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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呢？看了一本很厚的书，就说作者真伟大，写得真有道理；或者记住了很多知识，但是不能发现问题，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读书方法。我们读书应该从“疑”出发，而不是以“信”为前提。一般前人认为真理的东西更要怀疑，不修正就没法前进。但是这个“疑”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从道德出发，而不是为了出名故意反驳名家的研究结论。 求知的另一目的是掌握知识的来源。你问我一个问题，我不一定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去查什么书，大致在哪一类书里可以找到答案。现在资料数字化了，我们检索书籍的手段也越来越方便，但关键是要掌握查书的方法，比如有些资料的查询方法可以是间接的，比如有些书只看它的前言、后记和它编书的方法就可以，以后遇到问题能够快速地知道去查什么书、怎么查就行，而不是去死记硬背，甚至背字典。一般情况下，要掌握查书的方法，只需要看它的体例。比如中国、大英、美国百科全书这几种书，可以比较一下它们的长处，哪本包含的原始文件比较多，哪本概括得好，哪本是名家综合得好，以后遇到问题时知道去查哪一本就可以。我们以前某些报道是误导，说某某人背地名、背什么什么，背得再好、再正确有电脑存储的好吗？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以前是因为信息不发达才觉得这些人了不得，现在信息非常发达，检索手段也很便利，我们只需要掌握检索方法就行。 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研究。如果说求知的要求是要知道知识在哪里，那么研究就要知道对错在哪里，还有什么地方要研究，假如我们进一步研究有没有可能研究出新的成果来。如果我们没有研究，对于大量的信息就只能是获知和保存。有些同学学习很用功，天文地理都知道一点，知识很广博，但你让他写个东西他写不出来，写个综述还可以，但是没有创新。以前常常有报道说中国人和犹太人是最聪明的，在国外大学拿到了优异的成绩，这虽然是事实，但却是片面的。中国学生的优势往往表现在课程阶段，但到了后期，研究成果、毕业论文就不行了，否则中国获诺贝尔奖的学者也不会只有现在的这几个。我们读书往往还停留在求知阶段，这其中有我们教学方法的问题，我们的教学往往不是让你去怀疑已有成果或发现新的问题，而是一味地强调模仿、复制。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带着研究的态度去学习，当然这也需要老师和学校的鼓励。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且那次经历还影响了他作研究的方向。在他刚从事研究不久，有一次听顾颉刚先生讲解《尚书》，讲“十二州”，顾先生说按《汉书》讲这“十二州”是怎么来的，他发现顾先生讲的有问题，下课后就找到顾先生说你讲得不对，我有不同意见。顾先生说：“好啊，你把问题写出来。”于是他就开始写，这就要查阅资料，到最后他提出了四点不同意见。结果顾先生接到之后看得非常认真，并写了几千字的长信回复，赞成其中的两点，反对另两点。我的老师看了顾先生的信之后又来劲了，又去查书，针对顾先生反对的两点又提出了四点意见，顾先生看了之后又回了几千字的长信，但仍然只接受其中的两点。假如这个讨论到此为止就结束，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那之后，顾先生把这四封信编订起来，加上按语作为《尚书》的辅助教材发给每位同学，并在后记中写到，他们的争论解决了两千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真出乎争”，真理是从争论中来的，顾先生公开向他的学生表示了感谢！我们现在课堂上的师生关系也可以这样。我的老师因为对顾先生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才能去查阅资料、去研究，如果他当时听过后只是被动接受结论，而没有思考，刚才那个故事就不会发生了。因为谭先生原来是对移民史感兴趣，他在暨南大学的老师是潘光旦，他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移民史的问题。在那次与顾先生的争论后，他的兴趣转移到历史地理上来，于是，他就转而研究历史地理了。当然，老师对待争论的态度也很重要，如果当时顾先生采取另一种态度，或许现在的历史地理的结论就不是这样了，可能我也不会成为谭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也不会拥有这一学科了。历史的很多发现就是通过这样的怀疑猜想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呢？看了一本很厚的书，就说作者真伟大，写得真有道理；或者记住了很多知识，但是不能发现问题，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读书方法。我们读书应该从“疑”出发，而不是以“信”为前提。一般前人认为真理的东西更要怀疑，不修正就没法前进。但是这个“疑”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从道德出发，而不是为了出名故意反驳名家的研究结论。我很同意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 北京大学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他的老师是赵元任。王力有一次提到某种现象是没有的、不存在的，赵先生就说：“言‘有’易，言‘无’难。”意思是不要轻易否定某些东西不存在。而在今天，言“有”易，言“无”也不难。比如要查一部《四库全书》有没有某个内容，只要用电脑检索一下《四库全书》的软件就行了，我把我的名字输进去马上就可以知道其中有没有我的名字。我想今天赵先生若在，就不会说这句话。不过这也就对现在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掌握了先进的检索手段，可能比老师知道的还多。那么学生缺少的是什么呢？间接判断。现在有的学生说博士论文容易通过。只要用新名词进行轰炸，把PowerPoint放得快一点，有些主持答辩的老先生看到有些不懂的新名词也不好意思问，学生演示完Power－Point，他们也就只好说通过通过。这说明什么？说明年轻人在了解“有”和“无”方面可能更有优势，但科学需要的是理性的判断，你如果以研究的态度读书，就不只要以求知的方法读书。不仅读书，还要从中看出问题，读出研究的“靶子”。正面的、反面的都要看，一个问题有三个观点，你必须都搞明白。作研究首先要求对以往的各种观点有全面的了解。 读书的第三个目的是娱乐，包括陶冶个人情趣，了解前人的成果。从这个角度讲只要是对思想无害的书，都可以读。你可以放手看自己喜欢的书，掌握好时间就行。以娱乐为目的的读书不受专业的限制。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些书就是有害的，为什么说这些书是有害的呢？因为对于有些书，我们受到年龄或资历的限制，读了之后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比如，80年代我们国家的许多人一出国后，他们对自己祖国的感觉就完全变了。这是因为他们以往没有接触过其他方面的东西，一到外面，在接触了大量信息后就很容易无所适从。所以即使是以娱乐为目的的读书也要适度，也应有所选择。而且根据生理研究，一定比例的人口中总有一些人与一般人爱好不同，比如有同性恋、自虐、双性恋等倾向，如果纯粹出于个人爱好不加选择地看书，有时恰恰助长了这种偏离倾向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尚在成长的青少年们。有一些不识字的家长跟我讲，我的孩子真用功，天天在看书，还有抄写。可是这个成绩一塌糊涂的孩子整天在看什么，原来他对某方面着迷了，整天抄写。所以读书也需要适当的引导。 我前几年还收到一个70多岁的马来西亚老人的信，说因为以前家穷上不起大学，想圆一下这个梦，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来。但我在北大确实曾碰到一个退休以后再读书的60多岁的博士生，还有香港一个大学校长到北大重新念博士。他们图什么呢？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有时谋生的手段与兴趣是不一致的，这就要通过读书来弥补。你们现在进了大学，也并不是样样都与兴趣符合，总会遇到一些不感兴趣的事。所以我们要通过读书来弥补生活中得不到的兴趣享受，来陶冶情操，有的人甚至到退休才能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只要知道自己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读这一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大家会少走些弯路，会收获更多。 读书之后的第二步，我要讲行路。在古代，行路是的的确确也只能是用两只脚走，就算不走，像秦始皇那样坐在木轮车上巡游全国，最后死在路上，身体不好的话也是受不了的。如果把那时的万里路放到现在看，现在家在新疆的学生到上海一个来回就有万里了。所以这个“万里”不仅是指身体在空间上的移动，而是指人生的实践，是广义上的“行路”。我是幸运的，到过的地方比较多。我生在浙江南浔镇，12岁来到上海。在这之前，我5岁时到过我的祖籍所在地绍兴，到上海后，最多的旅行是在上海和家乡间来往，1966年我有机会到了北京。只要是有机会到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我就会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个机会。当时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旅行家》的合订本，在去某个地方的火车上我就先通过书本了解这些地方的详细情况。我后来的专业是历史地理，专业上的调查研究又给我提供了许多行走的机会。 也有些机会是我争取的。1990年，当时中国史学会要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世界史学年会，但经费要自己筹，希望我参加。我就想了既省钱又实用的方法：我自己选择其他路线去开会地点，到马德里后再和其他人汇合。我先坐一天火车到北京，从北京乘火车花五天到莫斯科，再乘火车花两天到柏林，之后乘两天火车到巴黎，再坐火车花一天时间到马德里，回来时又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奥地利、瑞士、匈牙利、罗马尼亚，然后再到俄罗斯，这样从东海到地中海走了一圈，沿途经过、游览了很多城市，而且坐火车的费用比坐飞机要省钱。我还买了一张欧洲铁路通票，可以坐五天火车，有一次，我到了科隆是早上七点，中午火车才再次出发，于是我就到科隆城玩了一圈，又到多瑙河拍照，之后坐上火车再去其他地方。这样一来，从亚洲到欧洲的两条线路我就都走过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