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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史前的神话历史，有着它本身历史的必然性。传说时代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人类的历史，则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流传下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演义的成分，更会有遗漏或变异，最终形成一种史诗般的神话传说，然而，任何神话的出现都必然会有其产生的依据或原因，尽管其有虚构的成份，但仍有其历史的真实内核。比如说，我们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就应该承认《山海经》所讲的炎帝、黄帝确有其人；历史、考古均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我们就应承认《山海经》里所提到的“汤伐夏桀”确有其真实的历史；我们考察到史前历史上众多的英雄人物大多能在《山海经》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人与事，就应当承认《山海经》里记述的事情确有历史的影子。但这并不是说，《山海经》里记述的东西就可以作为引证历史的基本依据。从《山海经》本身来讲，关于它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自西汉刘歆以来的正统说法，都认为是大禹、伯益所作，实际上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于一个年代，从前文所列各世系表中，即可看出各《经》之间相互矛盾，若是大禹伯益所记，怎会出现如“汤伐夏桀”、“西周之国”的描述来呢?很显然，如果说《山海经》里原始成份有真实的历史，那么变异到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传本，至少将历史变异到了无法识别的程度了。 第三，《山海经》对于历史的变异，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山海经》经过了多人、多年代的整编删改，除经巫师、小说、形法“家”们的演义之外，还有地理及历史“家”的编改，它们在编改过程中，受到其自身祖属源头或区域历史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这样就使本来真实程度就有限的历史向区域文化演进而标定为区域性文化历史。纵观中国的人文历史，是以伏羲为人文初祖，以三皇五帝为其代表人物，以华夏文明为主轴的父权制社会。这就说明了中国的人文历史的开端，就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开端。《史记》所记的历史起子黄帝，《尚书》的正史起于尧舜，神话中的历史起于盘古开天辟地。关于史前母系氏族社会，古代文献确几乎没有记载。仅有儒家经典及正史以外的诸子中，极个别的提到过，如《庄子·盗跖篇》、《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等，大致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曾经存在过，而对于那个社会的原始文明则一无所知，随着考古迹址的不断发掘，我们已断定母系氏族存在的真实性。当社会从母系氏族过度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母系氏族时期的图腾祟拜被父系氏族的祖先祟拜所取代，但父系氏族社会伊始，将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保持有母系血流的纽带关系，一部分母系氏族时期的图腾祟拜因素将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残留到父系氏族中去，尽管我们对中国原始图腾崇拜的具体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但《山海经》里的神话，我们仍能观察到原始图腾祟拜的影子。如记古帝的后裔大多有鸟首人身或“使四鸟”的记述，特别是帝颛顼、帝舜、帝俊，均多此说，它们与神鸟有着错宗复杂的关系，这必定与东方尚日、尚鸟民族有着基本的血缘联系。 当社会进入父系氏族时期以后，追求高贵的血统来源便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随着各部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失败的一方并入胜利的一方，这就使得父系氏族本身不断的融合又不断的分离，氏族族群的扩大导致了氏族的分群和迁徒，所到之处均祟拜原氏族祖先，追求正统血缘地位首先在氏族分群之间进行，并且人名、地名、族名合一而通用，这样便导致了一祖多族，一祖多郡望，一祖多变异等古帝分割说，因之，各族属后裔在整编《山海经》时，均以自说为准。前文所列各帝谱的矛盾现象大致能够说明。 第四，《山海经》作为占巫之书流传下来，亦有它的历史根源。预言未来，测定吉凶是自古以来人们的向往，为实现这一目的，人类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但在古代社会里，人们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对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知识所知甚少，生产力的极其落后使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几乎都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大自然的方方面面都对人们施加着不可抗拒且难以理谕的影响。天上的太阳、月亮、星辰，地上的山河草木、飞禽走兽，包括雷雨、飞雪、雷鸣电闪、长风呼号，对于我们的祖先们来说，真是神秘无边。他们依赖自然，他们畏惧自然中生存的一切，当然他们要对这些自然物予以崇拜，并讫求大自然对人类自身的保佑。于是他们试图探寻自然界的密秘，这样，在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下，兆、卜与星相术便成为了这种探索努力的结果。“兆”是利用已经发生的自然界与社会的种种现象去预知将要发生的诸种事件，也就是说把今天事件作为明日事件将要出现的前兆，今日事件与明日事件的发生具有某种因果关系。《山海经》在这点上表现的优为突出。如《海内北经》记夸父逐日后被应龙所杀，应龙“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西山经》说有钟山之子鼓“化为鵕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则其邑大旱”、《大荒北经》记黄帝战蚩尤，下天女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等等，巫师在我国古代的官位很高，从殷商出土的甲骨文看，卜师可以左右国家的一切事情，这种兆、卜学说一直沿续到近代社会而成为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西汉刘秀在《上山海经表》中亦以“可以考祯样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而向皇帝“昧死谨上”。可见《山海经》作为占巫之书其影响也是巨大的。 第五，作为“小说之最古者”，《山海经》确有其极大的魅力，《山海经》所记的许多怪物传奇，都能在民间传说中留传下来，这说明《山海经》神话故事，早已得到人们心理上的欣赏满足，致于民间流传的《山海经》故事的变异，则是由于人们因对之喜欢而进行再加工，从而使之带有区域文化色彩的缘故。这一道理，仍能解释《山海经》本身的成书修整过程，人们在整编修改中，仍会因《山海经》故事引发更加夸张的情趣，而对其中的某些怪物进行神话再加工，使之更加不可理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