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根据本文的新考，子思年九十二，生活在公元前504－403年之间，但这仍不能与孟子时代相接，而多种典籍中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乃至有关子思、孟轲相见的记载又难以置疑。实际情况是：孟子虽然深受子思及其门人的影响，并与之构成思孟学派，但他既非受业于子思，亦非受业于子思门人。《子思子》、《孔丛子》等书所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不是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皆由此衍生，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说法都是由思孟时不相值的事实和《史记》衍文的影响所导致的误解。 一、汉代文献的两种记载 孟子和子思的关系，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公案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汉代文献就有两种记载。第一种记载认为，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 第二种记载认为，孟子直接受业于子思。刘向《列女传》： 孟子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 名轲，邹人，子思弟子。 赵岐《孟子题辞》： 孟子，邹人也。……长师孔子之孙子思。 高诱《淮南子·泛论训注》：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 应劭《风俗通·穷通篇》： 孟子受业于子思。 二说之外，《孟子外书·性善辨》又提出孟子学于子思之子子上： 曼殊不择问于孟子曰：“夫子焉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 但自东汉赵岐已斥《孟子外书》之伪：“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孟子题辞》）另外，其说与《孟子》本书相抵触（详见下文），不足辨。 第一种说法，汉代仅见于《史记》。而第二种说法，为两汉的多位学者所提及，应是当时流行的说法。不仅如此，这种说法似乎还有更多文献的支持。最显著的，莫过于《孔丛子》的四条记载： 1、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子上不愿也。客退，子上请曰：“白闻士无介不见，女无媒不嫁。孟孺子无介而见，大人悦而敬之，白也未喻，敢问。”子思曰：“然。吾昔从夫子于郯，遇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而别，命子路将束帛赠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车，孺子也，言称尧舜，性乐仁义，世所希有也，事之犹可，况加敬乎？非尔所及也。”（《杂训》） 2、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杂训》） 3、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至者乎？” （《居卫》） 4、子思谓孟轲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异而不修其所以异，不异矣。故君子高其行，则人莫能偕也；远其志，则人莫年及也。礼接于人，人不敢慢；辞交于人，人不敢侮。其唯高远乎！” （《居卫》） 汉代文献关于思孟关系的两种记载，即孟子受业于子思和受业于子思门人，相互矛盾，不可两存，必有一误。这引起后代学者一揭谜底的极大兴趣。 二、子思、孟子时不相值 虽然孟子受业于子思为两汉流行的说法，但清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接受它，反而赞同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少数派意见。其根本原因是，根据清代多位学者的考察，子思、孟子，并非同时之人。毛奇龄《四书剩言》： 王草堂谓：《史记·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鱼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于伯鱼所卒之年，亦止当在威烈王三、四年间。乃孟子实生于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时，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谓：鲁缪公尝尊礼子思，然缪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则《史记》所云“子思年六十二”，或是“八十二”之误。若孟子则断不能亲受业也。予只以《孟子》本文计之，梁惠王三十年，齐虏太子申，则孟子游梁，自当在三十年之后。何则？以本文有“东败于齐，长子死焉”之语也。然孟子居梁，不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则？以本文有见梁襄王之语也。乃实计其时，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鲁缪公卒年，亦不过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则受业子思，或未可尽非者与？ 焦循《孟子正义》引毛氏之语后说： 按《史记·鲁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于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当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当穆公时，则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当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则九十年矣。则孟子不能亲受业于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说是也。乃《六国表》鲁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当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来大梁，上溯鲁穆公时，已有七十余年，如以亲受业子思言之，则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则童子时也。刘向、司马迁皆西汉人，一以为受业子思，一以为受业子思之门人。而《史记》纪年，多不可据，大抵异同不过此两端，识者察之。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九： 考伯鱼先夫子殁五载，子思当不甚幼。子思八十二卒，姑以夫子殁时年十岁计之，则卒于威烈王十八年。而赧王元年齐伐燕，孟子尤及见之，其去子思之卒九十五年，孟子寿百余岁方与子思相接，恐孟子未必如是长年，则安得登子思之门而亲为授受哉！且孟子自云私淑诸人，更是确证，《史》似得其实。 焦竑《焦氏笔乘》卷三“孟子非受业子思”条： 《史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不察者遂以为亲受业于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鱼，伯鱼先孔子五岁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实为丧主，四方来观礼焉。子思生年虽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既长矣。孟子以显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齐，其书论仪、秦，当是五年后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余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孔子之门，相为授受乎哉！《孔丛子》称孟子师子思，论牧民之道，盖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周广业《孟子四考四·孟子出处时地考》引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 伯鱼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子思为丧主，知其时年已长矣。《孟子》书论及张仪、公孙衍，当是赧王五年辛亥以后事，自辛亥逆推至敬王壬戌，孔子卒百七十年，去伯鱼卒百七十四年，以百八九十年间所生人物，而谓其共处函丈，何寿考至是？或谓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变于卫，而孟子魏惠王时已称叟，计其生近安王即位时，谓孟子亲受业，奚不可？曰：安王甲辰，去伯鱼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二年，可云子思尚存哉？孟子之少也，其母三迁而后知学，复为之断机。其娶也，见其妻踞而出之。其时吾不知其年，固知未从子思学也。过此，又可云子思尚存哉？且缪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而孟子书亟称缪公尊礼子思，时子思年已九十耆矣。其居卫有齐寇，必少壮从仕时事，言苟变于卫，亦必在悼敬昭公时。 周广业由此推断：“夫思孟生卒既不相值，而孟子称子思字者非一，又言昔者鲁穆公，其为追溯无疑。” 因而，说孟子“学于子思，其实非也。”崔述《崔东壁遗书·孟子事实录卷上》： 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鱼之卒在颜渊前，则孔子卒时子思当不下十岁。而孟子去齐后，居邹，之宋，之薛，之滕，为文公定井田复游于鲁而后归老，则孟子在齐时亦不过六十岁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余年，孟子何由受业于子思乎！孟子云：“余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若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则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有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无受业于子思之事，《史记》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学深远，恐不仅得之于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 清人上述对思孟时不相值、不可能授受为师徒的考证，言之凿凿，令人信服。窃以为，若干问题，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是子思的年寿。子思前及见孔子，后及见鲁穆公。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479年。依《六国年表》，鲁穆公（又作缪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九年，即公元前407年。但钱穆先生根据《鲁世家》推定，缪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一年，即公元前415年，较《年表》前移八年[1]。即使根据这前移后的时间，鲁穆公元年与孔子之卒也相距六十四年之久。所以，《孔子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的说法肯定有误。王草堂因而推论“六十二”“或是‘八十二’之误”，世人遂坚信无疑。其实，王氏“或是”二字表明，他的看法只是猜测，并无确凿证据。今查汉代出土文献，“六”字字形与“八”字显然不同，而与“九”字十分接近，容易混淆。另外，子思年八十二之说亦与子思之经历不符（见下文）。所以，我以为《史记》原文当为“九十二”，今本的“六十二”乃“九十二”之误，也就是说子思的年寿为九十二岁。 子思既然如此寿考，那么他是否与孟子时代相接呢？这需要我们对子思的生卒年代再作分析。 我以为，学者们的意见是对的，孔子去世时，子思年岁既长，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首先，正如他们所提到的，据《孔丛子》记载：“孔子卒，子思为丧主，四方来观礼焉。”（关于《孔丛子》的史料价值，请参见下文） 其次，《孔丛子》一书中记载了许多子思和孔子的对话，论及社会、政治乃至哲学问题，显示当时子思已经有成熟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了。 再次，按照笔者的考证，原本《中庸》悉为孔子之语，而今本《中庸》中以孔子语成章者乃其遗章。它和今本《礼记》中的《缁衣》、《表记》、《坊记》一样，都笔录于子思，出自子思书[2]。据子思本人介绍：“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孔丛子·公仪》）无论如何，这四篇内容多属高深，从“或亲闻之者”的情况看，子思在孔子去世时，确非童子。 关于子思就教于孔子和记录孔子言论的问题，我们还可稍作论证。 作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有机会同乃祖朝夕相处。《孔丛子·记问》：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这段文字记述了子思开始从学于孔子的过程。原来，子思年幼时，就在饭桌上受到孔子的熏陶。但从他的回答看，当时他所理解的只是“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之类的道理，而非高深理论。从孔子的谈话中不难看出，孔子对这位有望继承祖业的孙子非常喜爱。 孔子之郯，遇程子于途之事为《说苑》、《韩诗外传》等古书所载，但年代无考。从上引《孔丛子》的第一条资料看，当时子思曾随行。此事似有可疑之处。既然子思曾随行，事情当发生在孔子晚年。但据《孔子世家》，孔子晚年归鲁后并没有出远门，所以到郯国的可能性不大。我的看法是，孔子所到的并不是郯国，而是曲阜西边不远的拔地。拔又名郯。就是说，当时孔子并未离开鲁国。这件事说明，晚年的孔子对子思寄予厚望，常令其陪伴左右，所以将自己的思想精华授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过，我们虽然可以据以上事实来判断孔子去世时，子思年岁已长，但其实际年龄已经不可具考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孔子卒在子思十六岁以后的。《孔丛子·居卫》： 子思年十六，适宋。……子思既免，曰：“文王厄于牖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世后，“弟子皆服三年。”作为弟子兼丧主的子思，自然不能例外。服丧期间是不能出远门的。假设子思十六岁适宋时三年之丧已毕，那么孔子去世时子思不会大于十三岁，这有违孔子去世时子思的世界观已较成熟的事实。所以，孔子之卒，一定在子思十六岁之后。假设孔子卒在子思十六岁时，则子思生在周敬王二十六年，鲁哀公元年，即公元前494年。这是子思生年的下限。 需要说明的是，《中庸》乃先秦时期子思书的全称，取首篇之名命名[3]。所谓“于是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是说子思困于宋时开始发愤著书，并不是说当时就著书四十九篇。四十九篇的写作，当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很可能终子思的一生。 子思的卒年亦无确切记载，但最早不会早于鲁穆公三年。《孔丛子·杂训》： 鲁穆公访于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业三年矣，未知所以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恶，以扬先君之善，使谈者有述焉，为之奈何？愿先生教之也。” 这说明，鲁穆公在其“嗣先君之业三年”，即鲁穆公三年时，曾造访于子思。依钱穆先生的考证，鲁穆公元年当在周威烈王十一年[4]，即公元前415年，则鲁穆公三年在周威烈王十三年，即公元前413年。这是子思卒年的上限。 自子思生年的下限公元前494年至卒年的上限公元前413年，合八十二年。就是说，这八十二年子思一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如谓子思正好活了八十二岁，即子思十六岁适宋之年恰好孔子卒，而鲁穆公访于子思之年恰好子思卒，这种概率实在太小了，几乎不可能。这也是我推断《史记》子思“年六十二”非“八十二”之误而是“九十二”之误的一个理由。 按照子思九十二之年寿，参以生年之下限和卒年之上限，可知子思的生年在公元前504－494年之间，卒年在公元前413－403年之间。 子思卒年的下限即公元前403年为鲁穆公十三年。这就是说子思和鲁穆公共同生活的时间为三年到十三年之间，时间不算短，难怪古籍中载有大量子思和鲁穆公的对话，甚至郭店楚墓中也出土了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历史上更有子思为鲁穆公师之说。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鲁穆公在位三十三年。但据《孔丛子·抗志》： 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县子使乎卫，闻丧而服。谓子思曰：“子虽未臣，鲁，父母之国也，先君宗庙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岂爱乎？礼不得也。”县子曰：“请闻之。”答曰：“臣而去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不为之服。寓乎是国，而为国服。吾既无列于鲁，而祭在卫，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则旧君无服，明不二君之义也。”县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这段记载显然有误。我们知道，子思和鲁穆公相处多年。就师生关系而言，子思为师，鲁穆公为徒；但就君臣关系而言，则鲁穆公为君，子思为臣，典籍中子思在鲁穆公面前自称臣之处甚多。但此处县子谓子思“子虽未臣”，子思也亦自道“吾既无列于鲁”，故子思和这位死去的鲁公未尝以君臣关系相处，他自然不会是鲁穆公。窃以为，这位鲁公很可能就是鲁穆公的前任鲁元公。《鲁周公世家》：“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史记》的记载来自鲁国史书。大概《孔丛子》的作者或资料传承者在读到这类记载时，涉下文“是为穆公”，误“元公”为“穆公”了。 我们再来看孟子的生卒年代。孟子的年寿为八十四，这是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但是，孟子的生卒年代却争议较大。钱穆先生的《孟子生年考》根据孟子生平事迹断定：“孟子生年，最早当在安王之十三年，最晚当在安王之二十年。”周安王十三年为公元前389年。据此孟子生年上限，凑以八十四之数，则孟子生卒年代为公元前389－306年[5]。后来杨泽波先生又考定为公元前372－289年[6]，后推十七年。 即使以钱穆先生所考的孟子生年上限公元前389年计，上距子思卒年下限公元前403年尚有十四年之久。因此，依据子思年九十二的新说，子思、孟子仍时不相值。 看来，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正因如此，当今学者咸信《史记》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之说，这似乎已经定案，不必复议了。 三、有关子思、孟轲相处的记载难以置疑 承认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之说，必然否定孟子受业于子思之说。然而，倘若把两汉时期大量有关孟子师事子思的记载皆归之于空穴来风，一概抹煞，恐令人难以接受。 或曰，《孔丛》伪书，何足挂齿！甚至上引焦氏早已明确指出：“《孔丛子》称孟子师子思，论牧民之道，盖依放之言，不足多信。”诚然，《孔子家语》和《孔丛子》这两部载有孔子及其后裔言论事迹的古籍久已定论为伪书、打入另册了。但是，包括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在内的大量近期出土文献，却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成说持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李学勤先生通过研究《儒家者言》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家语》和《孔丛子》都是汉魏时期孔氏家学的产物。《孔丛子》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由孔子一直记到孔季彦。其出现并不太晚，很可能出自孔季彦以下一代。今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孔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它们都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7]。李先生的意见是中肯的。 需要补充的是，按照《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而《孔丛子》乃“陈胜博士孔鲋撰。”宋咸《孔丛子注序》更进一步指出：“《孔丛子》者，乃孔子八世孙鲋字子鱼，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托目疾而退，论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名之曰《孔丛子》，盖言有善而丛聚之也。至汉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为赋与书谓之《连丛子》，上下篇为一卷附之。”如此看来，《孔丛子》一书始撰于孔鲋，成之于孔季彦之子辈，也就是东汉中期，历时长达二百余年。此书汉魏之际以前不被称引，盖其最后成书前一直流传于孔氏家族，最后成书后才公之于世。 因此，此书由于经历了漫长的编纂、增改过程，难免留下一些误传失实的记载，但因此而一笔抹杀其料价值，也是不足取的。 我以为，至少上引《孔丛子》的四条史料就有相当高的可靠性。其第二条，也就是“孟轲问牧民何先”那段，又为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八、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所引，文作： 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 值得注意的是，二书皆称引自《子思子》。就是说，它们并非引自《孔丛子》，而是引自《子思子》。其所引的这部《子思子》当属南朝梁时以前出现的子思书重辑本，应有所据，很可能就是《汉志》所载刘向根据先秦子思著作所编的《子思》二十三篇的的佚文[8]。黄以周辑《子思子》外篇卷六注曰： 据《郡斋读书志》，晁氏所见已有此条，即刘向所校二十三篇中亦似早有此文。……盖二十三篇中在秦汉间已多后人附益之文，与《晏子》、《管子》同。刘氏父子校中秘书，信从其言，故向作《列女传》、歆作《七略》皆本之为说。是则谓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其言固未核实。谓刘向所校二十三篇无此条，亦似矫枉过正之论也。读者知其为后人附益之词，斯可矣。 黄氏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段资料来自子思书，另一方面又难以接受孟子受业于子思之说，所以只好归之于秦汉间“后人附益之文”。殊不知这段记载和《孔丛子》有明显的异文，说明二者资料来源不同。如若说二者皆为“附益”，恐难服人。我们知道，同一事迹为不同古书所记载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所以，《文献通考》和《郡斋读书志》的引文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孔丛子》的相关记载。 至于刘向、班固、赵岐、高诱、应劭等，都是两汉时期最优秀的学者，他们众口一词，皆谓孟子受业于子思，恐亦有其相当的根据。如果把他们的说法都归之于齐东野人之语，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四、同姓名造成的误会 看来，孟子受业于子思和受业于子思门人两说皆有坚强的根据，不可遽然否定或肯定。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思孟时不相值的考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子思子》和《孔丛子》中有关子思、孟轲相见的记载，乃至刘向、班固、赵岐、高诱、应劭等孟子受业于子思之说。那么，到底如何看待这种两难境地呢？ 一般说来，人们习惯于从已有的若干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难道就没有第三种方案吗？我以为，在同时承认思孟时不相值和子思、孟轲相见的情况下，正确答案只能是第三方案，这就是《子思子》、《孔丛子》所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不是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 众所周知，同姓名是当今社会的一大奇观。其实，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战国策·秦策》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都说明中国自古就存在同姓名的人互相混淆的现象。如此，子思曾有一个和孟子同姓名的弟子并被后人误认为孟子，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这判断，最强有力的旁证来自《孟子》书。 其实，关于孟子和包括子思在内的孔子门徒的关系，孟子本人早已已经交代得十分清楚。《孟子·公孙丑上》：“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体味其意，孟子是说他并未学于孔子嫡系门徒。“乃所愿”者，表示“学孔子”之事为虚拟。对此，《孟子·离娄下》有更明确的记载： 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赵岐注： 我未得为孔子门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于贤人耳。盖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也。 朱子《孟子集注》： 人，谓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时，方百四十余年，而孟子已老。然则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虽未得亲受业于孔子之门，然圣人之则尚存，犹有能传其学者。故我得闻孔子之道于人，而私窃以善其身，盖推尊孔子而自谦之辞也。 赵岐的理解是正确的。他将“孔子徒”解释为“孔子门徒”。所谓“门徒”，应为嫡传弟子，包括受业弟子、再传弟子、多传弟子。他将“人”解释为“贤人”也不错。窃以为，“人”字解释为“其他人”也可以。在这里，当指孔子嫡传弟子以外的人。至于朱子所谓的“人，谓子思之徒也”等等，则是缺乏根据的曲解。孟子的这句话只是说，他没有能够做孔子的门徒。关于孔子的学说，他是私下里向其他人学习来的。可以想见，如果孟子受业于子思或子思门人，他肯定不会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这样的话，因为他不管学于子思还是学于子思门人，都属于孔子的门徒。 依此，《子思子》和《孔丛子》中的那位孟轲，不可能是孟子。对于这一点，我们至少还可以从有关孟子之字的记载中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孟子名轲，可证之《孟子》其书，各种古籍均无异议。然而，其字为何？《孟子》书、《史记》本传、《汉志》本条皆无记载，而东汉赵岐更明确地说：“名轲，字则未闻也。”（《孟子题辞》）赵岐为早期治《孟子》的头号权威，其说自难置疑。而上引《孔丛子》则直谓孟轲为孟子车，也就是说，这位孟轲先生字子车。两相对照，事实十分清楚：字子车的孟轲与佚字的孟轲不是同一个人；前者是战国早期的子思弟子，后者是战国中期的大儒，即众所周知的孟子。 这位子思弟子之字见于《孔丛子》一书，而此书在东汉中期最后成书之前未得公布。所以，这期间人们无从确切地知道这位字子车的孟轲，更没有人提及孟子的字。 现存最早提到孟子字的文献，是魏晋时期王肃的《圣证论》和傅玄的《傅子》。《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三引《圣证论》： 学者不知孟轲字。按，子思书及《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轲少居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也。 颜师古注《艺文志》曰： 《圣证论》云：轲字子车，而此志无字，未详其所得。 《傅子·附录》：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 这里的“子居”、“子舆”都是“子车”的讹变。正如梁玉绳所说： 古“车”“舆”通用，如秦三良子车氏，《史》于《秦纪》、《赵世家》、《扁鹊传》并作“子舆”可验。惟“居”字恐以音同而讹。颜师古《急就篇》注“孟子字子居”，《广韵》去声“轲”字注云“孟子居贫×轲，故名轲，字子居”，疑非。（《史记志疑》卷二十九） 蒋伯潜也说： 《说文》曰：“轲，接轴车也。”“轲”有车义，故曰字子车；“车”“居”音近，故曰字子居；“车”“舆”同义，故又曰字子舆。[9] 对于魏晋时期陡然出现的孟子之字，宋代以来，已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如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曰： 孟子字未闻。《孔丛子》云“子车”（注一作子居），居贫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字子舆。《圣证论》云：“子思书、《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傅子》云：“字子舆。”疑皆傅会。 明人史鹗《三迁志》曰： 孟子字，自司马迁、班固、赵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干中论序》曰：“孟轲、荀卿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书，至今厥字不传。原思其故，皆由战国之士乐贤者寡，不早记录也。”是直以孟子为逸其字矣。 清人焦循《孟子正义》引以上两家后说： 按王肃、傅玄生赵氏后，赵氏所不知，肃何由知之？《孔丛》伪书，不足证也。王氏疑其傅会，是矣。 但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九却对这些怀疑持保留态度： 魏、晋以来始传孟子之字，故《正义》著之，虽未详其所得，要非无据，可补《史》遗，王氏以为傅会，非也。 实际的情况是，魏晋时期出现的这些关于孟子之字的说法，皆源自《孔丛子》。人们误将这部书中的孟轲当作孟子，因而理所当然地把这位孟轲的字归之于孟子。这就是说，王应麟等人谓这些关于孟子之字的说法为“傅会”是对的，梁玉绳谓其“要非无据”也是对的。这些“傅会”，是有根据的“傅会”。 如果说《孔丛子》出现于东汉中期，其后才有可能将子思弟子孟轲和后来著《孟子》书的孟轲混为一谈，并误传孟子之字，那是容易接受的。然而，刘向、班固之辈皆生活在东汉中期以前，自无缘见到《孔丛子》，为什么他们也说孟子受业于子思呢？这也不难理解。从《文献通考》和《郡斋读书志》的引述看，子思书中业已存在子思与其弟子孟轲的对话了。刘向、班固等人尽管无缘见到《孔丛子》，但他们可以读到子思书这类文献，甚至《汉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就是刘向本人所整理的。当他们读到这类文献中子思和孟轲的对话时，就已经误认这位孟轲为孟子了。至于他们没有提到孟子之字，那是因为这些文献并未记载子思弟子孟轲的字，也就是说没有《孔丛子》中“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这类材料。假若他们读到这类材料，他们早就会和王肃、傅玄一样，声称孟子字子车了。 看来，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乃至孟子字子车的误传，皆源自《子思子》、《孔丛子》这类文献对子思事迹的记载。 或许有人会说，《孔丛子》“孟轲问牧民”一章中的孟轲之语“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与《孟子》首章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不是如出一辙吗？可见那个孟轲就是孟子。这种推测貌似合理，其实不然。首先，仁义和利的对立，早已成为人们所公认的观念，而儒家重义轻利，自孔子已然。所以，“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出自不同儒者之口，并不稀奇。其次，在《孔丛子》中，子思对“利”作了独特的解释：“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仁义之为利，乃“利之大者也”。假设这位就教于子思的孟轲就是孟子，那么他一定会牢记乃师的教导，从而用子思的义利观来回答梁惠王的（如果孟子师事子思，当在其早年；而梁惠王称其为“叟”，则知孟子见在梁惠王在其晚年）。他不会仍象当年那样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而会说“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仁义之为利，乃“利之大者也”云云。另外，《孔丛子》的“亦有仁义而已矣”一语和《孟子》一字不爽，而此语在《文献通考》和《郡斋读书志》所引的《子思子》中作“亦仁义而已”。如此看来，《孔丛子》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有人曾根据《孟子》作过改动。 那么，司马迁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又作何解释呢？《史记索隐》云：“王劭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我认为，王劭的说法是值得重视的。今本《史记》关于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记载，不同于刘向、班固、赵岐、高诱、应劭诸家，这在两汉文献中为独一无二的说法，本来就值得怀疑。而上引高诱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这比《史记》的“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仅多一虚词“于”字，极有可能直接引自衍“人”字之前的《史记》。因此，司马迁关于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记载，很可能同两汉的刘向、班固、赵岐、高诱、应劭诸家本无不同，只是后来衍一“人”字，才形成异说。至于后人根据这种异说而断定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则是以讹传讹了。 总之，孟子虽然深受子思及其门人的影响[10]，并与之构成思孟学派，但他既非受业于子思，亦非受业于子思门人。《子思子》、《孔丛子》等书所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不是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皆由此衍生，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说法都是由思孟时不相值的事实和《史记》衍文的影响所导致的误解。 这个结论着实有点让人出乎意料，甚至连笔者本人也始料未及。 注释：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178－179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420－42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414－422页。 [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178－179页。 [5]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附录《诸子生卒年世约数》表列孟子为公元前390－305年。因其为约数，故于不能确考者，则以“五”、“十”之数为计（表中不能确考的诸子生卒年皆如此），故389可归于390，306可归于305，别无深义，更不意味着孟子年八十六。 [6]杨泽波：《孟子评传》第105－10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 [8]关于子思书的流传，请参阅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417－41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蒋伯潜：《诸子通考》第134页，正中书局1948年版。 [10]关于子思及其门人的著作，请参阅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 （原刊于《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