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画家郭德福所画的《孔子周游列国途中讲学图》反映出游学现象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 不知何时，“游学”二字倏地就时尚了起来。出门远行，和山水亲热，吞吐外埠菁华，有些人就会感到自己陡增出若干的智慧，然后再招呼伙伴一同游学，把自嗨升级成群嗨，如此游学其实更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了正本清源，我们有必要将“游学”概念的历史渊源拉扯拉扯，展示一下“游学”的户口本。 游学在古代的四类记载 游学在现代文化中的形象，已经被约定俗成为——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到另一个全新环境里学习和游玩，既非单纯的旅游，也不是纯粹的学习，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寓教于乐。它的内容贯穿了语言学习和参观游览，介于游与学之间，同时又融合了学与游的内容。现代教育意义上的游学，是20世纪随着世界和平潮流和全球化发展进程而产生，并逐渐成熟的一种国际性跨文化体验式教育模式。大中院校、社会机构和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单位通力合作，面向国内外青少年，开设游学课程，积极鼓励并正确引导青年学生，到人类不同文明的文化环境中去探访、并沉浸其中，通过亲自体验而学习和理解非本地的文化历史传统。现在火透荧屏的综艺真人秀《爸爸去哪儿》，大概能算作光环缭绕的游学明星幼儿版吧。 古代对游学的定义是神马，可能和现代人的想象大相径庭，记者翻查资料，看到有四类直观描写：游侠和儒生；从事游说的人，《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写道“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说的就是苏秦张仪这样的专擅合纵连横的国嘴大咖；离开本乡到外地求学的人；宴游与学习的人。泡泡饭局吃吃喝喝也算游学？可是司马光点头说Yes，《资治通鉴·汉元帝建昭四年》里说的明白，“游学，游谓宴游，学谓讲学”。司马光都说是，别人就认了吧。 游学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教学方式，分为教师周游讲学和学生出外游学两种。纵观历史，尽管历代对游学的政策不同，但游学现象在先秦到清朝的历代史料中仍有所记载。孔、孟、荀等大教育家都曾在周游列国中教育学生，战国时期的权臣养士，士人游学以结党盛行一时。西汉经学家郑玄也是“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地”。对古时各大学派的教育家来说，周游讲学是他们传播其教育思想的方式之一。从史料来看，游学在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就开始盛行，此后各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游学的现象。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游学四方可能就成了一张镀金的名片，一旦拥有，风光得很。 游学派巅峰人物非孔子莫属  汉画像石上“孔子见老子”场景 （山东嘉祥境内出土） 古人有个绵延至今的优良学习传统就是去云游四方，拜访各地知名学者，仆倒行礼，愿充门下，或是当面请教不解难题，即便未结师生之缘，也是你来我往，彬彬有礼。等去了许多地方、拜访了许多有学识的人后，终会学到有用知识。古代学子云游四方非常辛苦，不像现在可以借助网络，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但知识这东西并不是你知道就行，现代人一般不是去探求知识的本源，只是了解知识，未做到融汇贯通，不像古代学子那样一叶知秋，说明现代人做学问只是堆砌知识，而没有得到最深的智慧。真正的知识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是人与外界的和谐，是真正了解事情本源的东西。耳提面命也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给了学习者一种对于知识的态度。这一点是需要今天的人学习的。 越是高级的事物，越是会跨越地域、种族，形成全世界共通的标准。像游学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游历，也透露出古代东西方游学交流中蕴涵的丰富信息。中国民间自古以来，格外看重游学对人格养成和知识形成的引导作用，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增进弟子学识，培养弟子品质，开阔眼界，而且在游学过程中，事事皆有启发，可谓处处皆为吾师，即便是大儒孔圣，也会遇到“两小儿辩日”这样的醍醐灌顶。这样机缘偶遇的造化，一定是游学途中才能遇上的幸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为后世留下传承至今家喻户晓的教育古训，它所带来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孔子周游列国，被视为游学精神的鼻祖，海外游学的宣传册也时常抬出这位老祖宗，以示源远流长。但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所经历的艰辛困苦与人生体验，显然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型游学无法望其项背的。孔子在游历中体悟人生，并将种种体悟传递给追随他的弟子，兴之所至，便在杏树下开坛讲学，杏花纷飞处，渐渐有了《论语》，有了“杏坛”。这幕天席地的课堂，如同佛经中拈花微笑的刹那，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处最富于诗意的一页。 古代学子远游为了什么？  明代王世昌绘《山水图》中结伴出游的场景 不只孔子，先秦时期的“子”级人物无一不是“游”出来的，墨子、庄子、孙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全都是著名“游士”。 到汉魏时，读书人游学之风更为盛行。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人物是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20岁即开始远游各地名山大川，从当时的京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在南郡（湖北江陵）渡江，抵达长沙，来到屈原自尽的汨罗江江边，凭吊诗人……历时数年，司马迁把大半个中国都“游”了。 与现代学生暑期游学目的不同，古代学子在科举取士确立以后，大多是为了功名前程而离乡远行，遍访名师。如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唐宋八大家”，均有丰富的远游经历。南宋诗人巩丰《送汤麟之秀才往汉东从徐省元教授学诗》，描绘了古代学子远行求学的心态和不易：“士游乡校间，如舟试津浦；所见小溪山，未见大岛屿；一旦远游学，如舟涉江湖……”当然，古代学子除了“求学”、“求仕”，只为“游山玩水”的也不少见。 那么，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如何远游？有条件的可以乘车骑驴，更多的是步行，即所谓“徒行”，以完成游学计划。从史料所记来看，大多数读书人都是“穷游”。孔子当年去拜访老子，就是鲁昭公赞助了他一辆瘦马破车。 古人出行要带哪些东西？  明代仇英绘《清明上河图》中出行场景，骑驴、背袋、挑担均有。 古人出行一般会随身携带上哪些东西？这里，以战国时著名的论辩家苏秦一次远游为例，来看看先秦时的旅行“装备”。《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条有这样的描述：“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这段话的意思是，苏秦身上的黑色貂皮衣破了，百斤黄金也用光了，没有费用，只得离开秦国回家。腿上缠着裹腿布，脚上穿着草鞋，身上背着书籍，肩上挑着担子…… 据此可知，苏秦行路至少带了三样东西：一钱财，黄金百斤；二学习资料，书；三收纳用具，橐。这三样东西是古代读书人远游的基本需要，在现代亦然。 古代不像现在，带着一张银行卡就可行走天下。古人一般要根据路途的远近带上足够多的盘缠。苏秦带上的现钱不少——黄金百斤，但最后也未够他一路开销，在游说秦王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只好离开秦国回家。而学习资料同样是古代读书人出行必备，这也是游学与商人外出做生意即所谓“行商”的不同。先秦时的书本都是竹简木牍一类，比隋唐以后普遍使用的纸质书籍要沉很多，在无车可乘、无驴马骑的情况下都要背负肩挑。橐则是古代远行又一必带之物。所谓“橐”，即口袋，在没有箱子的情况下，口袋是装带旅行用品最好的用具。 古代旅馆、饭店不发达，偏远地方根本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所以还要带着铺盖、锅碗等，如孔子出游就是带着锅灶上路的。从《战国策》所记来看，苏秦远行所带东西还是不少的，但最后仍是相当狼狈：“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色。”实际上，苏秦并不是最惨的，游士最后靠沿途乞讨生活、沦落为乞丐的也不少见。唐朝文人白行简的《李娃传》记载，李娃曾“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所以，为防止路上断炊要饭，古人远行时尽量将用品带全带足，这就是所谓的“穷家富路”。有条件的读书人会带个仆人，或是雇人肩背担挑，或雇一头毛驴驮运行李。如果雇不起人，又没有牲口，那只能自己当驴使，远游者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驴友”。 古人出行用带“身份证”吗？  唐朝西域石染典过所（通行证），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 除了日常用品，古人出行一般还会带两样东西，一是“节符”，一是“地经”。“节符”在先秦时已开始使用，相当于现代的身份证、通行证或单位证明。“节符”其实是“节”与“符”的合称，乃两种不同形式的凭证，后来也称“传”、“所”或“过所”。古人出门远游如果不带上“传”、“所”这类证件，会遇到很多麻烦。唐代诗人元结《欸乃曲》一诗曾描绘过在湘江上夜里被查问的情形：“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 关于查验“身份证”，先秦时已有规定。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从中便发现了《游士律》：“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此律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部旅游法规，其大概意思是，如果旅游者丢失了通行证明，要交一身衣甲的罚款，到年底时统一征收。《大唐六典》中的规定则更为具体，各地检查站（关防）的长官要切实负责起查验工作：“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如果冒用他人过所，或是不应该持有的持过所者，要判处徒刑一年。 古人出行必带的“地经”，就是里程图。地图在中国早已有之，但专门用于旅游的地图，似乎在唐宋以后才流行于民间，到明清时已成为古人出行必备。据元人李有《古杭杂记》，南宋时的临安（今杭州）街头，已出现与现代一样的场景：有人专门卖旅游地图：“驿站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有人以此场景题壁：“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这是嘲讽无心收复中原失地的南宋朝廷的，但间接透露了当时的旅游地图已绘得相当精准和实用。此后可供旅游参考的地图很多，如元朝有《舆地图》、明朝有《九边图说》、《广舆图》，清朝有《大清一统舆图》等。这些地图，在方便出行的同时，也刺激了古代旅游业的发展。此外，古人有时还会带上“行路指南”等旅游指导类书籍，如《一统路程图记》、《水陆路程》、《士商类要》、《图像南北两京路程》等，出行时遇到问题可以对照一下。 古人出行有什么讲究？  古人骑牛出行 古人出行对自身的安全极为重视，因而形成了不少禁忌。古人迷信地认为，旅途有神灵，称之为“祖神”，民间视为“行神”，也叫“道神”、“路神”。古人心里的行神，一说是共工之子修，一说是黄帝之子嫘祖，不论是谁，他们都喜欢远游，最后死于旅途之中，由此成了路神。所以，古人在远行前会在道路边祭祀一下，以求得旅途平安。 古人出行另一特别之处是喜欢择日子。因为路上有在四方云游的“噩神”，故出行时要挑好日子，以避之。一般来说，古人有“七不出，八不归”的讲究，即不选择在阴历初七、十七、二十七出行，回家时则避免在初八、十八、二十八这三个日子动身。据说这一风俗的形成源自封建时代休妻“七出”和谐音“不（八）归”有关。 在远行时节上，古人也很在意，早期有“六腊月出门，神仙也遭难”一说。“六”指阴历六月，正处炎热的夏季，腊月则太冷。在交通条件不好的古代，大暑天和大寒天出门确实困难很多，连古代官员升迁就任都要避开，有“五月到官，至免不迁”的规矩。 对于不同年龄的远行者，风俗上也有不同的要求。如“老不上北，少不上南”以及 “老不入川，少不游广”、“老不走新疆，少不走苏杭”等。而且古人大多喜欢结伴出行，“一人不上路，二人不看井”。这是为防止旅途中遇到不测时，可以相互照应。 显然，上述不少说法纯属封建迷信，而且非常愚昧，但迷信的背后是一种善良的祈愿，这种避凶求吉的愿望，今天的远行者也是非常需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