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和中国哲学具有源远流长的重“生”传统。孔孟与《易传》开辟了重生的哲学方向，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把孔孟仁学与《易传》“生生之德”结合起来，建立了理-仁-生三者贯通的本体论。阳明心学流派以生释心，以生释性，初步实现本体之生与人生之用的结合。气学派思想家戴震创造性地继承理学的合理价值，以“气化生生”的本体论贯穿人民生存生活之用，完成中国生命哲学的体用结合。 天-生-仁 《易传》中说：“生生之为易” ，“易”就是讲变化，即阴阳的化生万物，是生生不停的。万物的创生不是偶然完成的，而是持续不断生成的过程，有着无限的生机。《乾》卦辞曰：“元、亨、利、贞。”这四个字代表了生命演进的四个不同的时期，即始、通、和、正，有始有终，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系统。 孔子在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的基础上，提出“仁学”，昭示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人本主义方向，这是孔子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他在《论语》中提及“仁”字，多达五十一章，一百零九处，可谓是其思想的精华所在。孔子用大量的篇幅，从各个方面详尽地阐释了“仁”。如孝悌乃是“仁”的根本（《论语·学而》）；爱人是“仁”的含义（《论语·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是“仁”的态度；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是“仁”的表现方式；“能近取譬”，以自身打比方，凡事可以推己及人 （《论语·雍也》）是求“仁”的方法；“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是“仁”的实践方式。孔子的“仁”学，重点在于“爱人”，将爱由己推及他人，更要“泛爱”，对所有应该爱的人一视同仁，对等互尊。 孟子在以仁义礼智、王道仁政、圣人君子、心性运命为基本内容的学说中,对“仁学”思想作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他首先肯定了“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并进一步指出仁是人之心也，是人心的本质（《孟子· 告子上》）。他提倡王道仁政，认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使民养生送死无憾”方为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统治者要关注民生疾苦，“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要“与民同乐” （《孟子·梁惠王上》），使百姓丰衣足食。孟子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于我者”（《孟子·告子上》），要想了解事物的本性，唯有用“心”去思考，否则就得不到，这是天赋的能力。因此，他在修养方面提出“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 （《孟子·尽心上》），把心性与天联系起来。他又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天生是善良的，天生便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相对应着仁、义、理、智四端（《孟子·公孙丑上》），把人性与仁、义、理、智联系起来。如此，便初步把天、生、仁联系起来。 但从总体而言，先秦时期儒家关注民生的仁学还未与《易传》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生” 有机结合起来，未能从本体意义上系统阐述生生的本体价值。 理-仁-生 三者贯通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儒学的积极价值，就在于把孔孟仁学与《周易》的“生生之德”结合起来，认为仁的重要内涵是“生”，宇宙最高本体“理”是“生之理”，仁、生、理相同，这是理学家对孔孟仁学的创新。 朱熹理学把人与自然共有的本质、法则归于“理”，理贯穿于人为性，性即理。朱熹又以理、命、性三位一体统摄天人合一关系。“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予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 “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 天之自然本有为理，天理流行，赋予为命，人受命为性，“天命之谓性。” 从性、理合一的高度把天人合一关系提升为形而上学基本原理。 理学家天人合一之理、性，有实在的内容，即是仁义礼智，其中，仁又包括了义、礼智三者，即仁包四德，故理性的根本实质内容就是仁。 “在人，仁义礼智，性也。” “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 理学家所说的实理为仁，仁在先秦儒家那里原是标志人、人伦、人的精神性的品格的范畴，现在理学家将仁提升为本体范畴，变成理学形而上学体系的最高原则。理学家把仁确立为最高原则，是儒学的进步，是理学家的最大创新与创造。仁不仅是人的内在本性与自然的本质，而且统摄人与自然，变成宇宙本体，成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形上本体范畴。 仁的天道化、本体化、形上化倾向在汉代已有发端。董仲舒说：“仁，天心。” “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北宋儒家学者继承董仲舒之仁学，继续推进了仁的本体化进程。欧阳修进一步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的重要命题，他说：“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阴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 欧阳修从生物运动的观点解释宇宙自然界发展，把自然界与人看作是有机连续的生命流行发育的过程，这对理学天人理论有深刻影响。 周敦颐正式提出“生，仁也；成，义也”的命题，从宇宙论的观点解释了仁，张载认为仁就是性，“仁通极其性”，说明仁是性的根本内容。程颢与程颐用“生之理”释仁，使仁正式确立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朱熹对生生之理之仁作了总结提高，提出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 朱熹反复说明的“天地生物之心，”就是指天地之“生意”、“生理”，天只有一个“生理”，天地“别无所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人也是天地所生之物，故人心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人的生生是宇宙自然的最高表现，是自然生生不息的担当者。“当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须要自体认得。” 人能自觉体认生生不息之天理流行，故人能弘道，人的生存发展创造乃天赋之伟大使命，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尽天命而自强不息，积极有为。 良知-生-性-生命 王阳明被投放到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经历生死考验时，才恍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即著名的“龙场悟道”。龙场悟道的核心是悟到格物致知之旨不是向外格物，而是向自己身心上求，天下之物本无可格，外部事物总是不完美的，只有心中的理念才是完美的。王阳明终于悟到“吾性自足”、“心外无理”、“心即理”，这也就是良知说的创立。良知学说是王阳明在独特的环境中获得的独特的体悟结果，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生出来的生命精神，是在无所依靠，空所依傍的完全依靠自我应付环境求生存而获得的思维经验，故具有超越生死，一往无前的无畏精神。 王阳明第一次把良知提升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提升到“与物无对”的绝对高度，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王阳明第一次把良知提升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提升到“与物无对”的绝对高度，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系统，人是该系统的最高目的，如果没有人的良知，其他事物的存在都失去了意义。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这一气流通说是存在意义的连续，故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人心一点灵明就决定了天地草木瓦石的意义。 良知的实质精神与易传中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王阳明认为如能认识良知的灵活变化，就能真正把握良知的本质，也就自成圣人。人即使睡着，良知也依然运动不停。王阳明与先儒在对动静关系的认识上的区别在于，王阳明更加突出了“动”的意义，动即是发展、不息。王阳明还从发展的方面考察良知，认为良知通过培养，可以扩充、丰富、成熟，这也是生生不息的无止境过程。 王畿与王阳明同宗，曾与钱德洪协助王阳明教授弟子。他追随王阳明甚久，他也自视独得阳明究竟宗旨。王阳明逝后，他专以阐扬阳明学说为已任。 王畿将性、心的形上层次降到形下层次，将性、心与生理与气结合起来，具有积极意义。王阳明曾提到人与万物一气流通，王畿则明确地说；“良知之流行，即所谓气。”恻隐羞恶等人之伦理情感也是发自人之气质，也是人的生命本体的表现，与目之视、耳之听一样，都是“生机自然”，“生机自然”作为“吾人心中一点灵明，便是真种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机。” 王畿以自然生命解释良知心性，使良知之学走向人情、人性，走向现实生活，走向民生日用。他说道：“致良知只是虚心应物，使人人各得尽其情。” 良知使人人各尽其情，就是使人的基本愿望、追求得到满足，这是符合人的本性发展的进步思想。人的基本的生存与发展，即民众之日用生活，也就是圣人之道：“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成能。” 人的生生不息之生机，就是百姓日用发展、满足。 王畿以气解性，以气质言性，以性为人之生机，生命本体，以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与追求作为天则，真性流行，表现出人性内涵的转换轨迹。 气-性-生-仁 气学派由气说性，由气说生，生生即是仁，完成“生”的由体达用的统一，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新方向。 罗钦顺提出“性”为阴阳之理，人性是秉一气之理而成，最终从属于“气”。他说：“凡赋形于两间者，同一阴阳之气以成形，同一阴阳之理以为性。有知无知，无非出于一本。” 万物由阴阳之气而成形，由阴阳之理而为性，性即阴阳之理，出自于世间唯一的本原——“气”。 王廷相宣称“生之谓性”，“性者缘于乎生者也”，无生则性不见。“诸儒避告子之说，止以理言性，使性之实不明于天下。……气之灵能，而生之理也。” 王廷相从生理方面说明性的特征，因而具有自然人性论的特点。他明确提出“性从气出”，“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坚持从人的感性的物质存在出发，说明人性和人的本质。 吴廷翰继承王廷相的观点，以生生、生理、生命言性，显示了以生命本体、以气质言性的总体趋势。吴廷翰认为人之性是“气”或“生”，他说，性即是气，“性之名生于人之有生。人之未生，性不可名。既名为性，即已是气，又焉有气质之名乎？既无气质之性，又焉有天地之性乎？……性一而已，而有之乎？” 戴震创造性地把气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结合起来，提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论，把人类看成是气化生生的产物，把生生确立为人的本质，以生命为本体实现人性的重建、天人合一的重建，系统提出中国生存论哲学的基本原理，完成“生生不息”由体达用的统一。 戴震把仁、即生生不息的运行解释成自然与人的共同本质，确立人的本质为生生不息，人道的根本原则就是生生不息，这是戴震对中国哲学的伟大贡献。 《易经·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系辞》提出“生生之谓易”。先秦儒家初步建立天-生-仁的联系，理学家把仁解释为生生不息， 以生生释仁，把儒学的核心概念仁与生生不息的大易传统结合起来。理学家以仁作为自然与人的共同本质、本体，以仁为本体重建天人合一体系，是理学的有积极价值的内容。明清时期，许多思想家重新肯定人的自然本性，把人的本质解释为“生生”，对仁概念在天人方面作出了统一的解释。对天人的生生不息的本质的统一的解释最后在戴震那里得到总结。生生不息是人的本质，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生生不息，不是简单水平的周而复始循环重复，而是不断地由弱渐强、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丰富。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刚健有为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生生不息渗透到中国文化的血脉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近代以来，自强有为的精神激励中华民族自信、自尊、自强，在艰难挫折中奋发图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艰难困苦，历经磨难，以崭新的姿态重现辉光，前赴后继，不断争取新的胜利，表现民族精神的伟大生命力。人生代代无穷已，有如长江大河波涛汹涌，奔腾不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