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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孝亲、丧礼、爱有差等都是十分复杂的、具体的，儒家坚持其具体性、实践性，又更为重视其中内蕴的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性的普遍性。仁爱是普遍的，仁爱的实行与推广是具体的普遍。儒墨两家都务实，都重功利、效果，相对而言，墨家更为务实，而儒家更重长久的人文价值，没有局限于功利论与效果论。儒家坚持德性论，不因实务功利而偏离絜矩之道。“爱有差等”不废仁爱之普遍性，反而更能证成之。另一方面，墨家的批判并非毫无价值与意义，墨家警惕孝亲、丧礼的变味，儒家的“三年之丧”的主张及其制度化确实造成很多弊病，造成真情的旁落与社会财物的浪费；墨家批判社会不公及爱的不周遍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其理想的；墨家对于儒家及其流俗流弊的批判，对于完善儒家学说适成一种补充。 参考文献： 古籍：《墨子》、《论语》、《孟子》、《荀子》、《淮南子》、《礼记》。 谭戒甫编著：《墨经分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姜宝昌：《墨经训释》，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 谭家健：《墨子研究》，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 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林素英：《丧服制度的文化意义：以<仪礼?丧服>为讨论中心》，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倪德卫著；［美］万白安编；周炽成译：《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刘述先：《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注释： [1] 《墨子·尚贤中第九》，孙诒让著《墨子间诂》，《诸子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P.32，下引《墨子》只注篇名与本书页码。 [2] 《墨子·非命下第三十七》，P.172。 [3]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P.62。 [4]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P.63。 [5]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P.63。 [6]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P.64-65。 [7] 《墨子·兼爱下第十六》，P.78。 [8] 《墨子·亲士第一》，P.3。 [9] 《墨子·兼爱下第十六》，P.78。 [10] 《墨子·经上第四十》，13条，P.192。 [11]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13条，P.204。 [12] 《墨子·经上第四十》，8条，P.191。 [13]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8条，P.203。 [14] 《墨子·大取第四十四》，P.245。 [15] 《墨子·大取第四十四》，P.246-247。 [16] 谭戒甫编著：《墨经分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4页。 [17] 姜宝昌：《墨经训释》，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23页。 [18] 《论语·学而》1?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P.4-5，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与本书页码。 [19] 《论语·学而》1?2，P.2。 [20] 《论语·学而》1?9，P.6。 [21] 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22] 《淮南子·要略》，《诸子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P.375。 [23] 《墨子·节葬下第二十五》，P.107-110。 [24] 林素英：《丧服制度的文化意义：以<仪礼·丧服>为讨论中心》，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25]丁凌华先生认为：三年丧是儒家的创造，而先秦的习俗则多为既葬除服。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丧制度从礼教向法律过渡，两汉时期的约束对象主要是皇室贵族居父母丧，两晋时期三年丧与期亲丧已成为官吏的强制性行政规范，南北朝时官吏居三年丧入于刑律。唐宋时期居丧制度则全面法律化，但实际惩治对象仍主要为官吏。辽金元时期居丧法律式微，仅适用于汉族官吏的三年丧。明清时期居丧法律复苏，但居丧法条减少、对象缩小、量刑减轻。居丧法是古代道德法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最大负面效应就是扩张了人性的伪善，助长了社会尤其是官场的虚浮风气。详见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 《论语·阳货》17?21，P.188。 [27] 《墨子·非儒下第三十九》，P.178。 [28] 《墨子·非儒下第三十九》，P.179。 [29] 《墨子·公孟第四十八》，P.275-276。 [30] 《墨子·公孟第四十八》，P.276。 [31] 《孟子·滕文公上》5?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P.135，下引《孟子》只注篇名与本书页码。 [32] 《孟子·公孙丑下》4?7，P.98。 [33] 《孟子·滕文公上》5?2，P113-114。 [34] 《孟子·滕文公上》5?2，P114。 [35] 《荀子·富国》，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P.119，下引《荀子》只注篇名与本书页码。 [36] 《荀子·礼论》，P.262。 [37] 《荀子·礼论》，P271-.273。 [38] 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下册，第1372-1377页。 [39] 《墨子·耕柱第四十六》，P.262-263 [40] 谭家健：《墨子研究》，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41] 谭家健：《墨子研究》，第28页。 [42] 《孟子·滕文公上》P.134。 [43] 《孟子·滕文公上》P.135。 [44] ［美］倪德卫著；［美］万白安编；周炽成译：《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45] 《墨子·小取第四十五》，P.251。 [46] ［美］倪德卫著；［美］万白安编；周炽成译：《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47] 参见刘述先：《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60—61页。 [48]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49] 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64—367页。 [50] 《孟子·滕文公上》，P.126。 [51] 《孟子·尽心上》，P.322。 [52] 《孟子·尽心上》，P.3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