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译界有句行话，叫“美文不可译”，而代表文明核心的哲学智慧由于其意义的抽象、渗透和缠绕，更是显得困难重重。进行比较哲学研究，一个最主要的条件是对至少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哲学都要熟悉。安先生的比较哲学之所以得到同行尤其是我国文化界的高度肯定，他的成功至少有几个方面：一是我们从他的学术履历看，他在加拿大、美国、英国以及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的北京、山东等地求学或工作，中西方文化的氛围使之完成了学术感性的熏陶；二是他投身于一大批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名师，如劳思光、唐君毅、方东美、葛瑞汉等，直接汲取了一流名师的理性智慧，而现在他也成了名师；第三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自身对中国文化的钟情和倾心以及不遗余力。安先生笼统地称之为自己的成就来之于“与他人不分的关系”、“与许多其他人不分的场”，亲切地名之为自己的“学术家庭”。我想起了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安先生正是这样的大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研究中国哲学绝不仅仅是学术追求，更是一种深入的个人精神的转化和诉求”。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客观、礼敬地传达不同文明之间的哲学睿智非常重要。既不能是形式上大家坐在一块了，但还是“各唱各的调”，没有沟通和融合；也不能是充斥傲慢和偏见的文化不平等交流——这两者带来的不是相互的理解与宽容，而是误解甚至冲突，更不用说能够达到交互汲取、共同提升了。《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安乐哲卷》第四编选用了安先生关于“中西比较阐释的儒学语汇”的讨论，它说明，带着文化世界的“有色眼镜”按照“字典式”的一对一翻译，可能造成（而且事实上已经造成）对文本的仁义歪曲乃至彻底损害其根本含义。在我看来，安先生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时采取了四种方法：一是按照汉语文字的形音义“字源”训诂法，溯源掘其意义；二是“语境”法，比如把孔子在不同时机的言论综合起来，多角度反映丰富意蕴；三是引用法，即现当代中国思想家关于此种术语的权威解读；四是比较法，对比西方哲学家、汉学家的解释，分析去除其基督教化、实体本质化、二元化等色彩，还原本义。对一个范畴的语义理解尚且如此，那么，由此构成的语句和整体意境即更具复杂性了，非浸染之深，不能辨白。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占优势的西方思想家队伍里的“反叛”，往往能比其他文明的人们清楚意识到自身根深蒂固的成见，并感悟到相关价值。 “负责任的文化比较”带来的创新和洞见，突破了中华文明连绵下自我循环的注解方式，与人启发。该书认为，儒学既是非神论的，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儒家宗教性所涉及的转化却是生活质量的转化，并在日用伦常之中实现。我想，这对我们是“儒学”还是“儒教”的讨论富有启发。作者还说，在根据礼安排秩序的社群中，特殊的个人处于由“创造”而不是由“权力”规定的关系中；真正和谐的社群就像它常常所做的那样，总是依靠上层人士在实行礼的活动中完善他们自己，并且由知耻而反省自己，这样的社群的特点，从根本上说，是自我命令——此秩序是内在的和自生的，而不是强加的；对于一个习惯于以“礼”行动保持和谐的社会来说，要从风俗传统相联系的道德影响转到法律条文制约，这一转变过程将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儒家式的人格实现，不主张在伦理学与政治、个人的事情与社会的事情、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加以严格区分……这些观点，对我们社会治理究竟是依靠德治还是法治等争议问题很有借鉴意义。此外，对“圣人”、“君子”等人格超越特定时空、整合沟通等改造世界能力的分析，均令人耳目一新。如此新颖的解释，在文中俯拾即是，不一而足。对比出奇思，往往使那些没有进行过“比较哲学”训练、局限于本民族哲学视野的人们也感到新意迭出。 作者在比较中认识到，关联式思维是中国哲学的标志性特征，从宇宙观上是一多不分、部分与整体的全息观，并对汉语语言的认知表达产生影响。我们看到，文中正是运用这一方式对儒学语汇进行读解的：比如，解释“礼”，把它放在与“教”、“身”、“义”的关系上去分析；解释“学”，把它放在与“思”、“知（智）”关系的比较上；等等。多元文化时代，“关联式思维”，恰恰符合现代科学倡导的复杂性思维趋势。不客气地说，安先生从比较视角得出的深刻见识，超越了我们以本民族哲学为业的很多学者。在世界各地的游学经历使他认识到（见该书自序）：“以欧洲哲学为主导的西方哲学长期占据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的主流课程。这一现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西方的傲慢，其他地区文化的自我殖民化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亚洲本土的哲学家在国际上遭受冷遇，在其本国文化中同样被严重边缘化。”这是一个“外人”的观察和体会——显然，他说的是事实，并令我们自身感到羞愧难当。“自我殖民化”让很多人失去文化自信，奉西化的学术及其判断为正宗，以西化的标准衡量自身的哲学，有意无意贬抑自身传统哲学智慧；“边缘化”说明，在我们迈向所谓的现代化路途上，传统哲学很长时期不受重视不说，甚至成为一再批判的“靶子”，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在人们的意识中变成与“封建”、“落后”等同的负面名词。 “文化自信”分解到各个方面，其中自然包含对文化核心——哲学层面的认同与肯定。传统哲学提供了我们中国人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离开这些源泉的滋养，我们现代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就没有立足点，就没有生命力。可是，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文化界精英人士懂不懂由“道、理、气、心、性、仁、礼”等范畴构造起来、源自于我们祖先的智慧？如果连作为文化精华的哲学观都很模糊，何以谈什么文化自信？传达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前提是“客观”和“礼敬”，一个西方哲人这样做了；应该反思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到？ （本文系作者2017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安乐哲儒学大家项目》新书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