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思想体系本质上都是逻辑体系，而一切逻辑体系的共同特点就是必定具有无法论证，也无需论证的逻辑起点，比如几何学公理，“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 在如何设置逻辑起点上，有两条不同思考路径，一是不可论证的先验认定，另一是无需论证的经验实在。 前者比如有基督教。后者可见之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初次展开，其逻辑出发点是“人是要吃饭的”，但与动物不一样，人的食物来自于自身的生产，由此推论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一系列概念及其相互联系。除非如中国古人所相信的，人可以“辟谷”，不吃饭也能生存，否则，就不用讨论这个思想体系在起点上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总体上，西方思想体系往往从某种先验认定出发，典型的如“神创论”或“自然法”，由于其预设高度抽象，推论也往往具有普适性。而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往往来自直接经验，保持着同现实生活的鲜活联系。在关于人与人关系的认知上，这一分野导致了中西方之间的深刻区别，也提供了仁义之学的延展空间。 西方基督教采用“神创论”性质的人性假说，其预设是神与人的关系高于人与人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人，相对神都是“罪人”，都必须“谦卑”。因此，不管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存在多大差距，放在神与人的关系尺度上，都可以忽略不计，犹如微积分中再大的常量如果以“无穷大”为分母，都只能是“无穷小”。由此导出的博爱、平等等同人与人关系相关的概念，都具有泛化的倾向，所谓“人是生而平等的”的政治理念无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世俗版。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孟的仁义之说没有求助于神学的预设，而是直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揭示了仁义观念发自每个人直接体验的特征，而所谓“本朝以孝治天下”的说法，更将直接的、具体的、个体的身心体验作为国家治理原则的起点。未经抽象的人保留了全部的现实属性，所以，中国思想体系所讨论的人与人关系，在理论上必定具有差异化的内涵，“亲疏有别”、“尊卑有序”因此成为逻辑必然。既然古人津津乐道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属于“熟人间伦理”，相应地，“义”自然也难脱“差序格局”的窠臼，所谓“礼治”无非就是将人与人不平等嵌入差别性制度之中而已，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仁义有差”，孔孟留下的这一理论或逻辑缺口，给了儒家之外的“百家”得以展开的空间，也为中国思想体系整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结构性条件。 在诸子百家中，攻击儒家最不遗余力的是墨家，但墨家攻击的不是仁义本身，而是其界定的仁义概念为什么要因人而异。 墨子从诘难儒家“分等”的思维逻辑内在不自洽开始“非儒”。墨子认为，儒家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但《仪礼》却要求，服丧，为父母、妻子和长子都要三年，而为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只需一年。如按亲疏定时间，亲多疏少，妻子、长子与父亲相同，是合理的。但要是按尊卑定服丧时间，那把妻子、儿子与父母并列，就是大逆不道之极了。 墨子在儒家“亲疏尊卑”两套价值排序原则相互冲突上挑刺，并不是在玩逻辑游戏，虽然在中国文化背景上，墨家可以算最有逻辑思维的学派之一。从逻辑上撕开缺口之后，墨子首先力图颠覆的是儒家将仁义局限于特定人群之内的狭窄眼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