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1955年前后在`自由'派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中都孕育着某种即将露头角的东西,”因而,“1955年这个年份”无论在东西方都是“一个转折点的标志”,这一年以后的东西方历史学,都在“探索不同于传统的另一种研究方式”。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发端于1949年,但严格地讲,真正的转向也大约发生在1955年前后,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胡适批判运动”———这意味着学界向民国学术路线的集体公开告别。至此,当代中国史学开始了它迄今50年的崭新行程。在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再一次重新定向之际,回顾一下这一行程,可能十分必要。  王学典，《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我们看到,在实际的历史中,并不像历史学家所通常说的那样,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所以,任何所谓的“回顾”、“检讨”,几乎都是有立场、有预设的。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被叙述的,学术史尤其如此。坚持史料派和史观派的消长沉浮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变动的观点,是本文的基本叙事线索;通过描述近50年中国史学的变迁之迹,揭露其中所掩盖的不同治史路线之间的分歧,从而显示出一条眼下看来较为完善且有生命力的为学取向,是本篇论文的命意所在;认为历史研究的走向与历史本身的走向基本上是同步的,因而有必要对某些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进行社会史分析,是本文的基本预设。笔者申明,本文的写成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高度简化和选择的结果,尽管这要牺牲许多重要的方面和事实,但这不过体现了所有历史叙述都无法逃避的无奈。 当代史学的两大阶段 从学风丕变、话语系统转换、史观派与史料派地位的沉浮诸角度看,近5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大体上可区分为两个段落,这就是前40年和后10年。 早在1951年,郭沫若在对比新旧中国的历史学时就说,新中国的历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是: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等。陈垣的概括和感受更为具体:“过去我们这些人只凭兴趣,不顾需要;只愿单干,不愿集体;只爱专门,不爱普及;只重材料,不重理论;只顾自讲,不求人懂;只讲往古,忽略现代;只愿研究,不愿教课;只重著作,轻视讲义。”这些判断与描述,除有些可能为了强调新旧史学界之间的断裂而稍嫌夸张外,大部分则是可以采信的。新旧中国历史学之间的确有一条鸿沟。 新旧中国历史学之间的差异,现在看来,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之间的那种由来已久的差异。1.在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主张尽可能地撤除学术与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藩篱,力倡史学向政治靠拢;而史料考订派则坚执“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为学理念。2.在理论与材料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强调理论的先决地位,尤其将史观置于治学的初始环节上,甚至认为“没有理论,材料等于废物”,考订派则强调“拿证据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3.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的大变动、历史的大关节和时代的大转折,而这些大变动、大关节和大转折的叠合,则是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在考订派那里,一个字的古义的辨识与天文学上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价值,他们主张小题大做,选题越小越好、越冷偏越好,走向极端者则沉醉于对历史的细枝末节的追逐之中而不能自拔。4.在普及与专精、著史与考史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注重通史的写作与著述,特别关心历史读物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走的基本上是一种“史纂”的路子;考订派走的则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史考”的路子。在旧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20—30年代,考订派处在主流地位上,因此其所倡导的学风、路数、旨趣也就成为主流学风、主流路数,而史观派的学风、路数和述作则备受轻蔑。1949年后的中国,不只社会天翻地覆,学术界也同样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考订派连同其路数则被放逐到史学界边缘,近50年的中国历史学、特别是50年代前期的历史学就是在这一大势下展开的。 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前40年的中国历史学,我们可以把这40年大体划为三个小段落:从1949年至1958年,从1959年至1978年,从1979年至1989年。如果说从1949年至1958年的史学走向是史观派与史料派漫长冲突的余波的话,那么,从1959年至1989年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史观派内部的分裂及其冲突的时期。这一冲突在1979年以前纯是史观派的内部冲突,而从1979年至1989年,当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仍在剧烈进行的同时,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冲突在潜伏了近20年之后又重新启动。这预示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情景。 考订派从突然失势到逐步退出中心,史观派从一下子夺取了话语权力到最后完全控制整个史坛,是1949年至1958年近10年间史学界的总体图景。1949年,史界有影响的人物,除胡适、傅斯年和钱穆等人外,其余包括著名的“史界二陈”和顾颉刚等人及几乎全部少壮派则选择留在大陆。可以说,一个主体部分基本完好的史料学派仍屹立在1949年后的大陆史学界,虽然它在巨大压力下正处于急剧分化与解体之中。这个学派在应对这个对他们来说崭新的时代方面,表现出三种类型的姿态:幡然醒悟型、遗世独立型、艰难改造型。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艰难改造型”,反映了大多数考订派复杂而矛盾的倾向:想积极适应这个对他们来说很陌生的社会,但又处处感到格格不入;想和过去诀别以取得基本的信任,但又积重难返,步履维艰;想努力学习新东西接受改造,但又难以一下子丢掉他们看得很重的所谓“操守”。相当长时间内顾颉刚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得不到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可以看作是史料派整体的被冷落,他所感受到的轻蔑也绝不是他个人独特的际遇。但总的说来,史料派在50年代前期的生存境况与后来相比还是比较平静的。 不过,新的社会并没有耐着性子消极坐等这批唯物史观阵营之外学者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当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当然意味着唯物史观派学者在史学领域里的胜利。这对考订派成员来说本已构成生死存亡般的压力,紧接而来的一系列运动和措施,则使这一学派迅速走向瓦解:“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实证主义”,接受“马列主义”;而与此一运动几乎同时的院系调整,使得史料考订派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唯物史观派管辖这一事实”。此后的胡适批判,是胜利了的唯物史观派对步步退让的考订派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出击。“胡适派”从此声名狼藉,甚至成为“反动”的代名词;顺理成章的是毛泽东史学思想权威地位的确立。而毛泽东的历史观念和由此产生的对史家的期待,又无一不与考据史家的治史路数针锋相对。随着毛泽东史学思想对史界全局的规范,史料考订派的存在显得尤不合时宜。1958年的“史学革命”,可以看作是对考订派的最后一击,这是以往历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运动的总汇,其后果是史料考订派作为一个潜在的整体已经不复存在。这显然是五四以后史料派与史观派长期对抗的自然延续,这两大史学流派的漫长对抗只有到这时才能宣布以史观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场“史学革命”虽然是短命的,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埋伏下此后史学界所有冲突的根。1959年开春伊始,史观派的内部分裂即已呈现:一方面,一些人继续沿着“史学革命”的道路往前走,直到与“文革”前夕掀起的更大规模的“史学革命”合流;另一方面,许多人则开始觉醒,企图制止这场“革命”的进行。史观派的内部冲突由此而起。这一冲突可以看作是史观派内部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冲突,也可以看作是历史主义派与阶级观点派的冲突。冲突的一方代表人物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及吴晗和黎澍,这些人在和史料派的冲突中是站在第一线的,现在,他们则面临正在崛起的一批更激进的青年学者的压力与挑战。而且这批激进青年学者与他们信守着同样的理论假定和治学取向,坚持着同样的政治原则和基本立场,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对这批激进青年持一种比较严厉的态度。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之所以在批完史料派后又转身针对同一阵营的激进青年或自己的激进追随者,很可能是因为这批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在批判“史料学派”或“资产阶级史学”时,已经从深处动摇了历史学本身存在的根基,郭、范、翦对这些青年人的批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在捍卫历史学之所以是历史学的那些东西、那些准则。从本质上说,“文革”前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也可以看作流行的“政治”与“科学”的冲突。 从1959年初开始至1966年“文革”爆发为止,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主要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1.在“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所有的史观派学人一致认定,历史不能脱离现实、学术不能独立于政治;但稳健派认为,二者之间毕竟有一条可以分辨也必须加以分辨的线,而激进派当时的做法和言论则将导致学术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从而取消了学术自身,郭、范、翦诸人对此深为忧虑。2.在“理论与材料”关系问题上,所有的史观派学人也一致认定,理论处于更根本的地位上;但稳健派认为应大体平衡“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的口号由此提出,而激进派则主张应“以论带史”,郭、范、翦认为,这样做会败坏学风,所以反对起来便不遗余力。3.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是当时的共识,但稳健派认为应将“阶级观点”放在“历史主义”的框架内加以约束;而激进派则断言,用不着“历史主义”出来“补偏救弊”。郭、范、翦特别是范、翦感到,这会摧毁历史学的基础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或“科学性”,所以他们站出来维护“历史主义”。4.在如何估计“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封建历史创造中的相对地位问题上,激进派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只有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才是这个社会前进的基本推动力量;稳健派认为,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帝王将相是有贡献的,农民阶级及其起义是有局限的,论战于是不可避免。 “曹操问题论战”、“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论战”、“农民政权性质问题论战”、“史(材料)论(理论)关系问题论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问题论战”、“民族关系问题论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论战”、“李秀成评价问题论战”、“清官问题论战”、“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问题论战”等一系列或齐头并进或前后相继的史学论战,构成了从1959年至“文革”发生这一时期史学界的基本内容。今天看来,这些论战究竟有多少建设性仍可以讨论,但至少可以说这些论战的意识形态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而且,上述“问题”之所以成立,也大都基于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这样说,绝不意味着上述论战的双方从根本上没有是非可言,而只是强调,即使是与学术立场最接近的一方,也是在当时意识形态话语脉络中发言的。而且,当时有些论战简直可以说就是政治理论论战,遂自然演化为比较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 史观派内部老一代与激进青年的冲突最后导致了这两部分学者同归于尽,导致了历史学的被取消。当时的激进政治固然通过“学生”打倒了“老师”,但即使这批“学生”也跟不上当时激进政治的步伐,所以也被当时的“政治”甩开了。这就进入了毁灭学术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一开始就取消了所有史学期刊,大学的历史系、专职的历史研究机构,要么不复存在,要么停止科研活动。一个完整的史学界固然已被“政治”彻底同化,但“文革”与“历史”却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可以说创造了利用“历史”、“历史事件”来从事现实政治活动的奇迹,“文革”的全过程都伴随着政治对“历史”的毫无顾忌的放肆盗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充当了“文革”发动的引信,《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文革”深化的标志———当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光绪”随之呼之欲出,此后的“评法批儒”则意味着“文革”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总是“借历史说事”构成了“文革”的突出特征。这不能不看作是把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之间那条不可忽视的线撤除之后所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激进政治对“历史”的使用可以说是与史观派内部的激进青年所遵循的思路并无实质的差别。不仅如此,作为当时激进政治思想基础的历史观念,也是那批激进史学青年所固守所捍卫的东西。对统治阶级、上层精英带着固执的成见,对被剥削阶级、下层民众带着特殊的偏爱,认为下层民众的一切都是好的,上流社会的一切总是坏的,既是“文革”赖以发动的思想资源,也是“文革”时期始终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基调。而这一切,都是当年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特别是翦伯赞想用“历史主义”来加以阻止的。 “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1979年中国又一次向“现代化”重新定向之后,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痛苦的自我反省阶段:反省“文革”、反省在“现代化”建设上的失误、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史观派亦开始了比较深入的自我反省。这有当时《历史研究》上一系列文章为证。与史观派的自我反省同时,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的“优劣异同之论”再度出现。当人们反省“评法批儒”时期的“影射史学”与“古为今用”的原则之间的关系时,不禁又怀念考据学派那种“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比较笃实的学风,一股“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在潜滋暗长。从1958年起,“史料派”的名声虽被搞臭,但在整理古代典籍如“标点二十四史”时,仍不得不依靠他们。尤其是“文革”后期,当“评法批儒”这一败坏史观派信誉的做法甚嚣尘上时,考订派的骨干们则被集中到北京中华书局,从事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此举既是对考订派的保护,更是对考订派的另一种形式的肯定。这一破一立的鲜明对照,史观派所感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仍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冲突。 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主要是围绕着这一学派自我反省的限度进行的。史观派应该进行自我反省,也应该接受批评,是这一学派内外的共识,但把反省和批评的边界控制在哪里,则有相当大的分歧。例如,和史观派与生俱来、但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强调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或真正动力”这一观念预设,在1979年受到激烈挑战,由此展开了一场牵动整个学术界的“历史动力问题论战”。挑战的一方由对“阶级斗争动力”的质疑发展到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再由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发展到对历史发展非正常道路的检讨,并由此导致了对“改良主义”、“保守主义”在历史上地位的重新估计。谁都能看到,放弃“阶级斗争动力观”的预设,将引发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改写。维护的一方对此忧心忡忡,所以他们主张仅仅反省到对“阶级斗争动力观”的滥用、扩大化、绝对化即可,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一预设或这一命题本身没有错,甚至认为这一预设就是基本历史事实本身的反映。论战就这样展开。受这场论战冲击最大的研究领域当属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既有外战又有内战,既有革命又有改良,既有农民起义又有资产阶级的变法,既有红区又有白区,既有边区政府又有国民政府,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自由主义,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既有革命救国又有实业救国,等等,总之,充满了紧张与冲突是这一时期历史的基本特征,而这一切都曾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对“阶级斗争动力观”的质疑直接导致了对本段历史的叙述从“革命化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悄然转换。如果说1949年后的30年是“古史”研究为主导的30年的话(著名的“五朵金花”都开在“古代史”领域),那么,1979年后的20年则是近代史研究为主导的20年:近代史发展线索讨论、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再认识问题、清末新政的意义估量问题、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晚期对“革命”本身的反思和对“激进与保守”的重新衡量,都吸引了整个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的目光。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反省是1980年代通向1990年代的枢纽。 不管从1979年至1989年的史观派内部冲突有多剧烈,这一时期的冲突仍在“社会史论战”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所形成的历史话语系统内进行。现在看来,这一话语系统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一系统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用来描述、反映自身历史特点的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套“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诉求”的话语,而且为学术共同体与政治社会所共用。像“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剥削”、“剥削阶级”、“地主”、“地主阶级”等等,以及与这些术语相关联的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假设,都只有放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好把握。严格地讲,这套话语是史学界从政治社会照搬过来的,而政治社会主要用这套话语来从事社会动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史学界在这套话语系统内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大都是意识形态命题,或半是学术半是意识形态的命题。所以,很多“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酿成比较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实非偶然:既然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语言,谁能知道到底在讨论现实问题还是在讨论历史问题?在“舆论一律”的背景下,当然易被看作是“政治问题”。像“文革”前夕的“农民战争史问题讨论”、“清官问题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问题讨论”等,“文革”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中西文化问题讨论”、“历史动力问题讨论”、“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等,结局都或变成“政治问题”,或因为过于敏感而不了了之,其原因都出在话语系统上。笔者之所以将1949年至1989年近40年的史学划为一个阶段,正是因为史学界在这40年间一直都在这一系统内思考问题。这一状况直到最近10年才发生深刻变动。 最近10年史学界所发生的最深刻变动,莫过于所谓“国学”的复兴和史观派史学地位的下沉这一现象了。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可以归结为史观派的内部冲突的话,1990年代以来则完全可以看作史观派与正在东山再起的史料派或国学派的冲突。人们几乎都能感受到,从进入1990年代伊始,学风、语境、话语、人心、“问题”等,与1980年代相比都处在巨大调整之中,学术界有“换了人间”的感觉。加速这种调整的有两大事件:“批判《河殇》”和“苏东巨变”。前一事件加速了学界向“传统文化”、“本土化”、“儒学”特别是向“国学”的复归;后一事件则可能加速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疏离。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史观派从中心向边缘、史料派从边缘向中心的逆向运动可能构成1990年代所发生的一个突出的学术史取向。 风起于青萍之末。1991年1月18日北京知识界“学术史研究”聚会,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对变化了的外部社会的最早回应。这次聚会的一个与会者当时即指出:对“学术史研究”的倡导,实际上“半遮半掩地亮出了一面复古的旗帜,好像在号召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回到乾嘉去'”;五年后,“回到国学”、“回到乾嘉”则形成了一种很有冲击力的思潮了:这有当时《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上的异乎寻常的报道为证。在这一背景下,遂发生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学”的正面碰撞,这就是胡绳对“国学”的批评和所遭受的还击。 这无疑可以看作是史观派与史料派在学界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94年底,在《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纪念会上,胡绳通过“介绍一篇文章”,表明基本赞同所谈文章的一个论点:“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结果《孔子研究》在次年第2期推出一组笔谈(11篇),反驳胡绳,同时为“国学”辩护。这组笔谈在反驳胡绳时,或指名道姓,毫不避讳;或替“国学热”叫好,直陈理由;或言辞激烈,根本未考虑胡绳的所谓“身份”与“地位”,甚至认为胡绳的意见并不具有权威性。在这一事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遭到如此剧烈的还击后,胡绳和他所在的史观派的沉默。这种沉默当然可以作多种理解,但笔者更倾向于把它看作史观派业已失去原有力量的表现。仅仅15年前,当所谓“回到乾嘉去”的思潮刚刚露出一点苗头的时候,史观派的气势是多么的强悍,步调是多么的一致!两相对比,说学术界“换了人间”大概并不过分。 史观派在近10年地位的下沉,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的估计:它在20世纪学术史上的地位也随着这种下沉日益变得可疑起来。早在1980年代末期,有学者就坦率指出:史料学派“阵容强大,成果显著”,大大超过了史观学派;“史观学派……不能与史料学派平分秋色”。进入1990年代后,史观派的学术史地位就越发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了。在《20世纪学术经典》的长篇“序言”的作者笔下,陈寅恪及其所代表的史料学派已处于现代中国学术版图的中央位置,郭沫若如同胡适、梁启超一样被挤到这幅版图的边角地带;从海外引进的一种看法认为,处在这幅版图中央位置的除陈寅恪外尚有陈垣、钱穆和吕思勉;在“国学大师丛书”策划者的心目中,这幅版图也多被传统学人占据着。这些新绘制的现代学术版图,四至或有不同,但有一点却异常醒目:史观派史学所占有的版面正在急剧缩小乃至消失。换句话说,史观派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立足之地正一块块地被抽掉。曾经在近50年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史观派正面临和经历一场比较深刻、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大概是眼下人们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似乎在昭示着:史料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又要或已经到来。有人说,到了1990年代,中国史学“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征就是`回到傅斯年'。” 已经出现的绝不是应当出现的。史观派地位的下沉绝不应成为史料派在史坛再执牛耳的理由。反过来说一样,也不要把打破史料派垄断地位的希望再次寄托在史观派的复兴上。中国史坛需要融合史观与史料并超越史观与史料之上的第三支力量,而且这支力量也已出现。以社会经济史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者就是我这里所说的第三支力量。对当下的中国史坛来说,能使史料派黯然失色的不是史观派,而是社会经济史学派。 当下中国史坛最富有生机的这个学派部分渊源于当年的《食货》杂志。这一学派在1949年后的大陆史学界史观派与史料派此起彼伏的对抗的夹缝中顽强地延续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成问题”讨论、“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等,特别是“萌芽问题”讨论,为这一学派学统的延续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看得出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寄生在史观派身上的,或是作为史观派的变种而存在的。这一学派真正独立于史观派与史料派而作为第三种力量存在,仅是近20年来的事情。从傅衣凌到吴承明,从吴承明到李伯重,大体可以看作这一学统传承并光大的过程。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崛起,使得原本界限分明的史坛两大学派的对垒变得日渐模糊起来。从史观派与史料派隐蔽但很深刻的分裂走向建立在“重材料但不轻理论”共识下的史界整合,很可能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这一整合可能也意味着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的更趋成熟。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一个世纪的转型过程至此可以宣告终结。 史观派衡估 如果说在史料派与史观派的纠葛中,由于诸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我们难以厘清其学术是非的话,那么不妨将同时期世界史学的发展作为参照。二战后,特别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史学重新定向,新史学成为主流。二战后所发生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从研究课题上讲,战前主要是研究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精英史;战后的研究方向则主要转移到社会(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心态史、民众史等方面来。随着研究课题的大规模转移,研究方法上也大幅度刷新,主要是向社会科学,特别是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借用方法、模式和概念,从描述性、叙事性方法走向分析式方法,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化趋势。法国年鉴派是这一史学潮流的代表。而对比中国的史观派与年鉴学派,就会发现二者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有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史观派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同时代世界史学的一般潮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总结和对照的二者对应之处,对史观派加以学术上的衡估。以下五个方面就是我考察得出的初步结论。 第一,从学术理念上看,史观派特别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联系,特别注重释放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这固然曾产生让“过去”屈从于“现在”、让“历史”屈从于“未来”的弊端,但基本原则并没有错。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提出过一个“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的著名公式。他说:“古与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其另一位创始人费弗尔也认为,历史学应当是为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并通过他们重现过去。英国史家爱德华·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他把理解过去的社会和掌握现在社会作为历史的双重作用。在注重史学与时代、生活和社会的关联这一学术理念上,史观派与现代西方史学的主流认识是呼应的。史观派自诞生之初就主张沟通过去与现在,注重在“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上释放自身的能量。释古变今的现实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品格。 1949年后,史观派对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参与力度进一步加大。著名的“五朵金花”几乎都与时代主题相通。例如,“古史分期论战”在当时看来关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否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关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形态能否在中国实现;同样是把社会形态学说引入中国史领域的产物,为了说明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应运而生。但现实性并未将学术性完全稀释掉,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们纷纷浸淫于`五朵金花'及其相关命题的研究,这就不能不使得这些命题的研究深度,得到空前的发掘,从而形成这个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一个显著特色,尤其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史、农村社会经济史、商品经济史的研究,为后人的学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为现实而历史”的观念的导引下,史观派也同样取得了一批嘉惠学林、传之久远的学术成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即是一例。翦伯赞在最先编辑的《义和团》“序言”中明确指出:“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编辑此书的动机。《丛刊》基于“反帝反封建”的现实需要而编纂,但其学术影响既深且巨,是1949年后史观派对中国史学史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它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共计11种,2700多万字,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丛刊》不但是国内近代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而且颇受海外汉学界的重视。据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美国汉学界的费正清、刘广京、邓嗣禹、芮玛丽等对《丛刊》均有所赞许。 余英时曾这样评论道:史观派“自始至终便不是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研究历史”,“他们的史学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依据的”,“这种态度的本身是绝对无可责难的,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真是从爱国家、爱民族的纯洁动机去治史,他正是表现了一种高贵的道德情操”。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完全隔离,不但不能导致“客观”历史的出现,反而会使历史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史观派的现实诉求为其学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其积极作用不可小视。 第二,今天看来,经济史是史观派贡献最巨、生命力最长久的一个专门领域。1949年后,经济史日益受到重视,进入了史学主流之中。与民国时期相比,它在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史研究的空前活跃,一方面表现在史料整理上。近代经济史资料整理的成绩最为卓著,规模较大的有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孙毓棠、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辑,李文治等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辑,陈真等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辑,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4卷,另外还有涉及中外经济关系的资料,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15编,它是辑自海关的第一手资料。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并未完全停留在资料汇编的层次上,而是渗入了编者的研究心得,所以总体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上品。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各种研究性论著大量涌现。通史类有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田昌五、漆侠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汤明燧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通史》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2000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体大思精,且各分卷主编多为所在领域造诣精深的专家。这套书甫一问世,即已“饮誉海内外”。专史类更是硕果累累,如农业史、工业史、手工业史、商业史、财政史、交通史均不乏名家力作。像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篇》,李锦绣的《唐代财政史稿》,则是其中有影响的作品。据统计,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论文和著作有近2万种,可见研究状况之盛。 同时,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仿佛一种高效催化剂,将经济史研究向纵深推进。尤其在1949年至1966年,理论争鸣的焦点同时就是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重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1949年以后史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与之相关的成果汗牛充栋。在寻觅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处“萌芽”的过程中,人们几乎遍及这一时期丝织业、棉纺业、矿冶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市镇等方面的有关资料,深入开展了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苏、淞、杭、嘉、湖地区和徽商等方面的研究。如同一位明史专家所说:“尽管有关资本主义萌芽涉及的每一点学术界都存在着种种分歧,然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探讨,使我们对明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大大深化了,较之40年前这一领域的近于空白,不能不承认已取得重大进展。”林甘泉也认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为后来明清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热门打下了基础,今天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有这样一个局面,得益于50年代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李伯重评价道:这一研究,中国学者“付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论存在什么样的局限,这个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是无可比拟的。”“学者们对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可以说已经弄清了事实真相。”连海外的余英时也承认,大陆学者从事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甚至可以说,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其基本推动力量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进一步说,若没有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近几十年经济史研究的繁盛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是社会经济史占主流的世纪,史观派攻治社会经济史,填补“食货之学”的空白,使中国史学得以“预流”世界史学。 第三,“从下往上看”的价值立场。随着学科开放和相互影响的加深,社会人类学的民间取向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同,并开始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新审视历史。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史逐渐成为包括年鉴学派、英国“社会史学派”在内的西方现代史学新的研究取向。研究对象从精英转向民众被视为新旧史学转型的标志之一。 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痛斥君史湮没民史的弊病,但真正在史学实践中扭转精英本位局面的是史观派。在这一方面,史观派所起的作用与年鉴派所起的作用一样。伊格尔斯说:进入19世纪后,渗透在历史著作中的实际上是贵族的观点,或者说,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的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被认为没有价值,年鉴派的努力纠正了这一偏向。中国的史观派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从价值立场的选择上看,史观派更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对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暴动、平民造反尤为推崇。正是由于这一学派的努力,几千年来乡下百姓的生活才在史书上得以显现。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来的40年中,共发表文章4000多篇,各种资料、专著和通俗读物达300余种,可谓极一时之盛。农民战争史可能是1949年后史学成果密集度最高的专门领域。据20世纪70年代的海外学者观察,1955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著作和研究的最显著特征是“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关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今天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为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却是毫无争议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的确如此,无论翻开赵俪生、高昭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的《中国农民问题探索》,还是浏览郑天挺、孙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漆侠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农民战争为轴心的集中研究不仅使学者们在宗教、宗族、人口诸方面收集、整理、积累了下层民众的各种材料,为今天对下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更大的价值在于使中国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民间社会,构成了今日社会史、民间史复兴的内在理路。90年代以来,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热情已然冷却,但事实上它所导引的那种“从下往上看”的研究取向仍在社会史领域中得以延续。把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遗产放在社会史的范畴内重新予以消化,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中国史学由精英史到民间史的转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