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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思想家对历史发展的看法，往往制约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内容和性质。尼采认为，要做真正的哲学家，也许有必要首先做历史学家，应该说是一个有见地的看法。而证诸中外哲学史，其例不繁枚举。本文对孔子历史观略作考察，以期对全面了解孔子思想学说性质有所裨益。 （一） 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总有一些大学问家出来着手对过去时代的人文积累和人类知识活动成果从总体上进行全面的比较检讨和总结提高。孔子所处的时代便是社会进入大转变、大动荡的春秋时代，历史发展的内在进步通过外在的社会“堕落”而表现，文明与野蛮、前进与倒退、享乐与痛苦同时发展，并驾齐驱。孔子不是马克思，他不能深刻地把握历史运动的这种二律背反的节奏，但在旧文化传统濒于绝续、新文化有待于创生的重要时刻，孔子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天降大任的伟大使命感和责任感，并非偶然的开始对夏、商、周三代人文价值进行批判考察和总结。他的这种全面的考察和综合的整理，固然是为了以集大成的方式拯救和保留古代文化遗产，但还有另一更重要的动机，便是站在面对现实、预测未来的基础上，探讨过去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现实社会的“礼坏乐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将历史向什么方向发展？这种“无道”现象是走向进步的标志抑或是倒退的方式？个人将如何让拯救这一社会危机？如何使社会重新恢复“有道”的社会秩序？孔子终其一生学思并进地上下探索着历史运动的发展方向，并以此规定个人的努力奋斗方向。“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说是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不倦探索的自白。孔子所欲知、欲闻的“道”，一方面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是孔子拯救危机、改造社会理想准则与方法。 在孔子看来，对现实的理解、未来的推断都应从对过去历史的比较考察中获得说明。“温故而知新”一方面是孔子的治学原则，同时又未尝不是孔子认识社会历史动向的方法途径的经验总结。他自己本人就是通过考察、探索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发展，把现代放到与过去历史的联系中来认识现在与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他在对过去历史的研究过程中，曾感到古代文献、材料匮乏的困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份》，以下引论语，不注）这就是说，对夏礼和殷礼他都是知道的，但没有现成的实例可以证实。不过，孔子以“不知老之将至”的献身精神和“人能弘道”的个人信誓孜孜不懈的辛勤探索、比较，虽然没有抓住历史辩证法的关键，但对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便逐渐有了理性觉醒式的认识，终于体察到并承认客观历史是不断走向进步、而且每一代总是在对前一代进行继承、改造、更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十世、百世以后的社会是何等模样的社会，孔子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愿意随便猜度臆测。但他说百世以后可知，它所能知道的是什么呢?所能知道的就是十世、百世以后的社会都是以不断发展，在进步，每一代都在对前代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把社会推向前进。他客观地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殷礼是以夏礼为基础，而又进行了“损益”，周礼是以殷礼为基础，而又加以“损益”的。由此推论，“继周者”的一代也必须以周礼为基础而有所损益。这样一步步的推下去，虽百世也是可以预知的。人类社会历史爹进程就是“因”与“损益”即继承与变革交替进行的过程。孔子这里说的“礼”，并不局限于社会中的典章制度，而是包括了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全部人文内容，即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文明程度。所以对孔子来说，社会历史的变动发展是毫无疑问的。过去、现在、将来的历史发展，互相之间都是有时代的批判与变革更新的关系，后一代总要对前一代的遗产精华加以吸收、改造，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孔子从对历史发展的情形反思中总结出一条历史进步原则，也可说是孔子的历史发展观。他正是从这一立场来看待西周文化的。他以不带偏见的态度和开放的心灵承认西周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积聚发展的总成果，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又是新时代文化得以创立、发展的基础，所以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有的研究者认为孔子原为殷民族中人，他说出“吾从周”其意义在于打通了殷周文化的藩篱，突破了狭隘的民族界限，放弃了传统的门户之见，这固然可以立为一说，但更为主要的还是在于他看到这从西方来的周文化在吸取东方夏、殷文化中合理、精华部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粲然大备”的新文化，是比殷文化更高一个阶段的文明，所以孔子原意接受这种西方文明，原意“从周”、“继周”。 不过，孔子的“因”与“损益”的历史发展观还是有局限性的。他只认识到社会发展中的量的增减和部分质变，而没有看到社会发展过程中还有整体性的质的突变现象。这一方面与孔子的历史视野的狭隘有关，因为孔子只是以总结夏商周三代历史而立论，而这三代之间的传承就文明程度而论并无大起大落的突变。王国维虽然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据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但这只是建立在“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基础上的过高估价。实际情况是“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周人先要学习、继承殷人的传统，然后再加以损益。另一方面局限在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传统与创新错综交织的时代，旧的迁延停滞局面已被打破，社会开始动荡，但战国时期的喧嚣激变尚姗姗来迟，这种时代特点反映在孔子思想上便是“因”与“损益”的交替，所以孔子有这样的历史观点是很自然的。但这毕竟不是社会走向倒退的历史观，而是对历史进步原则的确认。他把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材料事实的叙述转化，升华为思想原则，这是孔子的创新。他自认“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历史学家，但由于面对现实问题，受到时代变化的刺激，感受到新思潮、新概念的濡染侵袭，有了新的立场和眼光，因而在对历史的叙述中述出了全新的价值观念和全新的思想。这样，“述”也就变成了“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便由历史学家转变成为哲学家。他的历史观原则在客观上导致对春秋社会变化的承认。他的思想方法根本便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果没有新的历史眼光，如何能从以前的文化中看出“其不善者”？所以梅依说孔子虽然宣称他是“述而不作”，“但实际上宁可说他是最初的思想家，甚至可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尽管他不是如此宣称”（but actually he was very much of an original thinker, even arevolutionary thinker, without advertising himself as such,《美国百科全书》第七卷，第541页）。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复古思想。这与孔子确立的历史进步原则对“继周者”春秋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承认是有关系的。有的研究者认为孔子是维护周礼，这是由于受到中国后期社会落后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习而不察的城见，是过于简单的规定。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一些琐碎细节而考察孔子对春秋以来的社会改革的态度，便很容易看出孔子的历史观是贯彻到底的。 （二） 社会改革事业与改革家的作为是不可分离的。而对一个改革家的评价往往包含了他对改革的态度。孔子对春秋以来的第一位改革家，也是大政治家管仲的评价态度便是如此。 被后人看作是法家鼻祖的管仲，辅助齐桓公在齐国第一次进行大的政治改革，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如以下几个内容： 一、“四民者，勿使杂处”，即让士、农、工、商各安其居，职业世袭，这是最早的社会分工，其特点是有利于生产技术的传授与积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作内政而寄军令”。这一改革内容的基本精神就是寓兵于农，把居民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编制结合起来。这样就打破了旧分封制度的层层发令，使国君可以直接发令于军帅，从而使政治制度向中央集权制度转变。 三、“相地而衰征”。“衰”的意思是等差，这就是说，按土地的好坏，分成等级，按等级收税。这样，农民就不会迁移，“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它的意义在于是一种新的剥削方法，因而是极重大的改革措施。其他还有如尊贤育才、开关通商等改革措施。前人论及这些措施多认为这是“管仲变成周之制”、“善变周公之法”。通过这些改革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并且成为抵抗戎狄侵略的主力。 对于这样一位对周制动了大手术的改革创始人，孔子是如何让看待得呢？ 孔子虽然对管仲与国君处于不同级别，却与国君享受同等待遇有非议，但对管仲政治改革业绩却是出自内心地推崇备至。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虽然没有说过管仲地住房面积有多少平方米，也不知每月有多少补贴，但既然连管仲“有三归”、“树塞门”之类的小细节都了如指掌，那么对管仲的重大改革措施毫无疑问更应该是烂熟于胸中的。只有改革才能使国力强大，国力强大才能“霸诸侯，一匡天下。”孔子是到过齐国境内的，对于管仲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有亲身感受，所以说"民到于今受其賜。"春秋初期，夷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管仲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团结华夏各国共御外辱，有功于中华民族。“微管仲，吾其左衽矣，”都要处于野蛮民族的奴役之下了。孔子把仁看作是很崇高的境界，未尝轻易许人，但却对管仲连称“仁”，可见符合他的理想。 与孔子基本同时代的郑国大政治家子产，是又一位被看作是法家先驱的改革家。他在郑国也创立了“作封洫”、“作丘赋”、“制参辟”、“铸刑书"等一系列新规章，使郑国的政治局面翻然改观。孔子对子产的看法如何呢？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丝毫没有非难子产，反而称许他有“君子之道，”“惠人”。子产不毁乡校，根据:《左传》记载，孔子评之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这同祥是对子产以仁相许。子产卒，左氏载“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可见孔宇对子产的崇敬心情。 从孔子对以上两位改革家以及业绩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发展与实际的政治改革是平行的，他的历史观是“一以贯之”的。孔子本人也是很有雄心想做一番政治廓清的大事业的。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可说是他的历史观在现实领域中的运用和实践，就是因”和“损益”的具体化，即他的历史观决定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我们从孔子回答子路关于“为政”之道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正名”是对症下药的措施，“礼乐”是对过去的继承，“刑罚”则是新增益的政的手段，孔子曾经反对讲刑罚，是惟恐由此导演出暴政，而他一旦从政，还是要讲刑罚的，“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就是“礼乐”也不完全是周的礼乐，而是经孔子改造过的“旧者新之”的新礼乐.这样，就表现出孔子政治观的革新气象。 孔子对新时代中出现的新价值观念也是乐于接受的。.生产的发展，对财富的追求使孔子朦朦胧胧地觉察到了物质利益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作用，终于承认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追求财富是出自人的本性的欲望，是合理的，并非可耻的。但知分子谈发财，谈富贵多少有些别扭，所以如果“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自己,甚至也想碰碰运气实践一下求富逐利之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确实能够求得富裕，就是手拿皮鞭，赶一辆马车，跑跑长途贩运，他老人家也是乐意实践一下的，但如果以正当手段无法致富，那他还是宁愿去从事卖唱教书的老本行。财富的作用是孔子把它拿来作为衡量政治得失的一条原则；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是人口众多。古代早期人口众多是政治休明的一个标志，洛克，卢梭等人 也曾以此作为一个政治标准。人口繁庶以后。还耍采取措施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施以教化，提高群众文化教养，而决不能搞愚民政策。这可说是经孔子斟酌损益过的顺应历史潮流变化的治国之道。实际上.孔子平时的思想言论中已经不断流谣出法家思想的源头’萌芽。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不立。” 法家提倡的富国强兵，奖励耕战，便可概括为“足食、足兵”，而取信于民則尤为 孔子所突出强调，“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民本政治是春秋以来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孔子是顺应这一趋势的。要使民众对政府怀有信心，执政者就必须带头励行各项政 治法规。法家的法制必须从“法不阿贵’’开始，就是为了取信于民。 孔子与法家思想的关系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不过从以上简略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是主张变革的、适应时代潮流的进步观点，是与他的进步的历史观相一致的，是孔子的历史发展观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实际应用。处于反复动荡的春秋过渡时代，孔子思想也难免表现出错综复杂性，但从总体上看，孔子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历史观。应用到社会政治方面表现为赞成改革，支持社会进歩，这是不应该怀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