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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生命的达观，并不是颓废，不是轻生，而是更透彻地理解生命的意义。  我国魏晋时代的人们有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它源自人对自身生命有限性的焦虑。曹孟德有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感慨人生的苦短，是魏晋文人咏叹的主题。人生即苦，何以解脱？生命意识的这种觉醒，迫使人们不得不“向死而生”。怎样才能解脱呢？ 面对生命的有限，有这样几种可能的态度：一是及时行乐，醉生梦死，所谓“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宋高菊磵《清明》），以至于颓废甚至堕落。二是追求长生不老，肉身不死，与自然律对抗。道教的炼丹术就同重生恶死有关。由道家到道教，虽一步之遥，境界如此不同。三是追求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生虽有限，但人的功业却可以超越人的有限生命而达至无穷。这是儒家的态度。四是窥破生死，所谓“方生方死”，对生命持一种达观的态度。道家的眼界使人们对此有一种深刻的觉悟。 由先秦道家到汉代的道教，对生命的理解变得拘泥而直观。长生久视被理解为得道成仙，追求的是形似而已，与原始道家精神相去甚远。其实，即使是老子这样的得道之人，也不是长生不老。按司马迁《史记》上的夸张说法，老子也不过“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庄子所谓的“神人”，也只是能够顺其自然、成其天年，而不是说他真的可以长生久视、肉身不死。真人、至人、神人，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在肉体生命的意义上超越生死，而只是说他们在境界上能够看淡生死罢了。这同长生不老无关，不然就无所谓庄子说的“不悦生，不恶死”了。 《庄子·齐物论》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是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从呱呱坠地起就开始了奔向死亡的历程，而人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为人生的谢幕所做的准备罢了。这种戡破生死的态度，使人们面对人生能够达观、淡定和从容。庄子说：“死生，命也。”孔子也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们常说“命运”，其实这两个字可以拆开来看：“命”乃必然性，不可改变；“运”属偶然性，所谓“撞大运”，它就取决于各个人的后天机缘和努力了。命运观念其实相当全面，因为它既尊重了客观必然性，又尊重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庄子·大宗师》云：“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常人出于生命的本能，总是“悦生”“恶死”的，甚至贪生怕死，就像《列子·说符》说的：“人所忧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过乎生”。而“真人”却能够超越此一俗念，豁达地看待生死，把生死视作自然之运行，当生则生，当死则死。顺其自然，这也是看待自身生命的态度。一种思想怎样才算是彻底？那种只能把宣扬的原则运用于别人那里而不能运用于自身的学说，在逻辑上一定是不周延的。而道家的自然主义旨趣不仅被用来看待外部世界，也不仅被拿来看待他人，而且能够被拿来自我观照，这才是一种真正彻底的思想。所以道家能够在境界上超越对死的畏惧和对生的渴望。 庄子死了妻子，竟可以“鼓盆而歌”，这又是何其洒脱，何其放达！离开了大智慧，是万难如此达观的。这不是无情无义，而是基于庄子对生命所作的特定理解。只有这种达观态度，方能求得生命的安祥。一切皆能顺其自然，一切皆可放下，包括对人的生死本身。孟子说得好：“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张载也说过：“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张载《正蒙·西铭》）。一切的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包括一个人的生死亦不例外。孟子和张载虽属儒家，但其境界与道家的达观了无隔阂。 依世俗之见，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做岂不是非常不近人情吗？其实不然。在庄子看来，只要是顺其自然、成其天年，面对生死可以不迎不拒，没有什么遗憾，也无须有何悲伤。“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死得其所，岂非幸事？！须注意，生命的达观，并不是颓废，不是轻生，而是更透彻地理解生命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