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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宜园杂论》（陈先达文集）。原文标题为《官德与民风》  道德爬坡还是滑坡？ 道德爬坡还是滑坡，已争论多年。各有道理。从社会发展来看，从长时段来说，当然是道德爬坡，任何时候都不能弹今不如昔、人心不古的调子。何况在社会主义中国，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很难说道德普遍滑坡。其实，普通人民之间有许多感人的道德事迹。不能否认有些干部、商业经营者，以及医院、制药厂、学校中确有一些人见利忘义。这种人数不一定很多，但他们干的事影响极坏，闹得人心不安。这些人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但能抹黑社会、毒化社会。仅从这些人的行为看，确实存在道德滑坡现象，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改革开放前极为罕见的。 一个民族的突发灾害会激发和提升道德潜力。我们国家在灾难时期，各级干部和人民解放军表现的道德觉悟是很高的。唐山地震时有不少感人的事迹，汶川地震救灾有许多感人的事迹。社会是个由各种阶层、群体、个人组成的，情况并非完全一样，道德水平参差不齐。洪洞县中无好人，不符合事实。官员的道德指标在于官场中奉行什么样的官场文化，职业道德要看各行各业的行业道德状况，普通百姓的道德指标在于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这些方面，我们的确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并不令人叫好。广东佛山一个两岁女孩悦悦，被两辆汽车碾过，前后两位司机尽管发现出了事故，仍然驰车而去。7分钟内18位路人先后看到小孩倒在路上，无一人施以援手，或报警或把孩子移到路边。如此冷漠，我感到愤怒，感到悲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此类事，实在难以让人理解。有人说社会有病，确实有点病。有病不可怕，健康人同样可以有病，关键是不能讳疾忌医。知病者不病，不知病者病。只要承认有病并知道病之所在，就能治病。 一个人均收入高但却人性冷漠的社会，也不是宜居的社会，何况现在真正富裕者还是小部分人。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社会贫穷是人民的不幸，只有少数人富裕则是社会的不幸。既不应单纯赞美穷困中的“相濡以沫”，也不要富裕时“相忘于江湖”。最理想的是能在有难时“相濡以沫”，又能在富裕中“不忘于江湖”，和谐相处。可喜的是，最终一个拾荒的妇女对小悦悦施以援手了。为什么偏偏是一个贫困的城市边缘人物？可能她不怕被反咬，或许她从不读报，不知道媒体把救人有险的新闻炒得不亦乐乎，没有受到不良舆论导向的暗示和影响。总之，她做了一件好事。我突然想起鲁迅的《一件小事》。我从这位普通劳动者身上看到了希望，也得到了启发。人是道德行为的主体，人需要加强道德教育，但在道德教育中，媒体喜欢报道什么，热炒什么，也有很大的影响。受过教育、有文化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不如一个拾荒者，确实令我们羞愧无地。 在当代中国，信教的人，尤其是信仰佛教和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这不仅是一个信仰问题，也是一种道德不良的信号。人们感到人际关系冷落、道德失落，便到寺庙、到教堂、到自己的教友中寻找安慰和温暖，让失落的灵魂有个安顿之处。我们不反对宗教信仰，我们也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我不否认宗教对道德提高会有所裨益，但不能期望把灵魂交给上帝和神灵。 有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批孔，斩断了儒家的文化血脉。这种说法并不全面。 出现道德滑坡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批孔，斩断了儒家的文化血脉。这种说法并不全面。袁世凯尊孔，当时道德如何？国民党在大陆一直鼓吹尊孔崇儒，提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用斗大的字写在国民党党部大门两边的墙上，道德又如何？国民党官场不是腐败到兵败台湾吗？解放区，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没有提倡尊孔读经，干部接受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谁能说解放区干部的道德水平比不上国民党统治区的官员？从中国的近代历史看，政治生态与社会道德水平高低，与是否尊孔读经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尊孔崇儒有真有假。把孔子和儒学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不是真心吸取其中的精华，治国教民，这多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骗局。袁世凯和蒋介石搞的都是政治，而不是真正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无怪当年中国人民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故意少写一个耻字，八个字变成七个字，咒其为“忘八”（王八），借以讽刺国民党中的有些人“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自古以来，儒家就有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之分。在后世，尊孔同样有真有假，有文化继承，也有商业炒作。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不走尊孔崇儒的老路。中国共产党主张正确对待孔子、儒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曾赞扬孔子，并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总结，继承这份宝贵遗产。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就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的思想精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说是继承、发扬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精髓的杰出范例。毋庸讳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有过“左”的错误，但不能把它作为几十年后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 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商业不发达，人际关系是熟人社会，重亲情重友情重仁义。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人们之间没有竞争，没有贫富差别。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变中，大多数人的心理对以货币为中介的市场经济关系缺乏适应性，加上法律和道德又滞后，人人致富心切，可又不是人人都致富有门。市场经济在解放思想、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同时，也释放了人的某些私欲。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相互关联。如何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抑制和防范它的消极作用，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重视的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以为，随着法制的健全和市场规范化，通过心理调适和政府对混乱市场的有效整顿，情况会逐步好转。 “道德滑坡源于五四运动斩断了儒家文化血脉”的说法并不全面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从来不主张把孩子培养出狼性，惯成蛮不讲理的人，也不主张从小就培养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 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商业欺诈和不道德行为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至今仍不断出现，但已不是小小的商业欺诈，而是像庞氏骗局这种特大金融诈骗。市场经济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但不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如果把市场观念引向社会各个领域，作为处理一切关系的准则，这个社会肯定是“冷酷的社会”。市场化的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社会。 中国现在的社会条件变了，不再是革命战争年代。现在的干部的文化层次也高了，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熟悉。应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包括儒家学说中精华的教育。应该纠正之前对待传统文化的“左”的错误，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高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平中的作用，但在理论认识上应该有一个限度。道德问题，从本质上说是社会问题，应该从全面社会治理入手，辅之以道德教育（包括传统文化的教育）。把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归结为没有尊孔读经，我看有点玄。说句心里话，中国有一个孔子是中华民族之福，出现儒家学派也是中国的文化的幸运和骄傲。我主张应该读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也不反对有选择地对孩子进行一点启蒙诵读教育，但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试图单纯用《弟子规》《孝经》或者其他什么经把我们的后代从小培养成温良恭俭让、中规中矩的谦谦君子，在震荡不安、强国环伺的当代世界，其效果究竟如何，我很怀疑。 有些学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书院和私塾怀有深情，我不否认这两种教育方式对中国文化传播的贡献。可在21世纪，中国的教育再回到书院和私塾时代，不可能，也不现实。全世界200所优秀高校中，英美两国几乎占半。西方和日本培养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归功于现代教育模式。针对中国现存教育制度的缺点和问题进行改革，而不能回归古代书院或私塾式的教育，这才是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对我们的孩子进行传统文化的启蒙是对的。我从来不主张把孩子培养出狼性，惯成蛮不讲理的人，也不主张从小就培养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毛泽东在70年前就说过，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我们要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教育我们的孩子，要重私德，更要重公德，行为要有规范，更要激发孩子的个性、创造性。只要看看中国周边险象环生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就能懂得用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孩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后代的重要性。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从来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近代以来我们反倒屡遭西方列强的侵凌。我们的孩子从小应该树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信念。鲁迅对“犯而不校”早就有过批评，至今我仍认为有道理。 虽然出现少数人的道德滑坡，可我们的伦理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无论是课题的入选，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招标，伦理学都名列前茅。这当然是好事。并不是因为伦理学繁荣才产生道德滑坡，而是道德滑坡引发伦理学者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正如对健康关心引发全民的养生热，养生书畅销流行一样。但我总觉得伦理学研究学术气氛虽然很浓，但针对道德问题的现实研究和对策较少或很少。伦理学研究中形而上多，形而下少。对为什么会出现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道德滑坡？真实原因何在？尊孔读经是不是重整道德之路？有水平有说服力的分析文章还很少。是太敏感？或是顾忌多？我认为，只要情真事真理真，即使论述有不当之处，也一定会受到当政者的欢迎，受到读者的欢迎。 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带来的道德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生产力越来越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多样，高楼林立，科技成就惊人，自杀者也越来越多，亲情、友情越来越淡薄。人与人的居住空间距离越来越近，飞机和高铁拉近人的距离，可心灵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难道物质的丰富必须以道德和价值的失落、肉体的满足必须以灵魂的空虚为代价吗？是道德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本应如此，像卢梭在法国社会科学院应征得奖的论文中说的那样，还是因为人们思想不解放，对新道德新风尚看不惯、难以接受呢？我以为可能两者都有，很难一概而论。既有某些人的道德水平滑坡的问题，也可能有九斤老太式的思想守旧的问题。以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为尺度来衡量工业社会的现实，当然是守旧；如果以道德和价值进步的文化内涵为尺度，则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经济与道德发展确实存在不平衡的矛盾。 生产力发展与道德发展并不同步。生产力的发展和与其直接相连的科技发展，肯定快于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所有制的性质和社会基本矛盾状况，西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步尖锐化，表现在道德和价值观念中，就是人情冷漠和价值观念混乱。我们应该以西方发展历史为鉴，千万不要鼓了钱袋，空了脑袋，对自己的宠物无比深情，对人反而冷漠。如果贫富对立和两极分化成为常态甚至变本加厉，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过渡状态，如果不阻止道德滑坡，西方工业化中的问题就会以不同方式在中国重演。中国以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值得骄傲、自豪，但要防止西方几百年积累的矛盾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中再现。我们不能陶醉于胜利，应该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