。刘家父亲[刘家松，刘康希的叔叔]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年，他是一个加工珠宝的工人，由于在一场事故中废了一只手，不能胜任工作……作为刘家最能干的侄子，刘康希基本上承担了刘家的日常开销。 生活在华人家庭之中，女主人公米尼不仅品尝到了家庭的快乐，人生的快乐，更认识到了一向遭受白人歧视的华人的品格和价值： 我与刘家松一家生活在一起，继续为刘康希工作[绣花]，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和平而快乐地过去了。艺术绣花成为我最喜欢干的活。这项工作既有报酬又愉快，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活着的价值。看着我的孩子与华人孩子一起长大，我感到由衷的安心和满足。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美德不是白人的专利，我对刘家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跟他们所有的朋友都熟悉了。我曾经对外国人的偏见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个故事中，唐人街的华人家庭充满了爱意和温暖，没有让米尼感到任何种族差异带来的隔膜，而刘康希对她的爱也来得那么自然、含蓄，丝毫不带进攻性。在挽救了米尼的生命之后，刘康希并没有急于追问她的过去，也没有向她求爱，先是安排她进入自己的亲戚家居住，然后又解决了她的工作，使她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在近两年之后，在米尼向他坦露了一切心迹之后，他才慎重地向米尼求婚并娶她为妻。 从下面这一段米尼与其前夫詹姆斯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米尼对刘康希的倾心和满意，看到刘康希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 “啊!你堕落了”——他[詹姆斯]的表情是邪恶的——“那个油滑的小个子中国佬已经赢得了你的心!” “赢得了我的心!”我叫道，也不管别人会不会听到。“是的，他像一个男人一样光荣地赢地赢得了我的心。你凭什么嘲笑他那么优秀的男人?你虽然有六英尺高，但你卑微的灵魂却不能与他伟大的灵魂妣美。他不仅挽救了一个陌生的女子，还把她当着女人温柔地呵护，尊敬她，爱护她，还给了她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他使我们不仅不靠别人的施舍过活，也不靠他的施舍过活。现在，听着你背后这样诋毁他，我终于知道了我以前还不明白的一点——我是爱他的。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滚吧!” 因为爱，米尼嫁给了刘康希，她知道这样做会招来许多美国人的歧视，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爱我的人给我的幸福远远胜过了那些人的赞同或者反对，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在我困难的时候只想看着我像狗一样地死去。我的中国丈夫虽然也有缺点，有点脾气急躁，有时也有些武断，但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他从来没有试图剥夺我做女人的特权。我总是能依靠他，信任他。我觉得他就在我的身后，保护我，关心我。这一切，对于一个普通如我的女人来说，胜过其他的一切。 米尼的真情告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中国男子形象，看到了唐人街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中国人的宽容、厚道，看到了华族文化对于其他种族的巨大吸引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中的不和谐音：刘康希最终被枪杀了，是被自己的华人同胞杀死的。文中说，刘康希是因为太“进步”被谋杀的，娶一个白人作妻子，当然也在“进步”的“罪名”之列，在十九世纪的美国，这不仅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事，也是华人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事。在此，“水仙花”表现出对于华人及华人社会的客观态度，她意识到了种族问题的复杂和种族沟通的困难。 而在十九世纪白人主流作家的笔下，华人是鸦片烟鬼、妓女、骗子、杀人者或狡猾的恶棍。即便是“同情”华人的白人作家“也把华人看着低于人类的动物，除非被教化成基督徒，否则没有道德感。” 最能体现传教士们这种“拯救异教徒中国佬”呼声的是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的《三寸金莲的小姐与其他唐人街故事》(The Lady of the Lily Feet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town,1900)。这本比《春郁太太》早出版12年的书关注的尽是唐人街的华人妇女被迫缠脚、被打和被拍卖的残暴行径，中国妇女处于男人的束缚之下，等待着基督教的救赎。这样，美国普通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印象无疑会越来越糟糕，中美文化的裂痕会越来越大。而作为欧华混血儿的“水仙花”，可以说是华族文化的局内人(insider)，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深厚情感使她的表现唐人街的方式完全不同，她的故事都是关于普通家庭生活的，讲的是胜利的或者受挫的爱，她的华人人物形象都是立体的，有个性的，而不是克拉克笔下那样平板、单一如木偶人的刻板形象。 把《春郁太太及其他作品》放回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更加能够理解“水仙花”创作的巨大意义。对于这一点，林英敏和怀特•帕克思在为重新辑集的《春郁太太及其他作品》的序言中特别指出： 水仙花的故事在许多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第一，这些故事展现了19、20世纪之交的北美唐人街画卷，故事的创作既不是她那个时代的‘黄祸’文学形式，也不是传教士文学的形式，而是充满善意、富有真诚的同情心的作品。第二，这些故事传达了中国人和北美华人妇女与儿童的心声，打破了华人沉默、隐形的刻板印象，突破了只讲述‘光棍社会’而忽视为数不多的华人妇女的文学程式。第三，在美国社会中异族通婚当着非法的历史时期,‘水仙花’的小说首次介绍了亚洲人与白人结合所生的混血儿童的困境。 而“水仙花”创作的意义，还不仅仅是这些。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迄今为止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其难能可贵之处：其“存在主义”式的终极追问精神，其面对真理、为弱势群体讲话的勇气，其感为天下先的先锋精神，是我们今天一些华裔美国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从“水仙花”的创作，我们了解到了有别于白人历史学家笔下的华人与唐人街。在她的笔下，美德不是白人的专利，白人主流视为污秽、肮脏的唐人街是一个充满人类美好情感的社区，白人视为不可理解的“异教徒”同样充满了仁慈之心。《春郁太太及其他作品》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华人形象，有象刘康希一样的见义勇为的华人男性，有春郁太太那样亲近四邻，对美国有着独立见解的华人女性。当然，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水仙花”对于华人与唐人街的描述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倾向，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是为华人伸张正义而写作，所以对于华人及唐人街的描述大多是从肯定的立场出发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水仙花”笔下的白人形象大多不讨人喜欢，比如《一个嫁给中国男人的白人妇女》中的白人前夫，以及伊迪丝从小到大所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歧视华人的白人们。可见，从源头开始，华裔美国文学就是一种身份政治，一种“立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osition)，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二 严歌苓笔下的唐人街：“顽韧生物”的聚居地 严歌苓的《扶桑》1995年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奖之后，于1996年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同时由香港“天地出版公司”以及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引起轰动，好评如潮。 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北美“淘金热”之后，一个中国的乡间女子扶桑，被拐骗、流落到旧金山唐人街后变成一个妓女的故事。扶桑的魅力吸引了白人少年克里斯。克里斯在12岁那年第一次见到扶桑，就深深迷恋上了她。而扶桑也爱上了克里斯，视他为“唯一不同的一个男子”，并在心底“暗暗等候他的长大”。但横亘在扶桑与克里斯之间的种族、文化、阶级、年龄的差异注定了这段异国情恋结局的悲凉：在一场唐人街暴动中，白人纵火烧毁了华人的店铺、房屋，奸淫了唐人街的华人妇女，名妓扶桑当然没能幸免，她在一辆破旧的马车里遭到了包括克里斯在内的白人暴动者的轮奸。对于这次“意外”，扶桑默默地承受了，她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咬掉每个强奸者的一颗钮扣，特地把属于克里斯的那颗金色钮扣永远地藏在自己的发髻里。而克里斯则从此背上了一生的良心债务：他无法摆脱灵魂的拷打，于是想到了救赎和偿还：他参加了华人女性拯救会的活动，帮助拯救和教育华人妓女;他甚至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提出要娶扶桑为妻。但扶桑并没有接受克里斯“献身”般的爱情，而是选择与华人大勇在刑场上结婚，成为就要上绞刑架的大勇的新娘。扶桑“慷慨的布施、宽容和悲悯”彻底地征服了克里斯，以至于克里斯用一生的思恋去偿还扶桑，并且终生反对迫害华人，反对华人间的相互迫害。 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艺术经典中，东方女性总是被定型为“脆弱的、美丽的、悲剧的”形象 [120]，其典型就是普契尼(Giacomo Puccini)歌剧中的蝴蝶夫人，那个被美国白人军官抛弃而自杀的日本女子。自一九0四年以来，《蝴蝶夫人》成为世界上最常演出的十大歌剧之一，受到白人、尤其是白人男子的无限青睐，因为剧中的蝴蝶夫人满足了他们“东方主义”的窥视欲，证明了西方的强盛和成熟，东方的柔弱和幼稚。 而在《扶桑》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美丽、健壮、温和却不乏坚韧的东方女性形象，她如同从人类的洪荒中走来的地母，浑身散发出“古老的母性、早一期文明中所含有的母性”，她“健壮、自由、无懈可击”。 正是这样无私、宽容的母性吸引了年轻的白人男孩克里斯，成为他永生永世逃不出去的爱的天罗地网。由此，我们看到了严歌苓要颠覆西方主流文学中东方女性柔弱、被动的“刻板印象”的努力：在那场东西方遭遇的异国情爱中，扶桑一直占据着主动的、控制性的地位，而克里斯则是被动的、从属的;从扶桑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东方文化潜在的富饶和美丽，东方的成熟和坚韧。扶桑是一个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东方妇女形象，那么让人耳目一新，那么具有颠覆意义。扶桑的塑造，是严歌苓创作成功的主要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