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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管理的人思考管理之道，思考怎样才能取得管理的成效，于是，有的徘徊于东方西方之际，有的纠结于德政法治之间。其实，孔子给出的方法简单明了，那就是一个字——正。孔子说得明白：“政”就是“正”，只有为政者正，才能引导天下的正。 有一次，鲁哀公问政，孔子说：“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又有一次，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无论国君还是大臣，都应当发挥表率作用，都要尽力做到“其身正”。为政者本人做好了，百姓就容易受到熏陶，这就是“上行下效”。孔子类似的话很多，例如，“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何以要“正”，这里都说得十分明白。 在我国古代，“政”与“正”往往通用，这是用音训。政，就是端正。你自己带头端正了，谁敢不端正呢？对孔子儒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君子”一词寓意着对为政者更高的要求，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古代“大学”是“大人之学”，大学培养有格局、有情怀、有担当、有境界的社会管理者，“大学之道”使人们格物明理、正心诚意。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明孝仁礼义”，用以导习世风；同时还要“逐去邪人”，使人不见恶行。《大戴礼记》说得好：“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当社会上明德向善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就“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就有了良善的社会风气、美好的社会政治。 为政者要重视教育，是因为教育对于人心之“正”具有关键的意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知识就是力量，力量需要方向，有了人心之正，才智才会发挥积极作用。传统教育格外注重“养正”和“正心”，古时候，人生八岁，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到十五岁，自贵族子弟及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孔子的儒学教育就属于“大人之教”，他教学体系的起点或核心就是“正心”，《孔子家语》说“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大戴礼记》说“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孔子重视诗教，正如他本人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就是“归于正”，真正理解了《论语》成书的特点，就知道其中的篇与篇之间、章与章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就知道《为政》篇何以在首章、“为政以德”之下接着就谈“诗三百”“思无邪”了。很显然，无论孔子施教，还是以德为政，都在于首先端正人心。 何谓“正”？看看这个字，《说文》解释得很明白：“一以止。凡正之属皆从正……古文正，从一足。足者，亦止也。”正，从结构上讲，上边是“一”，下部是“足”或“止”，所以有人理解为“守一以止也”。孔子对曾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当时曾子很理解孔子，他顺口应承说“是”，曾子又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孔子还说过“礼本于太一”，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太一是世界或宇宙的本体，天地、阴阳、男女、夫妻、夫子、君臣……这一对一对的“一”都被一一化生出来。既然世间的事物说起来都是一个个的“一”，如果是处理人际关系，就应该“守一”或“抱一”，做到“守一”而“知止”，或“守一以止”，这也就是“正”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也说“以正治国”了。《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中庸》说“道前定而不穷”，这恐怕都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一”。孔子的“正名”主张就是希望人们知止守正，希望世人明其分，尽其力，“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老子说“营魄抱一”，说“道生一”，无论老子还是孔子，“一”都属于道的层面，是本源，是本性，是起点，都意味系统的思考、整体的思维，都要求统筹兼顾，不顾此失彼。老子又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天下要正，侯王首先要“为”正，就要“得一”而“守一”。侯王守一以止而正，与孔子所说的为政者先正其身完全一致。所谓修身，不就是“正其心”的功夫吗？这就是老子和孔子“一”的格局。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很容易被外物所“化”。既然“物之感人无穷”，人就不能“好恶无节”。因此，治国要以“正”为标准，这是治国的根本。为政者以“正”引领而“为天下正”，为世人做出示范与导向，则社会的“正”就不难取得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