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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一说法传到国内后，一些学者感到欣慰，但也有人感到意外、怀疑，甚至讥讽嘲笑者也不乏其人。当这一事实被认定，而且这个结论被认为是“最精彩”的一个时，我们理应对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充分的“文化自知”。 儒学的广阔背景 中华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人们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期，但它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而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涨期。此前，中华文明已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 在人类文明的研究中，世人推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轴心期”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元前八至二世纪，尤其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但是，雅斯贝斯的所谓“轴心时代”理论，并没有关注中华文明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 近40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惊人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走在学术前沿的学者其实早已经看清楚这一点，上世纪80年代，李学勤先生就呼吁人们“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理解我国先民的深邃智慧和文化创造，再也不能对上古典籍中那些丰富记载视而不见！ 人们看到，“百家争鸣”其实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夏、商、西周“三代”已经是“有道”时期，已经是中国文化形成与确立的时期。在雅斯贝斯所说世界文明的“轴心”之前，中华文明已经有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有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有着自身深沉的精神凝结与创造。 中国的先民们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在与世界互动中，他们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之类的道理，讲究注焉不满，酌焉不竭，当位而行，允执厥中。 看清中华文明的绵延之路，探悉中华文明的深远辽阔，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一定会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早在孔子以前数千年的“三代之明王”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为人类确认了坐标。中华“先哲”“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系统而完备。如果更多走近中国早期文明，更多了解中华文明，看到它的高度，了解它的深度，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就不仅是嘹亮的呼唤，更是洋溢的动力。 孔子的自信 中华思想的精华集中于孔子与老子，孔子则集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思想精华。孔子也曾向老子请教，所以，他创立的儒学影响更加久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为传统中国思想的杰出代表。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最重视对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凝练提升，故而更具有生命力。孔子以后历代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都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弘扬，所以，孔子才被尊为“万世师表”。西方学者常将中国称为“孔子的中国”，内在地决定于孔子思想的特性与特质，决定于孔子学说的巨大影响。 孔子自幼好学，他的“好学”成就了他的“博学”。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显然，孔子的“思想高峰”立于三代时期的“文化高地”。所以柳诒徵先生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梁漱溟先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代表泰勒博士说：“当今一个成功、昌盛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立足于孔子所阐述的许多价值观念”，他说，“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并照耀着今天和未来”。孔子的思想不在“一时一地”，它包含了“天地之美”“万物之理”“古人之全”，所以《庄子》说“内圣外王之道”是“道术”而不是“方术”。 想到孔子，往往首先浮现的是孔子栖栖遑遑、到处奔走的身影，往往是那个驾着马车“周游列国”的形象。孔子为政似乎没有成功，其实他清楚“穷达以时”的道理。他信念坚定，也有充分的自信。孔子初仕，为中都宰。“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他治理中都仅一年时间，便成为各地诸侯学习的样板。鲁国国君问孔子：用你的办法治理鲁国，怎么样？孔子说：“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孔子相信自己的为政方略有广泛的适用性。 孔子的自信，源自他对礼乐本质的把握，源自他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思考。有弟子问“十世”以后的治世之道是否可知，孔子说别说“十世”，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孔子认为，人组成社会，成为社会的人，就必须明于礼义。社会治理的根本，无非就是人心的端正，就是在人们心中筑起道德的堤防。夏、商、周三代，礼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损益”，但礼的根本精神永远不会变。 由“中都”而“鲁国”而“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由“三代”而“十世”而“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这是孔子思想的“时空维度”。他的高度与宏阔可见一斑。他倡言“内圣外王之道”，主张推己及人，修己安人，明德新民。比如，他思考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时，往往从根本上着眼，从简单处着手。 孔子的弟子向他请教，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孔子认为这个字应该就是“恕”。孔子解释，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张请教“行”，问如何才能使自己到哪里都能通达。孔子说应当“言忠信，行笃敬”，说话忠诚守信，行事庄重严肃。人如果时刻将“忠信”“笃敬”装在心中，指导自己的行动，即使走到与自己文化不同的“蛮貊之邦”，也一样顺畅通达。 “王天下之道” 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孔子继承发扬“三代”文化传统，王道政治是孔子心中的理想政治。孔子常谈“王天下之言”，谈以“道”治国才能“致霸王”；孟子则言及“王”“霸”之别。霸道，靠的是兵甲之力，使人被动屈服，埋下隐患，自食恶果。王道，以德行仁，人们主动臣服，心悦诚服。 《孔子家语》有《王言》篇，记述孔子的王道言论，孔子思考“王天下之道”，希望听“王天下之言”。王者气象使得中华文明有着多姿多元而又贯通如一的气质禀赋。中华文明崇尚礼让，源于礼让，使得许多矛盾不解自消。内心有王者情怀，才会能让则让，让于可让，同时还会在原则面前当仁不让。 中华文化气象使中国主流价值追求清晰而坚定。中国者，执中而立于天下，安定四海，天下大同。王者的终极追求是什么？是仁、义、礼、智根于心、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当内在的美德丰厚盈溢之时，光辉灿然的生命就巍然耸立。 在王者气象的追求中，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庶几夙夜，以永终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表示他一直致力于学习“确定自我身份的时候，不以降低别人来显示自己与他人的不同，而应该以抬高他人来找到彼此的相同”。其实，几千年前，“和而不同”“成人之美”“立己达人”这样的叮咛就在中华厚土掷地有声，而且在斗转星移的千年过往中从未间断，至今回响，使得近者悦，远者来。 中华文明的王道精神经得起时空的检验，她是从人心与人性出发，致力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向上仰望，是深远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天地智慧的体悟；向下扎根，是对多方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求得最大公约数，昭示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疑惑中超越，于不确定中憧憬。 《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象、气质禀赋、价值追求，夯实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价值体系中心点之坐标，它没有焦虑，而是如如不动，见证永恒。 “道前定而不穷” 西方思想家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还要补充“力量需要方向”。此即所谓“君子不器”，即所谓“道前定而不穷”。 思维模式标识、代表着价值取向，决定着行动走向。比如，以何为本，以何为末；以何为先，以何为后；以何为始，以何为终。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视荣誉与责任高于一切，兼顾多方利益；遵循并行并育，没有相悖相害；信奉“创造、分享、助给”，创造在自己，分享给他人，助给予弱者。 在“一以贯之”之中，儒家关注根本，将个人的修养放于中心点，反求诸己，从而聚焦于发展，聚焦于成长。人们看重内在的功力，如火之始燃，泉之始涌，扩而充之可保四海，反此甚至不能事父兄。这样的思维并不东张西望，没有左顾右盼，而有深邃的动力和发展的持续性。由进至近，絜矩成人，至诚无息，执中而立。朱熹云：“气至而滋息为培，气反而游散为覆。”由“天地位”而“万物育”，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华文明价值取向清晰，更可贵的是，它以“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来落地。全然思索古与今、我与世界、价值观与方法论。这样的思维模式，成为通往中心坐标的最优路径、至佳选择。埃及前总理伊萨姆·谢拉夫说，这个“无序混乱的世界”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他强调，中国人一定要珍视自己传统的价值观，他还说，“不光中国人民需要这些价值观，全世界也需要”。 也是源自一以贯之，自尊，尊人，被人尊；自敬，敬人，被人敬；自爱，爱人，被人爱；自知，知人，被人知；自信，信人，被人信。开放大度，和谐包容，智慧持中，踏实稳重。儒家最重仁爱精神和敬畏观念，孔子儒家十分看重的正是“爱”与“敬”，《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又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美国的爱默生说：“我们确信，武力会招致另一种武力，只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其实，对于爱与正义，几千年前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信奉全然而彻底。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面对纷纷扰扰的多元追求，有德之民族，有德之国度，有德之文明，像北辰灿然居中，这应该正是中国在世界中的文化坐标。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索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些决定于我们文化的特点、特性与特色，决定于我们的哲学智慧和文化气象，这样，必能为“优秀的传统”制作出“得体的时装”。 理解到了这一点，就能达致真正的文化自信；惟其如此，才可以与全人类共享中华文化的伟大智慧。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7年第1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