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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胡适青少年时期接受传统朴学考据学方法的系统训练，出国以后，运用中国传统学术方法整理总结西方实验主义方法，又以西方实验实证方法整合传统考据学方法，推动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再造与创新，开辟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中国现代学术新方向。 【关键词】考据 实验 实证 胡适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一位极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学者，也是近代中国最负国际声望的学者之一，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胡适运用中国传统学术方法整理总结西方实验主义方法，又以西方实验实证方法整合传统考据学方法，出入中外，贯通古今，推动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再造与创新，开辟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中国现代学术新方向。对胡适的学术思想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为总结20世纪民族文化遗产，关怀21世纪中华文化走向的重要课题。 一、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胡适少年时期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式教育，其文化背景可以说是以传统旧学为底色。他早年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可从他获得的教育内容、伦理规范、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等多方面得以印证。早年的教育对他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 胡适童年时代接受的是传统的蒙学教育。在家乡九年的私塾里，胡适阅读的古书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传统经典书，如《孝经》、《朱子小学》、“四书”、《诗经》、《尚书》、《易经》、《礼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二为古典小说、弹词、传奇，如《水浒传》、《三国演义》、《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双珠凰》、《琵琶记》、《聊斋志异》、《夜雨秋灯录》、《夜趣随录》、《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红楼梦》、《儒林外史》、《经国美谈》等；三为杂学，如《律诗六钞》、《学为人诗》、《原学》、《幼学琼林》、《玉历钞传》、《姚庄王经》、《联语类编》等。（注释：胡适《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这些书籍浸润着胡适幼小的心灵，使他终身受益。他从《资治通鉴》中得到破除鬼神迷信的知识，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古典小说使他“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胡适后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在文学史上力主“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与阅读这些书籍有着直接的关系。胡适在中国公学编辑《竞业旬报》，能写一手清爽、流畅、纯粹的白话文，与他早年喜爱阅读那些古典小说有很大的关系。 胡适后来出国，受西方教育长达八年之久，西方科学文化的濡染伴随一生，但其骨子里还是儒家的人格气象。他是受旧学濡染极深的中国人，而传统旧学教育的精髓就是儒学教育，这种从少年时代就接受的教育对其一生始终发生着重要影响。 胡适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根本态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传统文化作为胡适文化思想系统不可分割的重要来源，对他一生的治学路径和文化取向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其内容精华的清醒认识，又能扬弃传统、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始终同建设新文化结合起来，把文化批判看作是振兴民族精神，“再造文明”的必要手段，这种批判本身就贯注着理性精神和建设意义。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把新思潮即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归结为一种“评判的态度”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种评判和价值重估有两个方面的意义：消极的意义，是打破孔子偶像否定儒家独尊，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积极的方面，是把全部传统文化都作为科学研究的认识对象，重新审视传统，以图再造文明。简言之，新思潮的意义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就从创新文化的高度把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意义凸显出来。 胡适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全盘西化”的提倡者，打倒孔家店的领头人。唯唯，否否。最近出版的胡适英文文存已经表明，胡适用英文写文章进行对外交流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是进行全盘辩护，积极表彰中华文化的优点与长处。实际上，胡适的目标是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试图从中国文化中发掘出具有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内容加以中外融合，发扬光大。虽然胡适的努力受到时代语境的制约，但胡适的志向值得尊重。 1949年3月27日在台湾文化团体发起的一次公开讲演会上，胡适作了题为《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的演讲。他说这个题目也可以改做《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自由”这个意义、这个思想、这个名词并不是外来的洋货，是中国古代就有的。“自由”可把他倒转过来为“由自”，就是“由于自己”，就是“由自己做主”，不受外来压迫。胡适认为中国思想的先锋老子与孔子是自由主义者。老子的“民不畏、，奈何以死惧之？”代表“无为”政治让人民自然发展。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有教无类”等都表示了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士可杀，不可辱，都是强调对个体人格的尊重。个体人格如果遭到侵犯，可以冲冠一怒，拼将一死。中国对于言论、宗教的自由，批评政府的自由在历史上都有记载。胡适讲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传统，就是批评政府的自由。《孝经》中有《谏诤章》，孔子反对愚忠愚孝，也有自由的意义。另外古代的史官记载君王的作为留给后世。他们以生命为代价书写真实的历史，批评政治，使为政者有所畏惧，也表现了言论的自由。胡适认为，自由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存在绵延不绝的自由思想，“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子、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恭，都可以说是为追求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胡适认为 “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在于自己”、“自己作主”，但中国的自由观念也有一定缺陷，即中国人太看重自由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束缚力量，而故意回到自己的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主张只有从外力制裁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因此胡适强调：“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胡适：自由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从这里可以看出借助西方思想改造本土传统自由观念的努力。 胡适自己曾说，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家（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页）。 二、胡适对实验主义方法的总结 综观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他用力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的“科学方法”，重视方法也是胡适实验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他曾说过：“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著述。”（《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p44）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所说：“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他认为一切学说的具体内容都包括了“论主”本人的背景、时势以至个性，因此不可能具有永久的普遍的有效性。但是，方法特别是经过长期应用而获得证验的科学方法，则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能够长久地显示它们的价值。胡适到美国留学，师从杜威学习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对杜威哲学的真正兴趣，也是在方法论上，而不是纯粹的学理。他的目的是要求杜威的哲学方法“点石成金”，解决人类正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方法的接受，经过了他运用运用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加以整理总结的过程，胡适所宣讲的实用主义方法，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化了的实验主义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已没有什么差别。 杜威将思想运作过程分成五个步骤：“（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一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各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设所含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设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胡适强调这五步最重要的是第三步的种种假设。他在讲“科学方法”或“治学方法”时，反复重申这一问题，有时把五步并作四步，三步或干脆概括成两步，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实际上就是对杜威的方法加以总结的概括。胡适的方法就是实验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考证学相结合的产物。他最早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提及这一方法。可以把它简化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个方法有二个最主要的因素：（一）历史的态度，任何人、任何事物、任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必须得弄清他的历史，它的来龙去脉，弄清它在形成、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诸形态。（二）实验的态度。对前人或他人的批判断不可轻信，必须求证实。如果被否定了，就要提出新的假设，然后去证实。只有被大量的事实证明了的假设，才可视为可信的判断，才可认为是真理。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蕴涵着两个特点：一是假设性；二是历史性。假设性意味着一切必须值得验证；历史性则意味着任何事物都与其所发生的具体时空相关联。前者构成一种实验的态度，后者形成一种历史的态度。实验的态度是不承认永恒不变的天理，只认其为一种特征的假设，假设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它所应该发生的效果。历史的态度就是“凡对于一种事物的态度，总想寻出它的前因后果，不把它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东西。”既把事物的来龙去脉摸清楚，然后用历史眼光分析和评估一切历史问题，不苛责历史。 胡适将实验主义及其方法论贯穿于文学改良、整理国故、倡导科学方法和社会改造的实验，这些在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胡适强调了科学发现中提出假设和运用实验手段检验假设这两个环节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支持了思想自由和探讨精神，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再造与创新。 三、胡适对程朱方法的整合改造 胡适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徽州文化史继承朱熹、戴震之后的一次新的崛起，开辟了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并确立值得学术界遵从、发展的学术范式。他的学术成就有西方文明带给的现代的、开放的一面。更体现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继承与发展。就其学术方法的渊源与精神而言，主要是继承朱熹与戴震的传统学术研究方法。 胡适看重思想方法，使他的方法论意识比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都显得清醒。他认为：“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在传统学术发展的历史上，到了宋代，“新儒学”崛起，“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主要以继承程颢、程颐的学说为职志，虽长期居闽，但春露秋霜之感念，一生对故乡眷恋至深，写信著文常署名“新安朱熹”。与朱熹同时代的学者如陈亮、吕祖谦等往往称朱熹之学为“新安之学”。“新安之学”一转便为“新安理学”。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真正创始人。这一学派在胡适故乡徽州源远流长，至清代江永、戴震，新安理学学派一跃而成为清学的主流。从“宋学”到“清学”（又称“汉学”、“朴学”），虽然精神文化的内涵不一，但都具有一个基本的治学精神：归纳、怀疑，辨伪求是，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胡适认为，“清学”之所以在学术上有重大建树，是因为他们用了“不自觉的方法”，所谓不自觉，是指他们的方暗合科学的精神，但他们没有自觉认识到他们运用的方法已经是科学方法。胡适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这一转折关节点上所起的作用便是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科学方法（胡适：《论国故学》《胡适作品集》第4册《问题与主义》第217页。）。 朱熹的学术方法丰富多样，但最集中的概括就是“格物致知”，也可称为“格物穷理”。朱熹的格物、穷理的思想，不仅容纳了认识的辨证过程，也体现了鲜明的理性主义精神。他在学术上给胡适的较大影响就是归纳、怀疑、辨伪。 朱熹在《大学·补传》中解释格物致知时说：“欲致吾之知，在其物而穷其理也。盖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于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这段话表明朱熹理性的认知精神。格物致知在于穷理，事事物物莫不有理，根据已知之理益穷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这里实际上蕴涵了科学的归纳方法。朱熹认为：“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朱熹：《朱子文集》卷六十四）同时又说：“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朱熹还认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格物之事（《朱子语类·卷十八》）。朱熹虽然认为一身之内与身外之物都要格（同前），但主要不在于格外物，而在于用力读书。读书治学，朱熹提出应先存怀疑、辨伪之心，他认为读书大旨，在于“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字求其训，句索其旨。……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复与众说互相诘难。……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朱熹：《朱子文集》卷74，《读书之要》）胡适后来将此消化后改造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朱子语类·卷78》），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为学做人的座右铭，甚至还题写给友人、后学以互勉。 朱熹的学术研究方法对胡适有很大影响。胡适在回忆、总结自己的治学方法时曾说到朱熹对他的影响：“我想比较妥当点的说法，是我从考据学方面着手逐渐地学会了校勘学和训诂学。由于长时间钻研中国古代的典籍，而逐渐的学会了这种治学方法。所以我要总结我的经验的话，我最早的资本或者就是由于我有怀疑的能力。我另一个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由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汉学开拓了道路。”（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29页）。从朱熹为学的思想方法看胡适，可以发现，胡适从朱熹那里实际上继承了两种东西：归纳的方法，怀疑的精神。他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作‘至’字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作品集》第4册《问题与主义》第157-158页。）而怀疑的精神则是由于“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程颐、朱熹一派认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十分明显的表示一种‘严格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这个风气一开，中间虽有陆王的反科学的有力运动，终不能阻止这个科学的路重现而大盛于最近的三百年”。（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作品集》第8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57页）。 胡适最初的治学方法是感悟，是从朱熹那里得到的。由于从小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并且觉得朱注“比较近情入理”，所以他说：“当我接触到毛公、郑玄一派的注释时，我为他们‘汉、宋’两派之间明显的差异炫惑了；所以才引起我自己企图来写点批判性的文章。这些文章也显示出我年幼期以批判法则治学的精神；我把它叫做考订文字真义的‘归纳法’。”这些最初的尝试性文章就是《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论“校勘”、“训诂”之学》。胡适说写这些文章时，“首要兴趣便是归纳法，也就是把相同的不同的例子归纳起来加以比较研究，以求其概括性的结论。”（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26页）事实上这也是胡适第一次企图在继承宋学的继承上，发展他自己的治学方法。胡适曾不无得意的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96页） 当然，胡适对中国固有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作为陆九渊、王阳明一派的学说，相对程朱学派理学而言，因其提倡个人良知的自由，使得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便成了学问革新的动机。他们的学说在反对程、朱一派桎梏思想这一层上发挥了作用，但由于“他们偏重主观的见解，不重视物观的研究，所以不能得到社会上一般人的信用”。胡适进一步考察了宋以下至清代学术史，并指出，程朱的格物论注重“即物而穷其理”，是很有归纳精神的，可惜他们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要想“不役其知”，以求那豁然贯通的最后一步。那一方面，陆、王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被动的格物法。程朱的归纳手续，经过陆、王一派的解放，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的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问题与主义》第163页） 由上述可知朱熹对胡适的影响很大。我们从胡适的著作里可以看出，他决不象陶渊明那样“好读书不堪甚解”，而是真像法官审判案件那样，字字句句，辨疑解惑，发微抉隐，务求明白无疑。诸如“尔汝”、“吾我”、“言字解”等等，都被他钻研到无可再钻的地步。他举例证明“文字与语言”是何时分家的，“古文字是何时死的”等等，无不使人心悦诚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朱熹学术方法的结果。 四、胡适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戴震对胡适的影响更为重大与直接。胡适在北京曾经打出“新皖学”的旗号，就是以继承戴震学术为职志。胡适对戴震这位传统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极为推崇，为戴震写传，讨论他的思想、学术。多次感叹戴震的哲学及身而绝，后继无人。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也指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戴震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便是从戴震的八个字发展而来。胡适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还进一步阐明戴震的方法论源于朱熹的“格物致知”。朱熹不肯放弃“静坐主敬”的宗教态度，故他们始终不能彻底地走那格物致知的路。（注释：《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第3集第2卷）从朱熹到戴震又到胡适，在治学方法论上有相承关系。只是胡适在继承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的同时，又研究总结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从而把戴震的治学方法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皖学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戴震。戴震继承明清之际崇实的学风，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进一步整理总结中国古代文化，既分门别类，又融会贯通，力争建立完整的中国学术体系。戴震曾发愿撰写《七经小记》，就是试图以七经总结概括中国古代学术体系。戴震治学的基本方法是“事实求是”、“务求其真”，不主一家。不论何人之言，绝不肯轻易相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反复参证。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朴学家们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学风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继承发展了明清实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精神，而且影响深远——“戴学所被，不徒由皖而苏而浙，且及于齐、鲁、燕、豫、岭、海之间矣。”皖派考据学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实事求是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对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和接引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并与近代西方输入的唯物主义哲学相结合，形成具有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实事求是的认识与实践方法。梁启超认为此种精神绝似实证科学的口吻，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具有思想解放的精神。梁启超认为胡适的方法就是从清代汉学家那里继承下来的。胡适这个出生于皖南绩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是皖学的集大成者，他受皖学影响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所知的程度。皖学是他早年接受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他终身倡导治学方法的根源。他一生的学术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皖学决定的，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局限性都与皖学相关。 胡适早年于“朴学”钻研极深，染上了他所谓的“考据癖”，也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与周氏兄弟、钱玄同拜业于经学大师章太炎门下不同，胡适的汉学造诣基本上是传承朴学体系。1910年，为了通过留美考试，胡适“闭门读了两个月的书”，他二哥的好友杨景苏先生指点他读传统经籍，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胡适认为他系统的“读清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四十自述。我怎样到外国去》）从此，他与朴学考据结下了不解之缘。出国后，胡适继续留意考据学。他读了清代朴学大师王氏父子、段、孙、章诸人之学，此时还撰写了《诗经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论汉宋说诗之家及今日治诗之法》、《论校勘之学》、《论训诂之学》、《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考证文字。胡适的“暴得大名”虽是出于文学革命，但他能进北京大学任教主要是因为蔡元培先生看到他发表的考证文字，对他的朴学功底十分赞赏。其中《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文于1917年4月，它是为驳章太炎而作，也是胡适向汉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1918年2月，胡适推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以西方哲学史、历史学和校勘学的方法论为基本骨架，对清代考证学的各种实际方法作了一次系统的整理。故蔡元培在书中的序言中说：“现在治‘汉学’的人虽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 胡适中年以后谈到治学方法，更加谨慎。他借用古代老吏断狱的经验，以“勤、谨、和、缓”四字来概括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解释，勤就是眼勤手勤，勤于搜索。谨，就是谨慎不苟且，一笔一点也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和，就是心平气和，不武断，不盛气凌人，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中意的主张，乃是反对自己，不利于自己的事实和证据。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和之至也。缓，就是从容研究，不急于下结论。证据不足，悬而不断，继续寻求证据，直到证据充分再作结论。胡适重勘“水经注案”，历二十年，比较数十种水经注本子，阅读数百万字材料，写了上百万的草稿，虽终未写出全部定稿，但已可作为实践“勤、谨、和、缓”四字的典型范例。到了晚年胡适更多的是提倡治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拿证据来”，就是实证主义的考据学方法。综观胡适的一生，他奉为圭臬的以考据为中心的“科学方法”基本没有变化，这既是胡适治学方法的严谨与始终如一，又是胡适身为学者坚持传统治学道路的写照。 胡适运用中国传统学术方法整理总结西方实验主义方法，又以西方实验实证方法整合传统考据学方法，出入中外，贯通古今，推动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再造与创新，开辟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中国现代学术新方向。我们在回顾与展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程时，十分有必要缅怀与重视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作者——胡适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 （作者王国良，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