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2日晚，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学堂主办的“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系列讲座第十讲：迎接新文明轴心年代之到来——从“文明的冲突”到“文明的对话”主题讲座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开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人、慈济大学资深教授、元享书院山长林安梧为到场的听众做了精彩讲述。现将部分内容整理如下： 关于“文明轴心年代”的反思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949年于《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中提出，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时期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各文明出现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Socrates、柏拉图Plato，印度释迦牟尼(Sakya-muni)，中国的孔子、老子，德智双彰，参赞天地。“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著在这种基础之上。” 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这一连串现代化发展之后，也就是科技时代之后，进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要求一个新的文明方式。这方式应该是一重新的回归，本源的回归与开启。 关于“文明的冲突”的反思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看来与现实颇多相应，如2001年“9·11”，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应如何解释？ 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Man)提出，两大力量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一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是黑格尔—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内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 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霸权的冲突，如何免除霸权的思考，是当务之急，这牵涉到现代化、现代性所限制的问题，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严重论题。历史不可能终结，人类不可能用分别相、用话语去处置这些事。人们以为自己掌握了话语，就掌握了一切。这根本上是对于天道的僭越，这是以话语的论定为优先的传统所造成的遮蔽。唯有摆脱了话语的权力控制，人们才可能回归到生命之源，回归到存在本身，我们才有机会免除争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