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年回到山西老家参加一位亲戚的葬礼，赫然发现一向民风淳朴、民俗流长的乡下，在举办葬礼时竟然从头至尾全用西方天主教的仪式：十字架高悬，唱诗班念诵，不需人哭泣，据说也没有后续的一系列追思活动——恍然间与记忆中的乡下隔膜了许多。后来在一次小型传统文化的会议上，安徽省宗教局的某位女士介绍说，在广大农村地区，有西方各种背景的势力给钱给物，成立各种教会和组织。看来，几百年来始终无法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西方基督教正以星火燎原之势扩展到整个基层社会中。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不再能自豪地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每个人都变成了“香蕉人”——不伦不类、“外黄内白”的人，而各种西方势力想改变中国文化的企图、各种自渐形秽已完全丧失民族文化自信的全盘西化派的心愿，正在被市场经济大潮下的社会所自动地实现，传统文化正在连根拔起。与此相对应，作为儒学文化的普及者，笔者在参加近些年有关国学各种学术会议的同时，特别重视参与一些群众性的儒学普及活动，感触颇深的是，传统文化在民间应该有极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只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而更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体验、一种实践，运用于生活和工作中的人们而言。传统文化不但改变了他们自身做人做事的态度，也改变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家庭、他们的企业。在听这些人声泪俱下的发言时，触及灵魂深处的思考，我自己 也常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两个表面上相反的社会现象说明，人们在衣食住行的温饱生活满足之后，对精神世界的渴望急剧上升，对精神深层的信仰尤为关注，许多人正在寻找他们可以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否在主流文化之外，提供给大众这方面的需求呢？民族复兴一方面需要外来新鲜血液的输入，另一方面也需要汲取源头活水，通过不断吸收融纳同化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抽出新芽。文化作为人的精神营养更是如此。传统文化并不只是体现在已经失去的“庙宇”之中，或者只是体现于学术界殿堂的口耳之中，更重要体现在“当下”的实践当中，才能发挥出它那无法想象的功能。信仰是文化深层的价值观集中表达，既凝聚了大众无意识的思想行为，又融汇在个体灵魂深处的动力发轫点上。无论外在世界是多么的辉煌，只要支撑的精神信仰“硬核”崩溃坍塌了，这个社会的发展轻则畸形，重则垮陷。“意识形态体现了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摧毁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推翻一个制度。”以儒家为显在的整个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意识形态的大众信仰层面起作用，正是因为社会的现实土壤需要它，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需要它。 一、格局与局限 无可否认的是，现今种种表面的躁动、无序、失范，恰恰反映了从精英到大众的深层迷失。我们处在一个流动的世界中，权力化政治、利益化经济、娱乐化文化等表层的“洪流”，正在不断肢解、瓦解乃至带动、推动暗流之下的信仰再建构。未成形的、无定型的精神世界显现出多向、混乱、迷茫，甚至破碎、虚无、空洞的趋势不可小觑。 精神世界抽象的格局是否可以这样来概括呢？一是近代以前的社会基本价值观认同，亦即由儒佛道三家主流构建的传统信仰，仍以博物馆的化石形式、少数学人的遗留坚守、民间老百姓上下薪传的民俗等方式，潜存于回忆当中、血液深处。对之情绪化、制度化的推翻、批判与解构，已经使之失去规模化的市场。如果不加以唤醒，大面积的丢失势不可挡。我们将自然而然地不再认识我们的本来面目，不再认祖归宗。二是现代经过无数志士仁人的不断斗争、努力，引入外来先进文化，逐渐建构起革命、建设、改革的文化传统，延伸至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它既是在现代选择追索和实践中构建起合法性，又是在不断论证、充分证明中建构起合理性。从源头上讲，它承继了近代直至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半个世纪后的“文革”某种意义是其自然的后果——尽管我们极力否认这一点，将其当做“挫折”和“怪胎”—— 一个规模化的、长时间延续的运动，轻易在记忆中抹去，简单地“剔出”，不去深思其逻辑，就无法保证它以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露头”。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一传统逐渐变得温和，在坚固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中，大量认知和吸收了更多因素，如一再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宣称作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继承者身份。 三是由现代生活不断衍生出的新文化现象。与前两种已经成型的文化传统不同，它是一个处在眼花缭乱的变动之中的“浮萍”，无根性、游动性、随意性乃其自然特征。但是所有的眼球都被它吸引，且对前两种文化传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三种文化既有相互冲突又有交汇借鉴，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第一种文化蔓延两千年，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理已经深深扎根，调适着从士大夫阶层至普通百姓的内外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并制度化为社会演进的深层次结构，稳定地保持着大一统的文明延续动力。周期性的朝代变换，并没有改变主流的意识形态，但反映了该文化形态的不足——其精致的人文伦理内核和精髓，在维系人情世故、松散的农业社会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产生出惊人的深度内涵境界——《四库全 书》、《大藏经》、《道藏》就是明证，但是传统文化实践形态并不突出，在教育并不普及的非现代形态社会中，容易造成士人和大众的隔膜。特别是其内向性有 余，内圣色彩突出，极易导致民生实践的荒芜，被利用后的变异又使维护色彩日益浓厚，逐渐失去弹性，变得保守而不再吸纳新鲜异质元素，直至丢弃如敝屣。延续至今并有很大变化的第二种文化传统本身是以解决中国现实出路登上历史舞台的。它引导、鼓励年轻一代的先进分子追寻、奋斗，造成不同于一个近代、古代“三千 年未有之变局”的新中国，不但给人们以翻身平等、美好生活的希望，也给大众指出一条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信念。问题在于，这条道路的信仰是建立在政治信 仰基础上的，按照其自身的理论解读，政治背后又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超越现实社会的信仰有可能再次被拉回到现实利益的分配和争夺上。现实差别不断以局部利益冲突的形式在叠加。很多人都已经看到，经济生活本身的矛盾还不是最危险的，经济改革与意识形态的潜在冲突才是最主要的危险。而暴露出来的问题与其说是执政党自身成员的腐败，还不如说是部分人信仰信念的崩溃。只认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哪管超越现实利益的需求。一些官员、媒体工具语言和思想上的假、大、空，进一步抽空了人们心灵的真切感受。社会缺乏信仰、信念、诚信，已经是不争的存在状态。很多人于是在第三种文化现象中寻找归属与安慰。某种意义上讲，上世纪末兴起的传统文化热潮，很大程度是市场经济现实的应对之策，并非自觉的回归——因而该归属于第三种文化现象。当然，它提供给市场中的大众更多元化的选择自由，毕竟人们有了另外的精神空间可以安慰托寄。只是在一个大众文化娱乐化、快餐化的时代里，往往满足于感官刺激、眼球关注，很少去思考人的深层精神架构和终极需求。 二、精英与大众 有人提出了实际上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近一亿的党员假如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那么，十三亿人口中的其他绝大部分人群，总有十亿多吧，我们是不是一概要求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十二亿人的信仰需求该怎么办？ 每年暑期我基本上都要返回家乡看望老人，发现由于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确实一年比一年农村的生活大有改善，部分家庭甚至购买了小轿车，通了网络，电视节目至少五六十套，年轻吃喝不愁，年老医保无忧，衣食住行皆为过去所不敢想象的，但是一到晚上，很多人干什么？玩推“方块”，一晚上输赢成千上万并不稀有。另外，家庭关系不和、不孝顺老人、各种犯罪等现象比过去有增无减。而我们主旋律的高雅精神文明教育在做人、家庭等方面似乎无能为力，没有把社会风气彻底扭转过来。2008年我曾经到安徽某地搞调研，又看到这样一个惊奇的事实：用传统文化特别是孝道、儒家礼仪教育当地民众，短短3个月后，民风大为改观， 一年后刑事犯罪率、离婚率等几乎下降至零。海口监狱系统的监管人员，把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引入到监狱教育改造中，取得令人震撼的感化效果，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这说明，坚信传统文化，并真正去落实它的一些理念和行为准则，迸发的力量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有人可能会问，这与信仰有什么关系？大有关联。健康的、合理的信仰只有建立在一个健康的、合理的社会风气之上；不健康的、不合理的社会风气可能扭曲、颠倒内心信仰。由基本层面的认同，可以引导到高层次的认同，逐渐树立起理性的、科学的信仰。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理论教育把理想信念挂在嘴边，却在现实中往往失效？应该承认，除了现实中说和行、知和行的分离等原因之外，任何理论再怎么科学，也是有缺陷的，尤其是对于复杂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精神 信仰系统而言，苍白的说教抵不上一个坚定的行动的影响力。任何学说和思想都是承袭日久，流弊百出。从现有的文化格局来说，它们皆有利弊。因此，单一的文化 无法应对复杂的精神系统需要。 马克思主义虽然十分强调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并把这一点与理想社会的实现联系起来，但总体来说，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涉及的是阶级、政党、国家等群 体层面的平等和谐发展，个体的思想服从于团体的需要，个体的信仰服从于人类绝大多数人的需要。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和精神信仰，从历史到现实，不断涌现的史诗般的英雄人物长留于人间正气、浩气之中。而我们不能不说，相较于东方文化比如说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缺少一套系统的做人应当怎样去修身修心修行之细密理论。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读研期间，一名教授在私下和我们几个同学座谈时说：你们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讲得头头是道，但不及儒家“仁义礼智信”五个字管用。而我后来在研读中国传统哲学期间，更是发现了儒学的心性本体精密理论不要说马克思主义中为所未闻，就是产生其深厚基础的整个西方哲学（西哲中的逻辑理念本体与东方建立在修身基础上的本体基本上是两码事。比较文化学者往往牵强附会之说实属浅见，目之为神秘主义、唯物唯心主义者更是不值一提）也极其少见。 这些高深的精神境界建立在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做人教育之上。儒家文化乃做人做圣的教育。我们现在缺什么？有人说缺“德”，准确来说是缺德行的教育，因为文化的断层，几代人已经不知道古人有这么精密的德行教育。曾有省部级的官员在中央党校的课下问一位教授：“儒释道”中的“释”是什么意思？连一些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都不清楚。现在还有一句顺口溜：小学教少先队员怎样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中学教学生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继承者，大学生、研究生教怎样去做人——又返回到我们在幼儿班就应该打下的做人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这个基础，如何又到社会去做好公务员、做好领导干部？虽然我们不乏“公民”的教育， 但整个社会恰恰缺乏真正的做人教育。而这一点除了返回到传统文化教育中，别无他法。2008年广州的儒学普及讨论会上，叶选平会长把儒学在当今时代的任务定位为做人的再教育，因此是全民包括官员都应当学习的，我认为这种概括是相当的精辟。 在精英用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带领大众奔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全社会如能重视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重拾文化自信，必将能有助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的“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非常重要，说明我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初步达成共识。只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党和政府还缺乏有效的手段将之融入到国民教育中，体制化教育往往拒斥传统因素的渗入。目前多是社会团体、民间力量甚至是个人在推动，儒学做人的普及 教育任重而道远，可能面临的观念阻力远远大于其他因素。 三、入世与超世 一提到信仰，就使人想到此岸与彼岸、入世与出世、相对与永恒等关系。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大多数民众没有宗教信仰，天不怕地不怕，没有外在制约，最为可怕。历史上倒是西方多次以上帝为名发动了战争，有些教派亦有“一手提剑，一手传教”的传统，东方的教派则温和得多，中国“三教合一”的论证和物证远远大于三教冲突方面。三家学派在传承中华道统、稳定传统社会方面发挥的功绩也远远大于其过失。由一般的做人孝道、劝人为善，到治理家国、成物参赞，最后明心见性、悟道 成圣，自内圣而外王，一切皆围绕“人”，成就大我，找到真我，回归自性，同化无际，混同太虚，将人提升到无限境界。 将做人由低至高，诱导进入高级境界，擢拔人生，自然十分吸引学人超脱功利，不断修正自我，校准方向，以为信仰。今人往往浅视家宝，殊不知其中自有西方学术所不及者。调适从入世到出世乃至超世，端赖乎此。不要说其中高深道理，玩味至深难以企及，就是一般做人之道理，若不宣说，仍不知者多。如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似乎与当今重视职业饭碗的知识教育不同；又云“建国君民，教民为先”，显然是把对国民的善性教育放在首位，而非功利化经济发展为中心。化异域良善之教义、主义，充实加强完善，扩大延伸，研深精义。一体博大，恢弘气度，洋洋万千，辅育后人。起点明德为善，方向仍以至善为目标，个人以至社会皆可臻 于完美境地。礼教礼仪入手，规范人身，不敢错失，由己推人，造成人与人、人与众生、人与整个宇宙偕同共生共荣。 而今工商化社会亦即功利化社会，沉溺物欲，物化人生，不仅造成生存环境无法使人生存下去，釜底抽薪，不可持续，也使私利盛行，个群矛盾重重，更有以维护己国 民福利，断送他国民生计，挑拨离间，以邻为壑，以人为敌，势交力盟，公义丧尽，自视短浅，引世人于万劫不复之毁灭境遇。放眼寰宇，丛林之则，弱者忍吞，强者高上，人人不安，国国自危。假借上帝的名义，托举良善的旗号，亵渎信仰的神圣。无视群生的价值，啖食豪夺；擅用权力的利剑，刀俎鱼肉。底线不断被突破， 良知接连被斫伤。 境遇虽然如此，吾辈仍不能怨人忧天，否则即乖张悖离儒学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反求诸己。深切自省，痛己悔过，克制欲利，荷责揽任，续统延脉。先超拔自我，后觉度他人。变儒学为学儒，以内圣修为做外王业，以出世心做入世业，超脱功名利禄之藩篱，实现即内在而超越、即中庸而高明，不离伦常日用，净心又不染污。工夫万千，一念入微；生死事小，兹体甚大。事上磨练，绵密细行，脱于沉浮，行向他域。从“不问生死”至“无生无死”、“心如太虚，本无生死”，先秦儒家发 展到明清之际，从学术思想上完成了现实人生的转化和超拔，以人道实修实证的科学精神，探索达到了人生真理的追寻。因此，这种信仰即是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 上，为“人的科学”、“生命的科学”，近代学人称之“以人文代宗教”，实值得后人景仰行至。 以需要推动社会进步，于温饱的程度内是合理的；以私欲推动社会更高程度的发展，则有可能引入歧途。奢华现象的规模性出现，显现出病态的趋势。民官争利、民国 竞富，资本宰制、金钱至上，文化产业化、精神物质化，浮华虚情、今朝酒醉。内心空虚无着，普遍向外追索。用不着核战争的阴云，单是人类的无尽贪欲就可自毁。大群人生如何自处安顿，大众价值信仰何以教化确立，该是社会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千百年业已形成并不断解释扩演的儒学文化系统，生命力经受了种种 考验，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的精神之魂魄，丢弃不远，寻回不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优秀的儒学文化的复兴亦将自然包含在内，而儒学提供的精神价值信仰当然内含其中。从做人始，至参与当代人深层心灵构建，儒学的功能日益深广。只有打动人心、明了自性的正确信仰才能帮助大众祥 和安安。有生物重演率，是否也有文化的重演率呢？深植于血液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一旦被唤醒，加之百年来对现代文明的充分溶解，就会改变目前游动无根的状 态，铺垫起坚实的心灵基石，建立起信仰的深土厚壤，获得加速发展的趋势。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博士，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朱康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