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大师黄侃（资料图 图源网络） 陆宗达曾拜国学大师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说：“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 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 第三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得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点上。”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翻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 黄侃说：“标点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于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再翻这书了。”黄侃将书扔进书堆里，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 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说：“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据他的学生回忆，黄先生教学还有更特别的，他不是光用语言教这个书，而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说文解字》是一本很枯燥的书，要是一般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先生在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同学们都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如果不拜师，即使你资质再好，黄侃也绝不理会。1932年春天，黄侃来到北京，学者杨树达与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杨伯峻去拜师。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出于无奈，杨伯峻只好去了黄侃家。他到上房之后，将红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诚心。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功课，准备明日开讲。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以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其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二十四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三十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黄侃并且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黄侃更是以身作则，五十岁前不著书。 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而且黄侃视书如命，每次都是因为买书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涩。黄侃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但凡好学之人，大都有这种癖好。当然，世上的书，实在读不尽，也买不完，而文人的钱财，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钱财，去购买无尽的书籍，自然是天天要闹穷了。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他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拼命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钱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浪费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的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籍最终却横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真是暴殄天物啊！ 黄侃曾在自己所藏书目册上写下这样一首诗： “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 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可见黄侃实在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书痴”。 黄侃在学术上颇有成就，但慎于著述。其师章太炎曾告诫他说：“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终不肯轻应师命而为，逊之以“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送他一副寿联： “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意思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五十岁就读了许多书，下联典出于“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意思是希望黄写出绝妙的著作。 不料，黄侃接到老师送的联语后，见其中含有“绝”、“命”二字，心中不快，以为不祥之兆。同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而死，一肚子学问也带进了棺材。章太炎因联语成谶语，悔痛不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