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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和路 圣保罗在“罗马书”里宣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新约•罗马书》：8,22-23)并补充说，受造之物将作为上帝之子得到解放。在这种意义上的受难，是我们此世生活的一部分，只能在来世上克服。把人类生活看作苦难的生活，这种看法暗含着一种空间的、世界的和身体的紧张状态：在这个世界上，享受是不可能的，而享受是来世的一个必然的部分。叹息发生在此时此地，也非常自然。把人从他凡俗的身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上帝的荣耀，只能在将来被认识到。因此，人类的身体在此必得受苦;然而，人类的心灵，由于它的精神能力，能够愉悦于想像未来的解放。这种思想方式，不仅对基督教是典型的，而且正是在这种思想方式的设想中，任何种类的“自我实现”必得是精神性的，否则就只能坐等无望了。这种思想方式对古希腊哲学是必不可少的，而古希腊哲学正是《新约》的根基。 20世纪通常被称为仇恨的世纪、流放的世纪或者(集中)营的世纪。我称之为动荡的世纪。在全世界几乎把每一个人都抓在手里的这种精神动荡，有一部分必定和承诺性的政策有关。这种政策是说，现代性必须发动起来，为的是按照现代性的规则摆脱传统、取代传统。现代性的法理何在?这是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曾经提出的问题。(Blumenberg 1988)这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问题，因为大家或许因此会觉得提问者缺乏资质，毫无助益地固执于往昔，而不太会认为他是一个有资质的、敏锐的、有头脑的人物。自从“五四运动”(1919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对现代性孜孜以求，正如在刚过去的一百年里经常是如此;他们甚至恨上了传统，不但在理论上恨，在实践中也恨：从1919年到1979年之间，他们毁坏的中国传统文化资产，他们杀害的自己人，比从1840年到1949年之间帝国主义列强毁坏和杀害的更多。如今，你必须到日本去找中世纪中国建筑的最好样本，到英国去阅读关于中国的最广泛的历史记录，或者到美国去发现中国最好的图书(摆放得并不凌乱)。中国人信仰现代性，因为他们信仰唯物主义或物质主义的允诺。自从现代主义以来，允诺一直仅仅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件工具而已。现代性证实自己的至高地位有道理，靠的是允诺：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向任何方向走。法国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允诺，一直是这样一个展望：人正在走的这条路，处于彻底的黑暗中;有朝一日，这条路会变成一条引导人们走向最明亮的光辉前景的路：Per aspera ad astra!或者Zur Sonne, Brüder, zum Licht!(“走向太阳，弟兄们，走向光明!”)在这条路的终点，据说将没有饥饿，没有战争，没有痛苦，正直的人也不会死。1949年之后，中国不但装模作样地相信自己已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而且就在她最近的过去，已经实现了这条路：比方说，在1972年和1974年，小说家浩然(生于1932年)，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大陆作家，在他的小说《金光大道》里为这条路画了一幅画。在他眼睛里，伴随着50年代的土改运动，中国已经走得好远了;社会主义刚刚开了个头儿，却几乎等同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这路，这光，这种形象化的说法从何而来?乍一看，似乎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但细审之，我以为只剩下一个答案确能切中有害。关于“大道”这个词条，一些大部头的辞书，如《汉语大词典》所列的意思是：“XXXX”(《礼记》)，“XXXX”(《礼记》)，“XXXX”(《庄子》)以及“XXXX”(自唐以后); 但是，这里不曾稍稍提及光和路有什么联系!唯一的一个比较晚近的例外，等我一做完如下的解释就来讨论。我们不得不深入做些思考，并允许有人提示我们《旧约》里的预言，说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将会看到大光。我们还不得不立刻想到《新约》里的三个神圣的国王，他们跟从一朵巨星的光，找到了救主耶稣。关于“路”的象征功能，同样的典故也找得到。尽管在任何文化中，路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非常普通而古老的象征，但它也总带着宗教的弦外之音，也一定和拯救和诅咒有关。例如，我们可以参考《圣经》“诗篇”第1首和第139首：义人的“路”是与恶人的“路”对立的，永恒的“路”是与罪人的“路”对立的。可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和光之间的关系是相克相生的：尽管“道”可以被圣人照明(明道) ，像(新)儒学所认为的那样，但在道家那里，道和光没有关系。道必定是幽暗的(玄)，而非明亮的。一般而言，你可以说光可以被认为是和暗等同的。在阴和阳、月亮和太阳、夜和昼、影和亮等等的交互作用中，光被看作对暗的补充。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光不占统治地位，因为任何特别的强调都会毁坏《易经》所铺陈的哲学体系，即道的体系;由于阴阳相互作用，道的体系表明它自己是一切存在的根基。 三、太阳、时间和幸福 尽管关于道(way)的观念以及关于明亮和黑暗的看法，在中国传统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曾经注意这个问题，但《旧约》以及与之相当的宗教信念，却确实允许我们做出下面这种简化的处理：就是因为“道路”有神圣的背景，所以黑暗与光明也是宗教的范畴，而这两个范畴最终也能够在任何世俗传统中发现。在最近二百年的世俗传统中，与暗相对的光，在西方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中已经取得了政治和道德地位。尽管在艺术中黑夜已经变成了现代性的最重要的象征，但它并没有以一种相似的偏颇方式影响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艺术家们经常把现代世界描绘为一个处处黑暗的领域，没有传统之光;而革命者把过去看作黑暗力量的化身，把目前的时代看作一个即将破晓的新时代。 除此之外，按照“马太福音”(第3章第13-14节)和“路加福音”(第13章第24节)的说法，诅咒之路是宽的，而拯救之门是窄的;按照一首仿效《圣经》中的“诗篇”的德国赞美诗“Macht hoch die Tür , die Tor macht weit”(“把门打开”，1642/1704)说法，只有“der Herr der Herrlichkeit”(“荣耀之王上帝”)才能走上这条“宽路”。然而，《金光大道》的思想却代表着某种范式改变，因为路在这里被认为是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一个领袖带领他的广大人民走在这条道上。 你或许以为浩然和他的作品已经过时了，但你这么想，你就没有给五四运动以来在西方世俗思想影响下发生的中国精神变化以一个公平的待遇。浩然并不是一个先驱人物，他不过是一个后来者。当郭沫若(1892-1978年)在写他的那部很有影响的诗作《女神》(1921年)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广泛使用光和暗的人。这本诗所提供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式改变，最是清楚而激进。在中国传统中，夜晚的样子通常没有道德性质(参考顾彬Kubin 2001);太阳呢，正如上文所言，也没有超过它在阴阳观念当中的那种与某个对立面相辅相成的作用。郭沫若着迷于太阳崇拜者尼采的魔咒(Sloterdijk 2001: 54-70)，创造了对太阳的狂热崇拜，对一个取代了老太阳的人造太阳的崇拜，将驱散一切黑暗。正是这个太阳，最终采取了毛泽东的形象。 1942年以后的作家，多多少少都对这一方案有所贡献，对黑暗和光明这种语言有所贡献。 郭沫若和他那一代人，被突如其来的对全人类幸福的展望，冲昏了头。建立在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共产主义最后胜利的基础上的这种信念，后来世世代代的人仍然都有。比方说，在1998年，李秋零(生于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教授，用德语说了下面这番荒唐之辞，来评论1949年之后中国的发展(他当时在法兰克福发表一个关于基督教和中国的公开演讲)： Die Chinesen haben weder Erkenntnis noch Interesse an der christlichen Mystik. Auch der einheimische Taoismus hat seine anziehende Kraft verloren, denn nach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wurde den Chinesen eine glückliche Zeit beschert. (Li 1999: 120; emphasis by me)。 对基督教神秘主义，中国既无所知，也无兴趣。甚至本地的道家学说也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被赐予(bescheren)了幸福的时光。(Li 1999: 120，重点是我加的)。 我在这里不得不连德语原文一起引用，因为演讲者用了一个特别的德语词，这个词有基督教背景：bescheren这个词，用来描写在圣诞节前夜送孩子们礼物的那种做法。换言之，幸福是带给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就像孩子，他们在1949年接受了基督徒父母给的礼物。你也可以说，幸福是可能的，一朝得之，可享一世;唯一的先决条件，这似乎是必要的，就是物质极大丰富这个基础，以及对财物的公平分配。这也是1968年西方左派中间的一个普遍信念;他们有这么一种坚定的信念，即一个人生活的真正的满足，必须也能够在此时此地得到实现。儒迪•杜茨叔克(Rudi Dutschke)，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领袖，一度如此宣告：一种完全有意义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上的先决条件，已经完成了，必要的只是让人民以公平的方式来分享社会财富。他说这番话，是学舌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一些想法。马尔库塞抨击希腊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把幸福看作一种纯粹的心灵状态，看作某种只具有内在性和精神性的东西。(Marcuse 1971)阿多诺有一句名言，快被大家引用烂了：“Es gibt kein richtiges Leben im falschen” (“There cannot be a true life within a wrong one”或“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这话接近于下面这种意思：在全世界完成了彻底解放以及实现了对物质财富的公平分享这种状态之前，没有什么人有权力觉得幸福。 这说法有两层意思：首先，它和基督教的信念相抵触;基督教的信念是，只有在最后审判日，真正的欢乐才有可能。其次，它暗示这么一个意思：一个人的、一国人的、一个社会的“错误的生活”，能够以如下方式被克服，即有朝一日“真正的生活”能够为每一个人找到，能够被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所共享。基督教徒知道这个世界(包括他自己)只能是不完善的，一个人在最后的拯救之前也有权利不完美。坦率地说，前者使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所承受的负担更沉重了，比一个基督徒的负担还沉重，因为基督徒知道这个世界，包括他自己，是不完善的;在找到拯救之路以前，一个人是有权利不完美的。 在这种意义上，你该以新的方式来理解谢林对现代人和现代世界的令人信服的定义;他说现代人是破碎的，现代世界是一片废墟。不该说出什么理由来抱怨缺憾，不该说出什么理由来要求重新建造一个新世界;而是应该帮助人们在前进的路途当中认识到如下这一真知灼见：(幸运的是)任何种类的存在都极度缺乏完美性。在《旧约》中，耶和华神的庙可以被捣毁;在《新约》中，基督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尽管如此，“以赛亚书”第52章中说，颂扬“耶路撒冷的荒场”是可能的，因为，正如看门的告诉听众和读者的那样，你可以在瓦砾当中找到神。你也可以问：“Wo bleibst du, Trost der ganzen Welt[…]?”(“你，这世界的慰藉，什么时候来啊[……]?”)正如一首德语赞美诗所唱的，“O Heiland, reiß die Himmel auf”(“啊!救主，打开天空”，622/1638)，但你不该得出结论说：人在此生此世必得延迟他对安慰的渴望。对阿多诺而言，“一种在真实生活当中的真实生活”(a true life within a true life)是个什么意思，我不甚了然;我想那恐怕是极度的完美，就像文革时期的那些带着白痴般的微笑的绘画表现的那样。我倒宁肯过“一种在错误的生活中的错误生活”，免得我陷入(政治)允诺的陷阱;这种允诺，可以轻易把一个人搞成个傻瓜。 我以前反复表明：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在一个世俗化了的世界历史当中，作为一个世俗社会，也取得了一席之地。 尽管我不得不面对一些批评，我仍然确信：毛主义的基本设想，不过是对基督教教条的重新解释或者错误解释。 《新约》福音教导人们说，通过基督的自我牺牲，基督徒“从律法的诅咒下得到了救赎”，他们不再是“Knechte unter dem Gesetz”(“在律法的诅咒下的奴隶”)(参见圣保罗：“加拉太书”第3章)，而是神的孩子。你必须把这一点牢记在心，才能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努力实行的这种范式改变。在这一改变了的范式的指导下，据说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已经抛弃了奴隶的枷锁，因此他们的子孙能够成为“毛主席的好孩子”。由于中国人民的苦难被简化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Bowker 1999: 165-192)，那么克服这种苦难、把人民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就相对容易了;1949年以后建立的这个政体，诗人郭小川(1919-1976年)颂之曰“人间天堂”(Chen 1999: 101)。如果单从其政治方面来看，发生于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自杀”年代(参考von Coillie 1992)的作家们的这些故意歌唱党和党的领袖的颂词，部分地要遭到误解。比方说，胡风(1902-1985年)的长篇颂诗《时间开始了》(Chen 1999: 22-24)，隐含着一个宗教信息。此诗作于1949岁末与1950年初。它把毛泽东赞美为人类的完美，它荣耀劳动人民的苦难，它敬仰在天安门广场上死难的革命者的灵魂，它颂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业。在这里，“时间”是什么意思?只有把它理解为kairos，理解为完满而积极的时间(“gefüllte Zeit”) ，它才有意思。kairos一词的神学部分，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某事或某人的到来，他或它将在身后留下痕迹，并且决定着一个政体、一个社会、一个公社或者一个教区的未来命运。正如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前文提到的颂歌中的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出现在大海之上，凌驾着万顷波涛。他为什么被大海擎上了最高峰?当然，或许有人会对你提到大禹，他是治水的;但你也可以想到耶和华，他的灵浮在渊面上(“创世记”第1、2章)，或者曾经降伏滔天湖水的基督。毛泽东不仅仅被呼为太阳，正如基督徒在向神恳求的时候也把神叫做太阳和光一样，他还被称为伟大的舵手，这或许又有一层基督教的寓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