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儒家孔子、孟子、荀子提出了许多公共道德伦理范畴，如义以为上、立己达人、和而不同等等。这些道德伦理在中国传承几千年，已经成为中国人尊崇的优秀品格，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成为人民辩是非、论善恶的基本依据，对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有人认为儒家提倡的道德伦理大部分属于血缘伦理、亲情伦理，只能适用于传统的乡村社会，不能适用于现代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或者说，儒家伦理最多只能适用于“熟人社会”，对我们现代越来越广泛涉及的公共领域、“陌生人社会”则逐渐失去有效规范价值。但是，细检儒家文献经典，我们不难发现，儒家除了突出强调家庭血缘伦理、亲情伦理之外，还大量论述了人人都应该遵循的公共道德伦理，这些道德伦理就是居于“九夷之地”、“蛮貊之邦”也不能放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现在依然普遍适用于中外，是真正的值得向全世界推广的普世价值。本文从个体品德、公共伦理、政治职业道德三方面试作论述，以求教于学界。（下文有删减） 个体品德 春秋时期社会的动荡变革产生出新的社会内容。这种新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是个人逐渐挣脱宗族体系的束缚而获得不同程度的独立与解放。都市文明与商业文明的迅猛扩张与发达 ，给人们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和生活道路；其二是突出人的作用与能力的人文精神的勃兴；其三是人们开始探索与追求人的新品格、新人生观，新的价值观念不断涌现并逐渐流行。社会关系的丰富需要人们“信以为本，循而行之”（《左传·昭公元年》），人应该具备“敬、忠、信、仁、义、知、勇、教、孝、惠、让”（《国语·周语下》）。随着观念的传播和普及，这些品格逐渐被确立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 以上新时代精神内容的三个方面是同时性的，是相互渗透的、相互作用的时代统一体。这些新时代精神的磅礴四溢造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氛围，形成创立公共道德规范和新理想人格的前提和依据，先秦儒家就是在此基础上顺应时代的要求创立了新伦理观、新价值观。 先秦儒家将依靠自己的有为进取精神视为成就个体品德的重要途径，这是理解儒家个体特征的关键所在。没有个体的积极努力奋发，就不能获得较高的道德修养，更不能达到完美的理想境界。因此个体自强不息的有为精神是君子必备的最基本品格。 具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是儒家个体的第二个自我特征。意志表征个体的价值定向，表明个体只愿意按照自己认可的原则办事，不愿意屈就自己按另外的原则行事。因此，意志实现的程度表明个体自由的程度。个体人格的尊严也是由独立意志来表现，“笃志而体，君子也”（《荀子·修身》）。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论语·子罕》），就是把个体之志看得比三军之帅还要重要，三军无统帅则群龙无首，不战自乱，但个体丧失意志无异于丧失灵魂。所以儒家把个体意志视同生命，必要时为了坚定地实现意志可以超越生命。 儒家判断是非有一个标准，即“义以为上”，见利应该思义，义就是达宜正当的行为。气节是君子独立意志的充分发挥，是个体自由的真正实现，是堂堂正正的儒家人格价值的顶峰，天见其明，地见其光。 儒家个体注重精神修养，即“内省”与“反求诸已”。内省是个体心理机制的自我调节修养过程，目的是保持精神境界的充实饱满，不受外在之物的支配，“内省而外物轻”，坚持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忧不惧，无适无莫，“君子坦荡荡”，这不是一种无原则的无我境界，而是一种自我确认的弘毅精神。孟子上承孔子，提倡君子应该“反求者己”，应该“自反”“自得”，反对“自暴”“自弃”。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这就是内省不疚，感到精神充实，因此是“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先秦儒家认为，个体内心境界的充实美必然外溢出来，显现到个体的外貌形象上，展示个人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君子的一举一动都显示了学力教养，君子的精神状态。 公共伦理 所谓公共伦理，一般来说就是人们在社会公共领域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伦理规范。先秦儒家对公共道德伦理作了大量论述。在公共社会交往关系中，儒家能从人性相同的原则出发，将别人看作是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因而具有理解和尊重他人的人道精神。孔子提出了君子“ 可以终身行之”的基本社会交往准则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推已及人的行为方式。这就是仁的品格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的涵义。“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从正面出发对他人的类推，自己有所树立、有所成就，也要允许别人有所树立、有所成就，而不是损害别人的成就和利益，表现出君子“厚德载物”的襟怀风度。 儒家在一视同仁地平等宽厚待人的同时，又能在社会交往中坚持个体的独立自主性和正义性。这表现在君子的活动光明磊落，不依附他人：“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不与某部分人结成小集团、小宗派，而是保持个体交往自主性。君子在社会交往中能坚持自主，衡以正义，说明社会关系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表现个体不受外在关系控制和束缚的意气风发的昂扬人格，是儒家理性精神觉醒与对价值观念的自我选择确认的统一，即个体的道德实践的主体结构的初步形成。 儒家的人际交往中，还有一层“朋友”关系。这是建立在彼此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平等互助的关系。朋友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可疏可密，可以相互自由选择。君子之交不是以某种利益为关节点，而是以道德志向将彼此联系起来，如孔子要君子“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季氏》）。朋友有信虽然是指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个体忠直可靠的德性，但却内涵着个体的独立性，以个体能自己决定和主宰自己为前提，这样个体才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失信于朋友。因此，朋友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依附关系，而是彼此独立、平等的关系。 儒家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品格与君子的自我品格一样，凝聚和体现新时代精神，表现个体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宽容博大的人道情怀。个体的新型品格将不知不觉地参与社会面貌的改变。但儒家认为，改变社会面貌，推动社会发展更主要的是通过政治活动来实现。在人际交往中，君子主要表现主体的道德实践，只有在政治领域，君子才能发挥、彰显自己的品格才能。而且，儒家培养君子才能的主要目标是管理国家公共政务，完成匡世济民之功。 政治职业道德 政治领域是特殊的公共领域，儒家对参加政治公共领域活动也提出一系列规范要求，这些要求在现代依然能够成为公务员的政治职业道德操守。儒家认为，参政（即在政权机构中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士首先要做到“身正”，具体表现是“忠信”守职。孔子曾用一双关语说明政治特征，“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正”即指为政者自己身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施令于别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荀子也都以“修身”作为从政的基础和起点。儒家认为只要身正就能令行治隆，不免有些简单化，但对于当时许多其身不正、聚敛暴虐的统治者来说，却具有矫正时弊的意义。身正就是自我调整，端正自己，这实际上是君子的自我品格的政治运用。 孔子明确地把“举贤才”（《论语·子路》）列为儒家人士的为政措施之一，“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贤者也是善者，“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随着政权开放范围的扩大，举贤也愈来愈被强调，孟子倡导“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并力图以尊贤来突破贵胄等级潘篱：“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下》），更加推重“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孟子·告子下》）的意义。任贤使能，不拘一格拔擢人才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开明政治措施，是从儒家的人的本质共同性理论生发出的必然要求。因而在任贤政策中内在地凝聚着儒家哲学思想的精华。 儒家的政治价值取向是以民为本。儒家力求通过政治来完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既仁且圣的伟大功业。孔子认为从政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足食，足兵”（《论语·颜渊》）。“庶矣”、“富之”、“教之”（《论语·子路》），孟子将仁政表述为“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所乐”“视民如伤”。而且仁政是“兼济天下”的，不仅仅为一国之利。仁政的实质是以百姓人民为轴心，而不是为了执政者利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都充分表现出仁政的人民性与人道精神。孔孟都反对为君主私利而争城略地的不义战争，反对横政暴敛，反对刑残百姓。这种仁政理想就是在今天仍然闪耀出光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现代价值 以上我们从个体品德、公共伦理、政治职业道德三个方面面揭示儒家公共道德伦理规范的基本内容与合理价值，这三方面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儒家倡导的公共伦理规范已经构成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对当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自强不息是中国文明史上首次出现的个体新道德、新精神。具有伟大的哲学革命的意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始终起着积极作用，激励历代志士仁人为国家的富强努力奋斗，特别是经历近百年艰辛曲折革命历程考验证明仍然具有先进意义，有助于我们确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任何人都要义以为上，凡事“义之与比”，义具有公正的含义，“公正”可以说是“义”的现代用法。“义”者宜也，“行而宜之之谓义”，义具有正当性，适当，恰好，公正，公平等多种含义，经常与仁义、道义合用。儒家个体的独立意志、内省修身、和而不同、朋友平等有信等价值观有助于和谐、自由平等、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观念在现代转化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中国经济伦理。身正忠信、以民为本，无疑有助于爱国敬业精神的践行。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取向，有助于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建设。现在中国各级政府重要岗位职务的聘用，基本上是通过不同层次的推举和考核来选拔。中国当今的贤能推举制度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通过采取有效的制度措施摒除中国传统贤能推举制度中的弊病与恶习，借鉴当代世界人才选拔体系的优点，从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就能够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基础和优势的民主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