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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由探讨中西古今的文化难题入手，梳理了中国现代几个主要话语体系的特点及其转换，分析了这些话语体系对传统文化整体定位的决定性影响。五四以后，随着中西问题被转换为古今问题，自由主义者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展开了话语权的争夺，而传统文化的整体性质被二者联手判定为封建专制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依次出现了三种主流话语体系。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对传统文化的总体否定最为坚决；现代化话语体系对待传统文化相对温和，但与之相伴的现代性话语体系对传统文化的总体否定则最为彻底；正在形成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出现了将古今问题纳入到中西问题来思考的趋向，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总体肯定的重大转机。 关键词：话语体系、传统文化、中西问题、古今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文化问题莫过于中西古今问题。历史的轨迹朝着由中西而古今的方向进展，这是由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决定的，因为先进与落后本身是一种时间性概念，而人们最初探讨中西问题的本意，正是试图解决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问题，因而空间性的中西问题必然让位于时间性的古今问题。然而古今问题并不能完全取代中西问题。随着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问题基本解决，中西问题必然重新浮出水面，因为主体身份认同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中西问题上来解决。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残酷现实就摆在了人们面前，迫使人们思以救之。人们首先注意到的中西差距是设备与技术，接着认识到中西制度的不同，最后终于发现中西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思想观念的不同，于是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中西问题一直主宰着人们的思维。无论是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沿用或参照古老的华夷之辨模式来进行思考的。而华夷之辨本身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结构，暗藏着对华夏文明优越性的强烈自信。随着中西问题的探讨层层深入，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信迅速失落，最后几乎荡然无存。中西问题的发问方式，是通过与洋人的对比来界定自我：由我的器物不如人，到我的制度不如人，最后到我的精神不如人，结果只能走向对我的全面否定，即我事事不如人。[1] 新文化运动完成了追问方式的转变，把中西问题转换为古今问题：我们之所以事事不如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我们仍停留在古代，而西方已经前进到了现代；那个事事不如人的我，是昨日之我；西方展现出来的现代面貌，才是明日之我；我们要自救，就必须告别昨日之我，走向明日之我。这就把我是谁的问题，转换为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从而用明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正如冯友兰总结的那样：“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2]通过这种转换，中西问题被化约为古今问题，并深刻影响到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建立。一方面，它使时代性认同成为了现代中国人的普遍共识，使现代性追求成为了现代中国人的持久动力；另一方面，它也给传统文化贴上了前现代的标签，使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思维模式变得牢不可破。 一 新文化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五四运动的暴发。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质，胡适有一个经典的论断：“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3]就是说，必须否定前现代的封建蒙昧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以便确立现代性追求的正当性。而五四运动则是由巴黎和会的一个外交事件所引发的民众的强烈抗议，带有明显的救亡性质。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从来没有离开过救亡的问题意识；启蒙是由救亡所引发，并在救亡的强刺激下走向高潮。当五四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而整个新文化运动被冠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称谓时，中国现代启蒙精神的复杂性才真正得以完整地呈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思想可谓五花八门，但最有影响力的还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此，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争夺话语权的斗争，正式拉开了帷幕。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一开始就以一种普遍主义的面貌强势进入中国，并迅速赢得了多数知识精英的热烈拥抱。这些知识精英以启蒙为己任，以欧美为标杆，按照普遍主义原则构造了中国现代第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叙事原点，建立了一个以前现代与现代的历史区分为经线、以科学与民主的发展水平为纬线的叙事坐标，并以此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的普遍标准。这套话语体系结构简单，但解释力强大，不仅说明了中国为什么落后、西方为什么强盛，而且指明了中国摆脱落后挨打命运的唯一出路，即在加入现代性的时代潮流，从而成功地把救亡问题纳入到启蒙话语之中。然而，这套现代性话语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盲点，即无法有力回答一个从本民族立场出发的严重关切：在尚未完成现代转型的当下中国，如何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严既澄说，别说西方文化明显比中国文化优越，即使西方文化不好，我们也必须学习，因为“在目前的强盗世界里，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时候，我们总得把别人拿来欺负我们剥削我们的种种东西，先拿在手里，然后能够和他们一同生存”。[4]这个曾经引起人们普遍共鸣的说法，虽然雄辩地揭示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但同时又引发了更多的困惑：如此先进的现代性，为什么在西方列强身上却表现出如此野蛮的特征？在没有完全把这些先进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和强盗们一同生存？正是在解答这些难题上打开了缺口，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