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带一路”不仅要有经济内容，还要在文化上有所作为。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中国孔子网特设专访，聆听名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中文化建设等相关问题的智慧之声。以下是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康有教授的独到见解，共飨读者。  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朱康有 记者：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差异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最大差异，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的灵魂，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如何为多样文化融合创新提供机遇？ 朱康有：的确，现在是一个“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各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不说是浑然一体，也是紧密关联起来了。关键局部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地球的反应。尽管某些国家由于内外的原因，在一定时期可能会比较封闭，但显然面对这样一种趋向，不能长久地置身世外。我们遇到一种矛盾的现象：全球化要求某种统一性，而其主体则是来自于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多元性和统一性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统一性并不是完全的趋同化，乏味的单调将使之生命力枯竭，为此恰恰需要多样性的互补。 在强和弱、先和后等多元因素之间，一定尺度的竞争有利于整体的发展。但若上升到战争的程度，单方谋取最大利益化，求得所谓零和博弈，一时或许霸业非凡，最终则由于缺乏道义的基础亦会得不偿失。中国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以后，正在改变过去那种“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渐渐建立起基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全球价值观。我们看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伊始，中国强调多极化，到新世纪又过渡到和谐世界、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正是这样一个体现。当然，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价值，也没有完全否定合理的“争”，其中的“求”、“存”、“不同”很多情况下是靠不断的奋争、积极的有为得来的。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面对的最大差异确实是来自于文化方面的。我们必须考虑到千百年文化的累积效应带来今天的深层问题，因此要有一份历史的耐心和宽容。同样，在古代那样一个地理和交通极为不发达的情形下，中华民族通过“一带一路”和周边乃至于更远的民族和地域能够互相交流，也说明物质文明和礼仪文明的融通并非难事。行为是思想的表达和体现，显示我们的文化传统确有一以贯之的资源可为今天的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所借鉴。创新往往产生在文化交叉和融合的领域，我们相信，“一带一路”战略牵连的多样文化交流，将为更大区域的发展提供机遇。 记者：如何认识和处理各民族的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关系？ 朱康有：这些都是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不同主体表现。显然，世界被划分为很多国家，又基于不同的标准而被划分为族群和地域，由此带来了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国家认同的差异。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存在。认同，标志着肯定、鼓励、强化其既有的生活背景和价值。 认同有强弱、密松之分。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的认同结合度都不大相同。与工作、兴趣爱好、志向追求以及扮演角色、地位功能等因素有关，有的强调政党、国家的凝聚力，有的强调社团、组织的向心力；等等。认同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认同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在另外一个文化圈内生活了几代以上、已经深深融入当地的移民及其后裔，尽管可能还时时怀念故土，但在信仰、习惯等方面皆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再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反而尤觉得不适应。 各种认同之间是可以相互调适的，并保持一定的张力。比如，与新媒体一起，诞生了很多“群”——他们即在虚拟和现实之间不停地变换着身份。“原子”的认同要归于“分子”的认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族群的认同，要服从于国家的认同；团体的认同，要服从于政党的需要。并列的主体之间，可能并不相互认同，但一定需要尊重和理解。不太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认同，则会渐渐被淘汰掉。 当世界成了一个“大家庭”（这种比喻或许不大适当，我们暂取其亲情和感情意义），那么该认同谁？认同何种理念？只要这是一个成员平等的“大家庭”，当然大家的事大家来商议。国际的规则应和国家的具体结合起来，今天的问题应和历史的遗留综合起来，人类的正义、国际的道义应和民族的感情、国家的伦理打通，就是找到一个“适中”的方案、策略。理性的坚持是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有时也是必要的。忌讳固执，不走极端。 记者：“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中国加强了与中亚、西亚、中东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您认为通过什么方式或者开展哪些活动可以有效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推动进一步的开放合作？ 朱康有：物质产品影响着思维方式、价值观。在市场条件下，经济交往带动了双方之间人员的流动、物物之间的贸易。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现象。一方面，当今的经济贸易，已经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本身既已涵盖了文化产品的交易；另一方面，文化也不是单纯停留在思想、观念的层面，更多地通过文化产业渗透到经济的领域。文化市场、文化经济、文化生产力等概念的提出，大大强化了这些认知。自然，在经济来往的低层次上，在很多地区可能还是局限于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生存层面，随着人们需要程度的提高，精神文化比重逐步加大，也推动人们之间的交往迈向更高更深的层次。 鉴于广义文化的潜在渗透力，必须重视以文化之的基础性作用。否则，出现的可能情况就是，一边享用你提供的舒适产品，一边放大你的各种负面形象而骂声不绝。我们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还没有完全配合起来，造成一些被动的局面。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公司走了出去，但由于文化沟通的不畅，生意受阻有之，生意中断有之，收益不大，风险日增。因此要考虑多种方式，增进感情因素，融入当地风俗礼制、话语习惯，在落地上下功夫，在本土化方面持续努力。 多元文化接触后，并不是那么很容易就能够相互融入的。一些发达国家似乎融入得很好，但爆发的许多问题往往显示背后的鸿沟深不可填。为此，首要的是相互尊重差异，切勿心生独尊、动辄取代之意。我们很难将落后与先进的标准套在多元文化的取舍判断之中。在这里，文化只有适应不适应之说，没有优劣高低上下之争。文化是个潜移默化的久远顺应过程。一开始，被看作是“异类”或“怪物”，以后见多不怪，逐渐习以为常。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自觉的过程。只要我们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势，我们的文化就在其中也走了出去。“自觉”更能加速这一过程。可以在经济活动中夹杂“文化”的形式，也可以单独组织文化活动助推。华人频道方庆等提出继纸媒、听媒、视媒、网媒之后的第五代媒体“物媒”，值得业界去尝试。我们的“物”走出去了，但相应地我们的话语权没有跟得上。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们提出，“让万物开口说话”，把媒体做到“物”上，通过使用者扫码的简单行为，了解产品的来源地及其国家的历史文化。 记者：中国文化如何在保持优秀传统的前提下创新融合，影响沿线各国直至影响世界？ 朱康有：在我们年初启动的“国学孔院行”启动仪式上，专家们指出，加快“文化走出去”的落地步伐，让世界各国不仅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知道“文明的中国”，并为当今世界治理困境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推动国学文化沿着东亚文化圈、一带一路、海外高校、孔子学院等不同的路线，加强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切实推动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邀请国学专家通过不同的活动形式，与多元文明主体展开对话。发挥社会团体优势，对接海外文化相关组织，立足国内，辐射相关国家，“墙内墙外同时开花”，总结案例，分享成功的“故事”，使海外中华文化传播从初期的语言学习上升到文化交流的更高阶段。 应把优秀的特色文化如戏剧、民俗、中医、武术、工艺、音乐等等融入其中，让所在国人民真正从中国文化中受用。结合当地政府和学校的有关文化项目，契入进去，丰富其内容，使活动的单向展开变成一种双方的需求。达到文化之间的融通，就能把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是一个单向的文化灌输，实际上它是不同文明的对话。反过来，换个角度、换个方位看我们的国学，它对我们在今天对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一个外来的“刺激”因素，促使我们在相互对比和借鉴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认为，文化战略的建设目标，是实现与国际影响力的同步增长，拥有与地位相称的力量。如果一个大国没有这些，不仅难以被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可，而且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都存在很大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世界，就达到了提高软实力目的，才可以说现代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世界。 记者：由于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一些其它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些已被冷落甚至已经遗失，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朱康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独具风韵。按照汤因比的观点，这是少数几种流传至今的古老文化之一，其延续本身就是生命力的体现。但是，中华文化积累的“文化势能”在当代已不占优势，文化资源面临破坏与流失。其原因，一方面是近代以来强势文化借助于其强大的硬实力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打压的结果；一方面是我们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自信，在进入世界历史的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调适过来，遭受损伤后自我批判进而抛弃的结果。 现在最高层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我认为，这不只是文化建设上的战略需要，更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我们的失误恐既不在政治上的某些腐败现象上，也不在经济上的局部挫折上——瑕不掩瑜，我们恰恰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优势，而是在文化上——五千年的文明能否延续下去？延续，不是无保留的承继，但更不是基本上全盘的否定。与历史上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冲击不同，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的冲击规模和深度（从物质文明到精神世界）要彻底得多。 一百多年来，除了极少数学者外，我们对民族文化是谈批判的多，谈正面继承的少。当然，一些著名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意义上挽救了中国传统文化，直至今天我们方能谈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转化。我想，这更多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为传统的再接续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机遇，在那样一个弱势地位下遑论民族文化的发展；一是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理念（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融入等等），亦能进入中华文化母体中。那么，我们对于以往保留下来的文化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目前确实首先需要中央提出的“礼敬”的态度和“守护”的做法。中办、国办1月25日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最近又出台十三五文化建设的举措，从建设我们今天的文化战略出发，应该说提出了一个可以凝结各方共识的纲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依据、指南。传承和守护优秀传统文化，按照这些共识去行动，就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 记者：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您认为中国孔子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统文化传播方面，能有哪些作为？ 朱康有：中国孔子网，作为弘扬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新兴媒体，在阐述儒家思想及其当代智慧方面发挥了“正能量”的功能。适应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大战略，我想，能否在一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拓展： 第一，深度阐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方针。我们不能停留在社会上一般的宣传层面。应敏感把握文化发展大势，积极引导舆论走向，充分发挥孔子网掌握和联系的专家资源，对出台的这些举措及时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为社会大众正确的理解提供权威的学术智慧响应。 第二，深入挖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历史睿智，为当今多元文化相处提供资鉴。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其实就是一个儒、墨、道、法、兵、农等各家思想争鸣的时代，秦汉以后儒家的发展也是在社会治理主体不断更替、新兴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交替、各民族共生共荣的环境之中。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多样文化竞相发展的历史。入世的儒家把握“中道”，在大多数时期成为治国理政的主要资源，避免大起大落，伤害和动摇根本，同其他文化资源一起，保障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与稳定演进。今天，来自于不同肤色、不同环境、不同历史、不同国度的民族，尽管一眼看上去差异是那么巨大，但同在一个地球上决定了我们最终共同的命运是——深入持久的合作而不是持续动荡的“打”下去。“多元一体”同样适应于整个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个“体”，就是我们大家的“命运共同体”。 第三，适应文化走出去的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多了解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精神文化，做沟通多元文化的纽带、中介。我们看到，即便是物质经济层面的交往，也需要民心的润通、和平的环境、历史的理解……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现在经过十余年的铺展，遍布各大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孔子网应主动发挥网络的超时空优势，将它们联系、团结在一起，适时引领，推动文化交流向纵深演化、向广度延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