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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现代与传统简单对立的思维模式的不满，学者们开始寻找各种理由，试图在不触动原有的总体判断的前提下尽可能恢复传统文化的尊严。如庞朴提出，应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区分开来：传统文化可以因为其过时而否定，但文化传统却自古而今深入我们的骨髓，化为了我们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想否定也否定不了；哪怕我们激烈反传统的行为，也有文化传统的因素在起作用。这种说法机智但于事无补，因为它已经默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否定，只是想把传统文化的灵魂从被否定的整体中挽救出来。文化传统如何才能够找得到、看得清？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文化传统放进传统文化中，从传统文化中抽出文化传统来。如果传统文化整体上是坏东西，文化传统又能好到哪里去？只要不把传统文化看成静态的僵死的东西，它本身就包含着文化传统概念，似乎不必如此费事。 林毓生、杜维明都在谈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他们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已经崩解，但传统文化并非全盘荒谬，其散落的某些因素通过创造性的加工，可以用来建造新的中国现代文化。林毓生强调，西方现代文化不是可以简单拿过来的，如果不与中国原有文化元素（如符号、价值系统等）融合，是不会生根的，因此，只有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才可能建立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体系”。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是要把自己变成他者，而主要是使自身文化获得某种整体提升，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文化的升级是整体性的，升级前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承担着某些特定的功能，它只能在升级后被更高级的功能所取代，但不能被简单地取消。杜维明则认为，传统文化必须区分精华与糟粕，已经崩解的糟粕是封建主义的“儒教中国”，如“三纲”之类，不死的精华是人文主义的“儒学传统”，如“五常”所体现的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传统，过去曾与前现代的政权化儒教相伴而行（它们不是同一类型、同一层次），现在通过创造性转化，也完全可以适应现代社会；不仅如此，这种古老的人文精神还契合于超越了西方启蒙心态的新人文主义，只要经过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它还可以对治现代文明目前遇到的种种困境，为全球文明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这将是“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抛弃糟粕，然后把精华拿来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适应现代性。这种挑挑捡捡的创造性转化看不到文化的整体功能，是思想懒汉的取巧敷衍。真正的创造性转化是使文化获得整体升级的艰苦创新，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转化。比如《易传》对《易经》的重新解释，就是一种创造性转化。《易经》是一套原始的巫术文化，但《易传》的作者并没有对它区分精华糟粕，而是把它完整地拿过来，当作经典，心怀敬畏，用自然主义的阴阳学说和人文主义的仁义价值对它重新解释，甚至连算卦的符号系统和操作方法都加以重新解释，构造出一套精致的宇宙论模式，结果，原始的巫术文化被创造性地转化为轴心时代的理性主义文化。可我们今天动不动对着传统文化指指点点，这是精华，那是糟粕，一付居高临下的样子，哪有半点敬畏之心！正因为进行了这种创造性转化，《易传》作者认同了《易经》，《周易》文化的主体才得以延续并成长起来。为什么西方现代价值只有与中国文化元素融合才能生根？为什么传统的人文精神可以经由创造性转化而跨越时代？离开了我们自身的文化主体，或否定了对这个主体的历史认同，这些问题就是无解的。 对于这样一些学术争论，官方主流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一般是不介入的。从主流媒体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呈现出越来越温和的趋势。即使是最温和的时候，也是一种“一分为二”的看法：一部分是精华，一部分是糟粕；精华部分越来越多地提到某些精神理念，而糟粕部分始终如一地指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还是被否定的，所以在谈到取其精华时，也要强调创造性转化。现代化叙事取代阶级斗争叙事而居于整个话语体系的最高层级，并没有改变对传统文化总体否定的基本格局。这种否定之所以日趋温和，一方面是因为在整套话语体系里还存在一个强调民族认同的基础叙事，另一方面是因为整套话语体系总体上是一套建设的逻辑。革命的逻辑总是倾向于使矛盾激化，而建设的逻辑则总是倾向于使矛盾缓和。正是在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十七大报告更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时代认同与阶级认同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对民族认同的强调力度不断加大，终于达到了对传统文化予以总体肯定的临界点。 四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新的叙事主轴，大陆的主流话语系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十八大闭幕的当天，习近平发表当选感言，讲到三个责任。第一条就是对民族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条对人民的责任，是指对现时代人民群众的责任，而现时代的人民不但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更要求跟上时代步伐追求现代性；最后一条是对党的责任，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阶级认同特别鲜明。这样一种叙事过程，已经预示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2天后，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他还谈到，我们的总任务是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而这个总任务要放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理解和把握。[9]也就是说，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我们对现代化的追求，都要放进民族复兴的叙事逻辑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又过了12天，他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谈到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并且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义为“中国梦”。一旦民族复兴的叙事逻辑上升到最高位阶，整个话语体系的结构必然发生重组，结果将形成一种新的民族复兴的话语体系。 正在形成的这套话语体系，将现代化叙事和阶级斗争叙事置于民族复兴叙事之下，就是要以民族认同统领时代认同与阶级认同。民族复兴的叙事逻辑将历史的深度和世界的广度结合起来，在历史的时代变迁中确立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在世界性的现代潮流中关注这个主体的命运。如果说阶级斗争叙事逻辑满足了革命的根本要求，推动了处在危机中的中华民族完成独立和解放的伟大事业；现代化叙事逻辑满足了建设的紧迫要求，推动了这个民族以超高速发展的方式获得了现代生产力；那么，民族复兴的叙事逻辑则把这些阶段性的历史使命统一起来，前瞻性地聚焦于民族主体的未来命运上。当今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它牵涉到的不单是直接影响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相关领域，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它意味着要摸索建立一种能够进一步促进现代生产力升级发展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新模式。当今世界也处在力量分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各种华丽抽象的理念乱花迷眼，但都无法掩盖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的基本事实。如何加强民族认同，对内防止分裂，对外抵御挤压，进而构建一种具有整体现代性的中国模式，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民族复兴的话语体系，正是因应这一新变局而产生的。 民族复兴，前提是我们的民族曾经辉煌过。按照这种叙事逻辑，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就不会仅仅关注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更要关注中国古代为什么能够创造辉煌；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会仅仅纠缠于哪些东西导致了近代的落后，更要挖掘哪些东西促成了曾经的辉煌；我们还要进一步追究，那些导致我们近代落后的东西，究竟是传统文化中固有劣根性的恶性膨胀，还是传统文化中固有真精神的人为失落。只有找到这种曾经推动我们的祖先走向辉煌的文化真精神，那种跨越时代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重建起来，而整个民族在现代文明的竞争性发展中才不会失落自己的主体意识。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肯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