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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人文杂志》（马来西亚） 2002 年第 5 期 1999 年 6 月，《亚洲周刊》与 14 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学者联合评选出“ 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鲁迅以《呐喊》独占鳌头，同时其《彷徨》也荣居第 12 位。对鲁迅毫无争议的推崇 [2] 从某种程度上鲁迅在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上的举足轻重。显示也为这种推选出具了左证，如规模盛大和层次丰富、精深的 “鲁学”作为一门显学的生计勃发和研究的如火如荼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还要指出的是，从鲁迅自身来看，他的驳杂、幽深、独特、艰涩和创新实践等等往往需要研究者倾注满腔热情和全副精力，或简而言之，研究鲁迅需要相当的独到的智慧。李欧梵则蹊径独辟，以他精明的“狐狸”式的智慧再塑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人间鲁迅”，并“让鲁迅从官方回到民间，从革命神坛回到文学世界” [3]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除偶尔在年代次序上略有颠倒之外，为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连贯性，全书基本以年代先后划分。第一部分主要探究了鲁迅从童年到作家这个时段的生活（从心理学角度）和勾勒了他对文学传统的认识及其学术研究层面；第二部分为主体部分，则是对鲁迅的短篇小说、散文诗和杂文这三个主要文类（ genre ）的阐释与分析，其中短篇小说尤被侧重；第三部分则集中研读了鲁迅的最后十年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同时探讨了当时少人关注的鲁迅对苏联文学及理论的汲取与借鉴。 现代性：传记研究与形式推进 尽管李欧梵自称是“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学者，实际上在《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他主要探研的还是鲁迅的“现代性”（ Modernity ）。对于众口不一、变幻莫测的现代抑或后现代，李欧梵本人不愿界定，“现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后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系列的问题非常复杂，我是故意绕着讲 …… 所谓徘徊也包含迂回的意思” [4] 。 应当指出的是，迂回和徘徊并非只是困惑与犹疑，而更是一种灵活的探寻，也“可以跨越边界，组合、设置新的两端” [5] 。无庸讳言，研究鲁迅的现代性必须注意中国情境，即“要把中国的思想放在某一种 context, 他自己的某一种 context ” [6] 。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性的独特之处认识独到，“当‘五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西方美学现代主义的反抗情绪时，并未放弃它们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等等的信念”，同时在中国现代性中，“个人与集体并无必然的分裂” [7] 。同时，他更强调了中国现代性内涵在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有效性，在中国语境下，现代性更多呈现为一种整体的追求，“在中国文学史上现代性从未实现过” [8] 。 李欧梵论述鲁迅对现代性的追求在该书中的贯穿，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 1 现代性在鲁迅个体思想、角色的现代转换的表现； 2 鲁迅作品现代性的技巧创新与实验。 对鲁迅个体思想与角色现代转换的剖析，李欧梵主要运用了传记批评理论，如人所论，“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自发的，而是某一特定个人的产品。因而要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深入了解创造这一作品的个人” [9] 。李欧梵运用了心理学角度在梳理鲁迅早期人生历程时，剖析鲁迅心理的诅咒（ curse ）与他作出革旧创新的人生选择不无关系，而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则加强了这一选择，并使他认识到科技是国家富强的钥匙，当然到日本后的好几年思索中才使他意识到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是不符合他的性格与志向的（页 10 ）鲁迅思想与角色的重大转变是他作出了弃医从文的抉择，幻灯片事件观看的过程其实就是和他的同胞这一整个群体建立起心理联系的过程，而这一群体却是力弱、贫穷、心地简单的人们（页 17 ），而这也促成了鲁迅对整个国民性（“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的形成与缺陷的探求，也明白了病根并不在人们的身体。 饶有意味的是，李欧梵对鲁迅自日本回国后的郁郁不欢的十年的精妙分析，传统与反传统（ Counter-Tradition ）的辩证观照。李欧梵似乎并不完全同意林毓生所讲的，“它们仅仅是鲁迅文学一书形成与内容可资利用的原料，它们只有艺术上的技术意义，而对其思想和道德判断并无实质承担”（页 28 ） , 他认为鲁迅这一时期的独自思索是他以后文学创作的温床。在鲁迅享有盛誉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李以为对鲁迅的再评价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给神话与传说以极重要的地位，以为它们是宗教、艺术、文学的源泉（页 31 ），鲁迅在六朝和唐代的“原始虚构”（ proto-fictional ）作品中找到了一个鬼魂或幻想的世界，这是中国想象力的真正来源（页 32 ）。这无疑是李欧梵对鲁迅重审传统中现代性挖掘与弘扬的特别观照；（二），鲁迅对小说传统的再评价更具历史意义的地方，就是这种写文学史的观念迥异于传统文本考据。他对每一文本的价值与缺陷的确认和找出作品中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的努力都具首创性。李欧梵认为鲁迅的现代性视野使他在对传统的审视中也特立独行地凸显了其现代性品格，鲁迅似乎是想写一部中国小说的文化史，不仅涉及小说的风格和体式的发展，而且还有许多其它更重要的问题（页 33 － 34 ）。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对鲁迅晚年的日益政治化的思考，其实也是对鲁迅和“左联”及苏联文学、马克思主义更多是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 [10] 的现代又实际选择的另类思考。以“革命家”“谥号”为鲁迅加冕，实际上是扭曲了鲁迅，李欧梵认为，“鲁迅是一个内心生活极丰富也极深沈的人，完全不是当时大陆某些学者所‘捧''出来的形象”（自序页 1 ），而李对鲁迅晚年逐步倾向马克思主义情况（如原因、脉络等等）的许多精彩分析都体现了他对鲁迅的现代性独特追求的洞察，而并非如某些大陆学者硬将鲁迅打扮成共产主义战士的机械又肤浅的政治操作与书写 [11] 。 李欧梵所勾勒的鲁迅对现代性的追求还体现在他文学作品中现代技巧的实验与创新上。李对鲁迅现代性创作技巧的论述也是依据体裁来进行划分：小说、散文诗与杂文。应当指出的是，李对鲁迅杂文的重视（专列一章），“从中国文学传统的背景着眼，肯定了它在文学中的‘合法席位''，又把它和鲁迅其它作品的特色一并作整体研究，论证了它高度的艺术价值”（页 275 ）。这反映了李欧梵的大气与客观，因为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鲁迅的杂文缺乏文学性（ literariness ），一些著名学者（包括夏济安、夏志清等）对其杂文都评价甚低，甚至断言鲁迅文学生涯从 1926 年开始终结 [12] 。 李欧梵很重视文本分析与情境的密切相关以及论述的整体性与贯通性。他探究鲁迅作为创造性艺术家的“现代性”之前，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写的首先是短篇小说？因为这种文言小说最先打动鲁迅的创新感的，或许就在于它是自由与简练的结合，它向鲁迅挑战，要在压缩的形式中作出丰富的创造（页 57 ）。简而言之，“旧瓶装新酒”成为鲁迅小说现代性追求的初步探索。 鲁迅的短篇小说目前已被普遍认为是“五四”小说的经典，分析它们的一种方法，是看作者如何通过转化并超越中国传统的影响，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注入某些新的东西，同时有意识地借鉴西方文学（页 58 － 59 ）。这无疑是李欧梵对鲁迅小说现代性技巧的评判标准。他以《狂人日记》为例，不仅探讨了他深邃与石破天惊的思想深度，而且还对该文的创造性结构 ---- “文本套文本”，文言文“序”和白话文日记正文之间的微妙张力，“虚构的反讽”，在这种双重结构所作的乐观与悲观的双重处理中，鲁迅显示出了高度反讽意味。我认为这是这位现代作家天才的决定性的特色（页 63 ）。 李还将鲁迅的现代性实验技巧做了画龙点睛式的梳理与概论，如人物刻画（《孔乙己》、《明天》），象征主义（《药》），简短复述（《一件小事》），持续独白（《头发的故事》），集体的讽刺（《茶杯里的风波》），自传体说明（《故乡》），谐谑史诗（《阿 Q 正传》）等等（页 64 ）。他还敏锐地指出，鲁迅的叙述艺术，也就是表现人物以及人物之间互动关系的方法，就应是他的技巧的最重要的方面了。应当说，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地发展小说叙述复杂艺术的第一人（页 69 ）。在论及其它小说，甚至散文诗时，李还指出了鲁迅独特的内心独白的戏剧虚构（页 72 ），文贯中西的“抒情性”（页 73 ），以及他超越现实主义技巧的“象征叙述”（页 73 ）等等都可视作鲁迅清醒的对现代性的追求。在论及鲁迅杂文时，李欧梵也一样将笔触聚焦在鲁迅现代的创新中，即探研鲁迅在普遍的古文传统包围中，是怎样超越了种种限制，创造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使他的杂文可以肯定是“现代性”的书写（页 130 ）。 回到中国历史时空中来，鲁迅的“现代感”和“独特性”无论是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还是被有些人或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都更凸显出他对文学创作现代性的不懈追求与锐意实践。同时鲁迅所处的创作鼎盛的 20 、 30 年代，“在国际文坛上是现代性的文艺和革命性的左翼思潮交错互溶的时代，鲁迅的思绪自有其国际性的视野，我们不能完全把他局限在中国‘国民性''的讨论范畴之中” [13] 。李欧梵的现代性视角的切入无疑给了我们认识与理解鲁迅的一个独特评判。 “狐狸”：来去自如与聪明过剩 面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深邃的“民族魂” ---- 鲁迅，单纯靠某一理论的诠释往往会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可以说顾此失彼、难免偏颇，而李欧梵所自况和推崇 [14] 的“狐狸”型的理论方法则针锋相对，显出了论述的很大程度上的得心应手与游刃有余来。当然，“金无足赤”，这种方法亦有其不足之处，相应地，有时候其过剩的聪明亦吊诡地成为一把双刃剑。 这里的“狐狸”（ Fox ）源于 Isaiah Berlin 的一本小书《刺猬与狐狸》，如古希腊诗人 Archilochus 所言，“狐狸了解许多事情，刺猬却理解一件大事” [15] 。尽管对此语的理解众说纷纭，但狐狸的“转益多师”似乎得到了肯定，狐狸的思想“在多种层面上游移，它清醒地意识到事物的多样性、多姿多彩与丰富性，它描述许多现象自身迥异的本性，却不寻求将它们整合为一个密切相关的视界” [16] 。 具体说来，“狐狸”型的智慧在切入到《铁屋中的呐喊》一书时，主要表现为如下特点。 （ 1 ）杂。杂的含义广泛，既指广博，又指兼容并包，不被理论抓住。“因为鲁迅太复杂，我自己对鲁迅的复杂性没有办法招架” [17] 可谓一语道破事实及李的心声，但“狐狸”型的杂却较好地解决了这一令人棘手的问题，心理学、传记批评、历史、文学、革命、现代性等等诸多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也只有利用“狐狸”型的对症下药式的拼贴尚可以解决问题，广征博引而又不为理论所困，为我们再塑了一个活生生的鲁迅。 （ 2 ）细。注重细节、小的、轻的，以小窥大。李欧梵在该书中也成功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典型的狐狸型的 insight ，细节很多，旁敲侧击，闪烁其辞” [18] 。如书中对《狂人日记》与《铸剑》的精妙细读，则较好地彰表了鲁迅对现代性技巧探寻的不凡（甚至超过了它的同名的果戈理的原文本）和鲁迅对传统的巧妙阅读方式与天赋气质。 （ 3 ）疑。“作为狐狸就是对传统的质疑” [19] ，《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就是建立在对前人神话或扭曲鲁迅得出的结论基础之上，“我也崇拜鲁迅，但是总觉得神化鲁迅的政治运动，是违反了鲁迅的精神，所以我所作的是一件把鲁迅还原到一个人 ---- 一个五四时期的作家 ---- 的工作” [20] 。当然，对于该书中的某些立场，作者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质疑，“虽然我自以为和中国学者对抗，虽然我不满意中国的鲁迅研究，其实我仍然在一个‘毛文体''的框框理作不平之鸣，譬如这‘三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论其次序如何，我还是把鲁迅视为‘一家''，不能完全摆脱伟人传记的范畴” [21] 。 （ 4 ）变。如余英时所言的“ moving target ” [22] ，变、改、不重复成为狐狸型的又一特点。因为思变，才会有该书中的新见叠出；也正是因为变，迂回曲折思索，才有可能对五彩缤纷的鲁迅有一个通透的体认。 聪明的剩余。“ 一般来讲，真正狐狸型的学者是很聪明的，弱点往往就是聪明外露” [23] 。李欧梵显然对狐狸型的缺陷有自知之明。切入到其著述中来，尽管他较好地杂取了种种新知营构了作家鲁迅，但是，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讲，他论述的脉络贯穿仍缺乏应有的深刻性和独创性，文中的闪光点也较多，但往往因缺乏展开，让人读来形象并不特别鲜明。“现代性”作为他较为借重的切入点，似乎在论述的清晰性上仍可加强，尽管他采用了迂回挺进的手法。 当然在本文促狭的空间内详细论述鲁迅对现代性追求的复杂性是不切实际的，笔者在此仅作一提纲挈领式的论述。应当指出的是，在鲁迅自觉的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其实自始至终还贯穿了另一条他反抗限现代性的主线。这一点，李欧梵虽在第一和第三部分略有涉及，但并没有加以清晰梳理。早在鲁迅留学日本的 1908 年，他就在《文化偏至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对功利性和工具性的过度强调对个体人的可能伤害 [24] 并转而强调他著名的“立人”思想；在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影响下，鲁迅在坚信“新”与青年的进步性的同时，但在屡屡碰壁的过程中，鲁迅对此也有所保留；即使是他早期比较推崇的尼采的个人主义，鲁迅仍然是有限度的加以保留，反对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 [25] 。 即使是到了李比较侧重的苏联文学（其实也包含了俄罗斯文学）与鲁迅思想的的关系时，鲁迅实际上还是保持了他清醒的对现代性的反抗。鲁迅对苏联文学、思想及左翼文学思潮的亲近有异常复杂的原因，笔者在此试略述一二。第一，被激进左翼人士（还有郭沫若）等人骂作是“封建余孽”、视为不再进步的鲁迅在晚年的内心中其实充满了思想探寻的焦虑，作为当时处于上升地位的苏联文学与左翼文艺思潮适时地成为一种这种焦虑的资源；第二，在鲁迅身边的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对鲁迅的影响及思想拉拢，当然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第三，左翼文学联盟盟主的地位其实也有利于鲁迅展开韧性的战斗并团结各个社团流派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当然实际上，在这种结合中鲁迅还是凸显了相当的个性，尽管与它们的接近符合鲁迅现代性追求的内在逻辑，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被渲染为可以拯救个人与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对左联某些人的简单粗暴、盲目乐观以及党同伐异的倾向 [26] ，鲁迅在下意识中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的有针对性反抗现代性使他作出了相应的复杂选择。 该书中他更多从鲁迅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上强调鲁迅的现代性探索，西方文化与作家（品）（如尼采、施蒂纳、裴多菲、易卜生等）对鲁迅影响的缺席读来令人遗憾，尽管李在书中曾对此加以解释，但理由似乎并不充分。 作为一个汉学家，李欧梵的对鲁迅某些作品的处理仍未能摆脱当时的偏见 [27] 。如他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产出只有 25 篇，实际上只是计算了《呐喊》的 14 篇与《彷徨》的 11 篇，而将《故事新编》排除在外，这自然反映了他对《故事新编》的忽视，而实际上，我们如果纵观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故事新编”小说书写的实际情况：其繁盛与生机绵延不绝，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小说的次类型（ sub-genre ） [28] ，作为源头的鲁迅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但瑕不掩玉，作为 20 世纪海外研究鲁迅的第一部专书，李欧梵开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他的还鲁迅为人也显出了其准确的预见性、相当的独创性和难能可贵的开创性。 本文原刊《人文杂志》（吉隆坡）， 2005 年 5 月号。 [1] 应当指出的是，本文对该书的评论是参照原著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XUN (Bloomin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 pp.254 进行的，所以对于中文版本中的某些翻译错误予以改正，故引文可能略有不同。 [2] 《 百年的〈呐喊呐喊〉、〈传奇〉的世纪》及其相关报道， 《亚洲周刊》（香港）， 1999 年 6 月 14 日 -20 日，页 32-45 。 [3] 编者按，李欧梵《关于〈铁屋中的呐喊〉的再思考》，见香港：《明报月刊》， 1991 年 11 月号，页 46 。 [4] 李欧梵着《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页 149 。 [5] 陈建华语，见李欧梵着《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页 13 。 [6] 李欧梵着《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页 59 。 [7] Ou-fan Lee, “ Literary Trends I: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1895-1927 ” , in John Fairbank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Vo12, P.501. [8] Ou-fan Lee, “ Literary Trends I: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1895-1927 ” , in John Fairbank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Vo12, P.504. [9] 圣佩韦（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 ）语，转引自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页 51 。 [10] 可参周行之着《鲁迅与“左联”》（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1 ）相关论述或参王宏志着《文学与政治之间》（台北：东大图书， 1994 ），页 385 － 402 。 [11] 1949-1985 年以前的有关鲁迅后期思想的大多数著述都持有类似观点。 [12] 可参夏志清着《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 1979 初版）相关论述和李欧梵着《铁屋中的呐喊》页 275 。 [13] 李欧梵《关于〈铁屋中的呐喊〉的再思考》，页 49 。 [14] 如李欧梵在台湾《立报》曾经有一不定期专栏，就叫“狐狸洞呓语”，而他的一部杂文集就叫《狐狸洞话语》（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 [15] 转引自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3 ） , P.1. [16] P.M.S. Hacker, Wittgenstein''s Place in Twentieth-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 , UK & U.S.A.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P.98. [17] 李欧梵着《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页 13 。 [18] 李欧梵着《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页 14 。 [19] 李欧梵着《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页 231 。 [20] 李欧梵《关于〈铁屋中的呐喊〉的再思考》，页 47 [21] 李欧梵《关于〈铁屋中的呐喊〉的再思考》，页 47 。 [22] 李欧梵着《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页 6 。 [23] 李欧梵着《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页 5 。 [24] 具体可参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页 53-88 。 [25] （澳）马波·李〈从庄子到尼采：论鲁迅的个人主义〉，见乐黛云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页 236-257 。 [26] 具体可参注释 9 书目以及艾晓明《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一书。 [27] 如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 1979 ， 1985 ，页 40 ）曾提及“《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则反映了当时学界对此的偏见。 [28] 郑家建在他的新着《被照亮的世界－鲁迅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就曾将故事新编列为小说的一种类型而独立于历史小说之外。笔者在即将展开的博士论文书写中，会对此进一步加以论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