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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周易》成书之性质一直众说纷纭，多以卜筮之书名之、用之。然虽众所公认从《周易》之中可以解出天地万物自然之理，或以之为中国哲学之大本大源，但少有人把之与卜筮之用决然分开，更少有人把之当作古人借以安顿身心性命的生命哲学。诸多解易之书只是就经传分而解释之，实为古汉语之当下翻译，皆没有实现对易理进行“一以贯之”的理性解读。如此解读之《周易》，皆未将之作为系统理论进行完整解读，只是对《周易》自在之理撕裂之后的片面理解，最终只是强解《周易》，各言其说而无法贯通易理。所以自古解易之说最多，却终无一定之论。鞠曦解《周易》，是以其贯通中西哲学的元哲学理论——时空统一论与形而中论——贯通易理之中，揭示出《周易》内在蕴含的“形而中论”哲学原理，从而以“形而中论”外化出《周易》内在的生命哲学体系，使现代人可以用现代理性思维与话语方式走进易经。最终揭示出《周易》的成书性质乃为孔子将卜筮之易转化为言说“性与天道”的性命之学，其思想核心乃为生命自在的“损益之道”。 一、周易的生命承诺 鞠曦以“承诺推定法”解读《周易》，推定《周易》内在承诺了什么样的本体论、价值论与主体论。 研究《周易》首先要确定《周易》的作者是谁，从而能够根据作者的思想与生命实践去推定文本的内在承诺是什么，从而更有益于理解作者笔下的文本内涵。而《周易》之作者为谁？自古就有伏羲画卦，文王重卦之说，此已无法考证，只可以推知卦爻之作为上古圣人所为，但作传解经之人却可以确定，那就是孔子。因为考证《史记》所载史实，“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再结合《论语》记述，可以确证《易传》为孔子所作。 而孔子为何要作传解经？其目的在于转变《周易》原始卜筮性质，借易经卦爻系统作为话语表达方式来揭示无法直接言说之生命之道，从而把原始卜筮之易转变成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与天道之学”。其价值论承诺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实现对人类现实生命的安顿，使现实人生得以安身立命。其文本依据在于《说卦传》原文：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是如何作《易》的呢？是“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形成六十四卦的《易经》体系。也就是说，古代圣人通过“生蓍”、“倚数”、“立卦”的方式建构了六十四卦体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卜筮之用。但这种卜筮之用并不是主观臆测，而是圣人仰观俯察天地自然万物，通过“幽赞于神明”、“参天两地”、“观变于阴阳”而得来，必然蕴含着天地自然之理，但却不能确保预测未来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故孔子反对卜筮，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君子应当尽性知命，“不占而已”。 而孔子反对卜筮，为何还要研究《易经》呢？原来孔子对《易经》进行了转化，利用《易经》来揭示不可言说之生命之道、性命之理。而孔子是怎样转化《易经》的呢？他将《易经》“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孔子发挥六十四卦的刚柔之义，利用“卦”的文理章法及“卦爻辞”来表征、解释生命之道、性命之理，使本来用作卜筮的《易经》“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现实了孔子以“卦”的理论形式来阐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之道与性命之理。 这里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凭什么在“立卦”与“发挥”之间断句，把“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归于“昔者圣人”所为，而把“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归之于孔子所为。就逻辑结构、语句对仗、语意联系来说此段话的主语只有“昔者圣人”，没有孔子，从“立卦”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皆为“昔者圣人”所为，此处为理解《说卦传》此段落之关键。 这里就涉及到“承诺推定法”的运用，前文已述，《说卦传》是孔子所作，那么《说卦传》的一切内容皆为孔子所承诺，而非真有一个“昔者圣人”在说自己如何如何，是孔子在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切都是孔子所作的主体论承诺，而不“昔者圣人”向我们承诺了《说卦传》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要把“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归之于“昔者圣人”，而不归于孔子呢？因为有史可考，六十四卦确实是孔子身前之“圣人”所作，而非孔子所为，所以孔子说“昔者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是一个历史事实，孔子是代“昔者圣人”而为言，而下面的“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孔子的语意上来说也是“昔者圣人”所为，但事实上“昔者圣人”只是做到“立卦”为止，“发挥”之事都是孔子所为，孔子是借“昔者圣人”而为言，让“昔者圣人”代言自己的观点，从而把“昔者圣人”所作之六十四卦进行发挥，使之合于“道德理义”，实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孔子作传解经的价值论承诺。 那么，为什么自古以来《周易》的成书性质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呢？因为孔子作传解经之后的《周易》承载的是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需要真正的生命践履才可以达于至道，不是凡人所能解，因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之弟子，自颜渊死后，无人再有天纵之聪可以解得此生命之道，故孔子所解之“性与天道”不传，也就无人可以理解《周易》成书之性质。《帛书要》记载“子贡三疑”，言孔子著名弟子子贡不理解孔子为何“老而喜易”，并认为《易经》乃卜筮之书，表明其不解孔子对《周易》之转化，更不能理解《周易》所承载之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所以孔子言“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就是说孔子不是与史巫一样把《易经》用作卜筮，而是“求其德而已”，用之解决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此理也可以求证于当代，鞠曦已把《周易》成书之性质公之于众，揭示出《周易》内蕴之生命之道也就是孔子儒学的“性与天道之学”，而当今之世又有几人信之？更不要说身体力行了。老子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而当今之世，纵有上士，亦皆奔忙于名利之途，无暇问道，而中人以下，更无以言之了。而孔子借《周易》所揭示的“性与天道”之学就是由易理所表达的生命自在的“损益之道”。 二、生命的损益之道 （一）《周易》的文理章法内含的“损益之道” 孔子如何以《周易》承载生命的“损益之道”呢？或者说，孔子作传解经之后的《周易》如何揭示了生命自在的“损益之道”呢？《说卦传》言：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孔子是按照“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的规则来表达其生命之道的，以此规则对卦的具体排列结果就是“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由六个卦象作为“章法”来承载其核心的生命之道。具体来说，就是对应“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的“震、巽、坎、离、艮、兑、乾、坤”八个卦按“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进行排列，顺数而得“雷风恒、水火既济、山泽损、天地否”顺数四卦，顺数四卦由“恒-既济-损”三卦揭示了生命之“损”的发展历程，其价值论承诺是对生命之“否”；而逆数则得“地天泰、泽山咸、火水未济、风雷益”逆数四卦，逆数四卦由“咸-未济-益”三卦揭示了生命之“益”的发展历程，其价值论承诺为生命之“泰”。这就是《周易》内蕴的生命损益之道。而“《易》逆数也”，也就是说《易》揭示了生命之道应该按逆数四卦来运行，也就是由“咸-未济-益”形成的益道三卦，而实现生命之“泰”价值论承诺。 以《乾》卦表天道，以《否》卦承诺天道之损，而以“损道三卦”各为天道十卦之统领，形成天道三十二卦序；以《坤》卦表地道，以《泰》卦承诺地道之益，而以“益道三卦”各为地道十卦之统领，形成地道三十二卦序；合之而成天地损益六十四卦卦序，正是《帛本周易》给出的六十四卦卦序。从而证明“损益之道”为《帛本周易》的文理章法所内在承诺。 （二）《损》、《益》二卦内含的“损益之道” 天道之本为“恒”，而此“恒道”行于人之生命就开始了天道自然对人生“损”的过程，也就是人生苦、乐、哀、惧，生、老、病、死的过程，故“恒”卦为损道之始，由“恒-既济-损”揭示出生命顺天道而行的“损道”。而天道在上，地道在下，故天道为“上行之道”，地道为“下行之道”，故“恒-既济-损”为天道之损，为“上行之道”，而“咸-未济-益”为地道之益，为“下行之道”。由此才可以解释《损·彖》言“损下益上，其道上行”与《益·彖》言“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意。 《损·彖》的“损下益上”指“损”“下行之益道”，而“益”“上行之损道”，使生命由益道而走向损道。故言“损下益上，其道上行”而成天道之“损”。 《益·彖》的“损上益下”指“损”“上行之损道”，而“益”“下行之益道”，使生命由损道而走向益道。故言“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而成地道之“益”。 《益·彖》的“自上下下”的“上”指“上行之损道”；第一个“下”指逆转“上行之损道”而为“下行之益道”，故此“下”实指“逆向”；第二个“下”字则指“下行之益道”；合而言之，“自上下下”就是由“上行之损道”逆而为“下行之益道”，从而使“损道三卦”：“恒-既济-损”逆而为“益道三卦”：“咸-未济-益”。故“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