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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儒学复兴运动，被指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我曾撰文谈到，“文化保守主义”这个含混的符号，是对当下的生活本源的一种遮蔽。我的意思是：“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标签，并不能揭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本质渊源，反而可能将这场运动导向原教旨主义。 现代新儒家也一向是被归入“文化保守主义”的。最近，方克立先生把蒋庆、陈明归入了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也就是把他们归入了“文化保守主义”，因为方先生一向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这不仅意味着对现代新儒家的一种定位，而且也意味着对当前的整个儒学复兴运动的定位。我这里并不想谈蒋、陈与现代新儒家的关系，虽然在我看来，蒋、陈并非什么“现代新儒家”，纵然他们在观念上确有某种关联。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定位依然存在着、甚至加深着对当下的生活本源的遮蔽，而这种遮蔽隐藏着某种危险。 当然，“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称谓的流行，也自有它的道理：首先，不论是已经三代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确实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纠缠”；其次，这种纠缠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恰恰意味着生活本源的遮蔽；最后，正是这种遮蔽，蕴涵着走向原教旨主义的某种必然性。 应该说，现代新儒家本是应运而生的。所谓“应运而生”是说：“顺应”着某种“时运”。这种“时运”正是儒家的“天命”观念，但并不是宿命论意义上的命运观念，而是一种原初意义的“革命”的观念，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时义”的观念：“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天命”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的演流；这种演流被我们领悟为“命”、领悟为“口令”，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作为大道的道说，在无声的言说中给予我们的一种“语境”。我们惟有倾听这种“语境”，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过是孔子所确立的“礼有损益”原则的实行，这里并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观念可以插足的余地。 回首当年的现代新儒家，在其崛起之际，他们所“顺应”的“时运”，小而言之，那是当时的民族生存的危机、尤其是“抗战”中的民族生存危机；但是，大而言之，却有着更为宏阔的语境，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诉求。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今日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本源，都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所谓现代性，蕴涵着当代性，甚至所谓“后现代状况”也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内涵的延展。）民族性是现代性的基本涵项，正如现代性是民族性的基本涵项。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互涵，是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民族国家”（nation）时代的一个要领。现代性的诉求，源于我们当下在世的生活情境；民族性的表达，源于我们对于这种本源情境的生活领悟。所以，没有民族性表达的那种现代性诉求，是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殖民意识、文化上的“受虐待狂”，那是危险的；然而没有现代性诉求的那种民族性表达，则是原教旨主义的“夜郎意识”、文化上的沙文主义，那同样是危险的。 但是，现代新儒家却并没有意识到生活本身的这种源始的张力。当然，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有着深切的认同的；但是，他们对生活本身的现代演流及其诉求缺乏深切的思考。这并不是说，现代新儒家对现代性诉求无所言说，恰恰相反，比如，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第二代，绝大多数都对“科学与民主”、亦即包括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念抱有一种接纳的胸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家比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更清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现代新儒家通常是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郑家栋的看法。熊十力、牟宗三这个谱系的哲学思考，甚至达到了一流的水平。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恰恰是对生活本身的遮蔽。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思想中，恰恰是必须被“解构”的东西，因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存在本身”；而用我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生活本身”。他们思考形而上的存在者、形而下的存在者，但是恰恰遗忘了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所以，我还同意郑家栋的另一个看法：现代新儒家已归于消解。例如林安梧，我并不认为他属于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只有形而上学的哲学，而没有真正彻底的思想。 真正彻底的思想，就是首先回归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首先回归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生活样式本身。我们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中获得生活情感、生活领悟的；我们作为当代人、中国人，也是在这样的生活感悟中生成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事情。这就是说，这决不是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这样的课题：回归生活，重建儒学。这才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所应取的正确的方向。 （2005年11月30日《读书时报》第48期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